中国文学翻译作品“走出去”的实践启示

中国文学翻译作品“走出去”的实践启示

浙江日报 2025-02-04 17:00:00

  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共同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作为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桥梁,中国文学翻译作品“走出去”显得尤为重要。

  文化转向是备受关注的国际性学术思潮,不仅为译学研究打开新视野,而且,为中国文学翻译“走出去”奠定坚实的理论支撑和逻辑话语基石。文化转向萌芽于上世纪70年代埃文·佐哈尔提出的多元系统论和图里提出的描述翻译学。上世纪90年代,苏珊·巴斯奈特和安德烈·勒菲维尔等学者倡导文化翻译观。安德烈·勒菲维尔的著作《翻译、历史与文化》的出版,标志着译学研究文化转向的兴盛。文化转向焕发出巨大的活力和学术生产力,其核心要义是将翻译研究放置到更为广阔的历史文化语境中,不仅关注翻译的内部研究,而且关注翻译的外部研究,强调社会、文化、历史、政治等对翻译的影响。因此,阐释文化转向对于新时代文学翻译“走出去”的意义、启示,对进一步推动中国文学“走出去”、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从语言到文化:文学翻译的顺势而为

  文化转向的重大意义是为我们提供了比传统语言研究更为广阔的理论视野和新的阐释模式。它让我们深刻认识到文学翻译并不仅仅是单纯语言间的转换或再现,同时也是文化彰显与文化重塑。文化转向为中国文学翻译“走出去”开辟新的多元视野与文化通道,从译者、译作、读者等方面铺开崭新的观照路径。它将翻译视为一种文化实践,强调翻译活动中的文化因素和历史规约,注重翻译与译文社会的历史、政治、文化、意识形态等关系。

  文化转向提升译者主体性功能发挥。译者忠实原作仅是其中一个面向,还力图厘清译作如何在目标文化中传播和接受,以及如何处理文化差异和文化身份问题。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要关注目的语文化特点,选择相应的翻译策略和表达方式。在译文内容方面,着力打破翻译界以往的陈规,从语词文本转向文化场域,关注译文在目标文化中的接受和影响。读者的地位得到了显著提升。读者不再是被动接受信息的对象,而是翻译活动中的重要参与者。他们能够影响、推动、引导翻译策略的选择,并在一定程度上操纵翻译活动的发生。这种变化体现了文学翻译从以原著及作者为圭臬逐步过渡到重视读者的地位、读者反应等因素。

  翻译的文化转向顺应了中国翻译学跨学科的突围与研究疆域向外延展的诉求,应时而生,意义不容忽视。正如译学界专家谢天振教授敏锐指出的:“随着数字化时代的来临,翻译的对象除了传统的纸质文本外,还涌现出了形形色色的网状文本,也即所谓的超文本 (Hypertext)和虚拟文本(Cybertext);翻译研究的对象变得更加丰富、复杂和多元,口译、翻译服务、翻译管理以及翻译中现代科技手段的应用等问题都成为了当代翻译研究中的热点对象,等等。由此可见,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正好迎合并印证了当前翻译时代的演变与发展的总体趋势。”因此,中国文学翻译作品“走出去”,要求我们具有更开阔的视野重新定义翻译、审视翻译,同时,也要求我们能够“超越文本”,超越翻译本身的规束而重新建构一套话语体系。

  从“走出去”到“融进去”:文学翻译的重构之力

  中国文学翻译作品“走出去”,不仅传递原作的思想文化内涵,而且,作为提升国家“软实力”的重要载体,其意义在于让世界读者领略中华民族的文化个性与艺术魅力,让世界读者了解一个“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形象,彰显文学翻译的重构之力。事实上,文学翻译作品从“走出去”到“融进去”并非易事。长期以来,译学界对“直译”“意译”“归化”“异化”等翻译方法的挪用处置陷于两难境地。文化转向对文学翻译的重要启示是强调翻译不仅仅是语言的转换,更是文化传递、接受和重构的过程。文学翻译不再单纯追求语言上的“忠实”,而是更加注重译文在目标文化中的接受度和影响力。从这个层面上,中国文学翻译从走出国门,到被他国读者认识、熟悉、理解、尊重和认同,这一过程是一个系统、长期的工程,不能一蹴而就。在这一过程中,文学翻译的重构之力得以浮出“地表”。

