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981年起到中华书局做编辑工作至今近四十年了。1987年至1997年我在书局的《文史知识》杂志编辑部工作期间，尝试着刊发了一些介绍德国汉学研究、日本中国学研究的文章，编辑出版了“法国学者西域敦煌学名著译丛”的几种著作，为之后成立汉学编辑室打下一点基础。这些年来，因为我自己也参与国际敦煌学的研究与学术交流工作，所以对我国学术著作对外推广的趋势也有了一点粗浅的感受。

　　学术著作出版的双向交流，是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内容。改革开放的前三十多年，我国学术著作的出版交流呈明显的“逆差”。在数量上，据约略统计，中国现当代学者的学术著作译成外文的数量不及翻译引进学术著作的十分之一。如敦煌学与西域研究图书，翻译引进的不下三四百种，而我国这方面著作外译的，包括一些重复出版的，只有三四十种。在质量上：我国学者翻译的外国名著多，质量普遍较高，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是商务印书馆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目前已达700种之多)；而因种种原因(主要是国内外译者语言、文化知识与专业水平)，外译的中国学术著作质量问题还比较突出。在推广上，我们对国外学术著作的评介相对重视，书评较多且及时；而外国学界对中国学术著作的评介相对稀少且滞后，如我们书局组织翻译出版的法国学者阿里?玛扎海里的《丝绸之路》印行不久，著名学者季羡林先生就撰写了长篇书评，而季羡林先生的《蔗糖史》出版已多年，据我所知，并无外译，也无外国学者的相关书评发表。

　　近些年来，由于宣传与出版部门的重视，“经典中国”“丝路书香”等外译工程的进展，上述情况有了改变。尽管相较政治、经济、文艺、科技等类出版物，学术著作外译的数量增长还较缓慢，质量问题依然不可忽视，但是，一些带有普及性质的学术著作的外译出版却有异军突起之势，成为我国图书对外推广一个不容忽视的新趋势。如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简明中国”系列，中国大百科出版社的“中华文明史话”(中英文双语版)系列等。我相对熟悉的敦煌学、丝路文化著作，已外译出版和正在进行外文翻译的品种与日俱增(如《敦煌石窟艺术简史》《丝路之绸》《图说敦煌二五四窟》《敦煌学十八讲》等)，而且这些书的外译大多是作者和国外相关学者合作进行。如我参与主编的甘肃教育出版社“走近敦煌”丛书，其中三本书的日文翻译，就是经敦煌学国际联络委员会协调，专请日本著名的敦煌学、语言学家高田时雄教授具体指导日本几位年轻的敦煌学者协同翻译，质量得到了保障。

　　正如罗伯特·李总监先生说，这种“变小众为大众”的努力，是当前图书对外推广一个不可忽视的趋势，也是文明交流互鉴的有效之举。这里还应该有各种辅助性手段。例如三联书店出版的《图说敦煌二五四窟》，初印一万册，不到一个月又加印一万册，仍然供不应求，这与敦煌研究院举办石窟艺术展览、两位年轻作者在各地做相关讲座及报刊评介有关。最近，为了不断学习体验敦煌艺术在不同文化背景的公众中的反应与推介方式，他们作为敦煌研究院文创团队的成员，远赴新加坡在文化旅游部举办的“中国文化周”做敦煌展览和展示“海外文创”主题的同时，与当地年轻学生进行了与图书内容密切相关的互动，效果显著。

　　不管是翻译引进，还是外译推广，一方面，质量与数量都取决于作者、译者合作交流深入的程度，取决于出版社的编辑人员的责任心与业务水平，也取决于正确的舆论导向和宣传推广力度。我觉得，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上海古籍、三联书店、外研社、五洲传播、中国社科、中国人民大学等出版社，在这方面已经积累了很多好的经验。另一方面，也应该防止有条件没条件都一哄而起抢占选题资源的做法。

　　同时，加强翻译质量的检查和测评决不可忽视，这里也涉及一些翻译词语的规范化、标准化问题。如“一带一路”，我国领导人在2013年提出倡议，其英文翻译虽然到2015年已有了国家标准，但目前仍不乏各行其是的译法。据我所知，一家翻译机构承担的一本敦煌学术语方面的工具书，经编辑审读发现有许多知识性的错误，导致出版单位只得退稿。前年，我本人的一本宣传敦煌历史文化的小册子被译成俄文、德文，我发现俄文本翻译上存在不少失误，经与译者及出版方接洽，他们虚心听取了意见，重新翻译，不但提高了图书质量，还扩大了发行面。

　　学术著作，不管是引进，还是外宣，最基本的要求当然就是“好书”。“好书”的标准，最近复旦大学的葛兆光教授在一次演讲中提出有四个特征：好的选题，懂得行情，学术厚度，好的方法。翻译引进与对外翻译的书，我加上两条：好的译者，好的编辑。在译著工作中，美国翻译理论家劳伦斯?韦努蒂在《译者的隐身》中提出的不同文化的“归化”与“异化”的翻译策略，值得参考。同时，对于专业性很强的学术著作，当然还应该有专家的把关，有专业词语翻译标准的好工具书与资料库。

　　总之，中国学术著作对外推广工作的新趋势激励我们继续努力，必须建立中外专家、中外出版机构进行实质性合作的科学、合理的长效机制，而且要把培养翻译与编辑人才作为一项重要任务，而不是急功近利的短期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