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怒，当代诗人，著有诗集《守夜人》《余怒短诗选》《枝叶》《余怒吴橘诗合集》《饥饿之年》《主与客》《蜗牛》和长篇小说《恍惚公园》。

　　“每一句话都是旧的，每一句话都是新的，以‘回归传统’的方式再一次抵达先锋。”

　　余怒在自己的诗集《蜗牛》中，以这样一种方式表达新旧。这里的新和旧不仅是关于语言的，也涉及文化和精神。余怒说，文学作品需要破除陈词滥调，写作者要在前人经验的基础上添加一些还未被过去的语言、过去的诗歌所说出的个体的体验。

　　诗集《蜗牛》由124首12行诗和124首9行诗组成，是一部具有整体构思，结构完整、形式统一的诗集。2019年9月，这部集子获得第四届袁可嘉诗歌奖·诗集奖。评委会认为《蜗牛》“既达到了对事物、场景、情感、经验的抽象，又保留了独特的感性魅力和语言魔力，也让事物和语言相遇之时所激发的神秘性得以充分展露”。

　　多年来，余怒创作了一系列风格独特的诗作。在《蜗牛》这本诗集里，余怒用旧的词写新的意，写出了一个生存在工业时代的小人物在自然中的感觉和感受。余怒认为，在陈词与滥调之间，破除滥调尤为重要，词的表象和意指通常都是很明确的，诗人的责任是在调上做一些创新，在精神的书写上多一些创造。

　　好的作品应当由作者和读者共同完成

　　关于什么是优秀的文艺作品，余怒有自己的见解。他认为，一部好的作品应当由作者和读者共同完成。作者要给予读者的是元素式的东西，读者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阅读经验去理解一部作品，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就是一个参与作品的过程。这与“接受美学”深相契合。按照接受美学的观点，作品的教育功能和娱乐功能要在读者的阅读中实现，而实现过程即是作品获得生命力和最后完成的过程。读者在此过程中是主动的，是文学创作得以最后完成的动力；文学的接受活动，不仅受作品的性质制约，也受读者制约。

　　每一位写作者都有自己的文学追求，余怒追求的是读者看完作品以后“百感交集，却不知从何说起”的效果。用他自己的话说，他试图还原读者对这个世界的感觉——人对这个世界的感觉原是很丰富的，但是有了语言以后，人们的感觉和思维像是马儿一样被驯化了，显得极度贫乏。这些年，余怒一直坚持和努力的就是找到这部分被语言抛弃、遮蔽、尚未被驯化、真正有诗意的东西，把它交给读者。他说，找寻它的过程也正是诗的本质。

　　诗人，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找到人对这个世界的感觉

　　所有古典的阅读方式，读者都想知道作者想说什么。余怒认为，告诉别人关于这个世界的一个道理，那是哲学家的任务；告诉别人这个世界是怎么样的，那是宇宙学家、天文学家的任务；告诉别人要怎么面对自己的情感和心理，那是心理学家的任务；作为诗人，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找到人对这个世界的感觉，找到未被语言驯化的真实的自我。所以余怒在诗中基本不告诉别人任何道理。他坚信，读者打开一个文本，看到一行行的诗，那个过程不叫阅读，而叫体会——体会一首诗，可以调动个体的隐秘经验。

　　同样不必挂在嘴边、记在纸上的还有传统。《蜗牛》的书封上印有一句话：“我绝口不提传统，因为我就在传统中。”余怒认为，写作者无须刻意强调传统，因为所有人都深受传统的熏陶。从小的时候父母长辈教我们说话识字到后来进入学校听老师讲课，无一不是文化的传输。我们不读《论语》，也可能知道“三人行，必有我师”；不读《逍遥游》，也可能知道“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换而言之，我们从生下来就在阅读庄子、孔子，只不过不是用书本的方式，而是用语言传递，这个学习语言、训练语言的过程就是一个继承传统的过程。在余怒看来，文学的最终目的是追求人的经验的自由表达，一个艺术工作者，尤其是青年作家最值得做也是最应该做的事情是创新，在阅读的基础上有所创新，努力为时人提供一种新的经验。

　　美学的观念是不断更替的，大众的审美方式也在不断发生改变。关于什么是美，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回答，不同时代的人有不同的答案。一如上世纪80年代袁可嘉主编的《外国现代派作品选》曾对那一代的写作者产生过深远影响，改变了许多人的美学观念和审美习惯，如今，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学习方式的增多，高等教育对现代艺术的补位，人们对于美的定义更加多元化，对于美的捕捉和感受也更丰富了。这就对写作者提出了新的挑战，对他们的作品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诗人写作的目的，就是要改变读者对诗的模式化的认知

　　“一个现代诗人如何处理写烂了的题材和意象，如何让陈词旧句起死回生这是一件值得琢磨的事；既要使用人人熟知的公共语言，又要借此说出为语言所遮蔽的个体体验。”余怒说，这是他近些年写诗时所思考的问题和坚持的导向。

　　1998年，余怒曾以一篇《诗观十六条》阐明了自己写作的意图，提出了“不言说”“让诗自语”“非诗化”“混沌”“创新”等观点。

　　以非诗化为例，余怒始终觉得，就文学的更替来说，所有文体都要经历一个从文学化到非文学化再到文学化的过程，这个过程贯穿于文学发展始终。诗歌也一样，必须包含非诗化的成分。比如有新诗以后，大家都认为胡适、徐志摩、艾青、海子这些人写的是诗，但是在民国初期，胡适的诗也不被认为是诗。

　　诗人写作的目的，就是要改变读者对诗的模式化的认知，让他们知道诗不仅仅是那样的，还有别的样式，让他们从诗的固有概念里解脱出来。而混沌不是说把诗歌写得混沌一片，而是指诗人创作的诗歌没有人的安排。就像唐代诗人王维的“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它完全是一个自然体，自由地呈现，看不到人对它的判断和安排。至于读者能读到什么，因为个体经验的不同，会出现不一样的答案。

　　言及于此，余怒笑称：“不是说我不安排，人就没有对这个世界的感受了，我只是不主张把作者的感受强加于读者，而是认为应该调动读者的感受，指向他的生存状态和精神面貌，让他自己去体会。”

　　当被问及诗人写诗应当诗以言志还是不必言志时，余怒对“志”的定义进行了区分。他认为，广义的“志”包含了人的所有感受和想法，应当言；但是狭义的“志”仅指对世界有价值、有意义的看法，不必言。

　　余怒强调，语言是文化的负载和一部分，它在敞开的同时也在遮蔽。与言不言志相比，他觉得诗人更应该从现有的条条框框里摆脱出来，像古人一样锤字炼句，将语言、思维习惯造成的感觉的固化和表达的限度打破，向读者提供对这个世界的不一样的感觉。

　　诗歌是文学的一个类别，文学最终是人学。不管诗的形式和观念如何变化，文学的本质是人的自由表达。余怒坚信，既然是诗，肯定有一个最终被认定为诗的东西，这个东西也就是自由的度。但这个度到底在哪里，即便是致力于现代汉语诗艺探索多年的他也说不上来。他猜测，这个度就在诗和非诗的最佳分界点上——当然，这需要更多的实践和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