  译者在文学翻译中,需要较高的思想和艺术水准来探索并构建中国故事国际化表达的语义空间与符码系统,赋予民族的即是世界的、中国的即是世界的认知高度,向世界读者展示民族审美、情感、精神和思维方式等。文化转向赋能中国文学翻译以新的阐释方式,以实现对翻译主客体间的“对话”“调适”和“认同”等“星丛”问题的解答。因此,译者需要寻求文化“平衡点”,即寻求人类、人性的共同点与共通点,尽量减少由读者认知、文化差异所带来的理解问题。例如文化负载词的处理即是一个挑战,在翻译过程中,如何处理具有强烈文化特征的词汇是关键。较常采用转写加注的方式或词汇“改写”以适应文化在地性等本土化策略,都是使外国人能够理解其文化背景和含义的良方。

  译者的态度是客观中立的,需以跨文化视角站在融通中外立场上,寻求中外两种文化的共同点,从而增强读者对不同文化的包容和尊重。例如科幻小说《三体》走红海外,成为中国当代科幻的代名词,是中国文学收获世界性声誉的代表作之一。其最根本的原因即是能够以跨国界、跨文明的视角审视全球人类共同的命运、共同的境遇,从而引起读者深层次的共情。

  文学翻译从语言转换到文化传递的转变,推动了中国文学作品走向世界舞台,促进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大交汇、大融合,这无疑是民族自信、文化自信的生动体现。同时,文学翻译在呼应他者的审美期待中沟通中西文化,拉近了审美距离,使译作的思想内涵得以扩容,进而在异域接受中焕发光彩。

  从交流到互鉴:文学翻译的时代使命

  文学翻译促成不同样态的文学作品世界“旅行”,使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读者跨越语言的河流,增进了解、沟通情感,从而促成深层次的文化认同。文学翻译通过引进和输出异质文化,使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文学版图得以拓展,并获得世界文学的标识。一方面,文学翻译在传递异域文化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通过精准的翻译,将外国文学作品中的独特文化元素、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呈现给国内读者,促进文化的多元融合。自近代以来,严复、林纾、梁启超、傅雷、季羡林、朱生豪、许渊冲、杨绛、钱钟书等翻译家不遗余力译介外国文学作品,使中国读者能阅读世界经典作品,汲取外国优秀著作甘露。例如傅雷的翻译是中国翻译史上的一座里程碑。他翻译的《约翰·克利斯朵夫》等作品超越时空,影响深远。其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即是译作中的英雄主义、爱国主义激励国人拳拳爱国心和报国志。由此,他的翻译不仅具有文学价值,更具有深厚的文化思想价值。

  另一方面,通过翻译,能够将中国优秀文学作品推向海外,让世界更多地了解中国。当下“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首要的任务是加快突破“卡嗓子”难题。因此,文学翻译担负着时代赋予的重要使命,即展现中国文化的自信与自强,切实提升中国文化的海外传播力、影响力和感召力。近年来,通过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丝路书香工程、中国当代作品翻译工程、亚洲经典著作互译计划等,对外翻译推广力度不断加大,与国外出版机构建立合作关系,签订出版协议,推动大量中国图书在海外的翻译出版。如“中国当代文学百部精品对外译介工程”为作者、译者和出版社提供合作与交流平台,促进中国当代文学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文学语言最能够直抵人心,因此文学是易于被理解被共情的艺术样式。文学翻译的价值和魅力在于将这种通达人心人性的力量传递给不同国家、不同母语、不同文化的读者,从而增强对不同文化的包容、尊重和认同。全球化时代,作为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文学翻译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应该并且可以承担维护不同文化和谐共生的重任。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智慧和力量,这是时代赋予译学界的重大使命。

  【作者单位分别为江西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浙江总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