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广西师大出版社在广州举办了“我的小说是推土机――《青面鱼》新书发布会”。《青面鱼》是80后作家陈再见的首部中篇小说集，收录了《蛇类》《母辈》《殊途》《弃儿》《鱼生》《天桥》等六篇小说。陈再见高中辍学，用五年时间从农村代课老师成长为深圳打工文学新星，被推许为继王十月、郑小琼后第三代打工文学的主要代表作家之一。
陈再见的小说以写实见长，尤擅长表现一些生活在底层的“失败者”。在接受羊城晚报记者专访时，他说：“我是个彻彻底底的现实主义者，我喜欢观察生活本身，原生态的、而非经过文学和影像选择性地呈现，尽管它们有可能是丑陋、阴暗和被遮蔽的真相。”生活中的真实故事，是陈再见创作的源泉，比如作品中多次提及的“湖村”就是以他自己的故乡为原型创作的。陈再见在作品中对现实进行了重构，呈现出一个重建后的故乡，表现了他对家乡文化和深圳移民文化的深刻思考。
壹 写人性的恶，最终为了生活更加美好
羊城晚报：《青面鱼》中的故事多有遗憾，却都得到有希望的结局。作为作者，这样的设置是否和你个人的世界观有关？
陈再见：文学的存在本身就应该是向善的，但向善并不是一般意义讲的“光明的尾巴”，而是更高层面的对世间人事及万物的善意和爱悯。即便是写社会的阴暗面、人性恶的那一面，写作者也不是为恶而恶。具体到《青面鱼》里几个故事的结局，修改整理时我都反复思考过，不过基本上都保留了它们原来的模样。
羊城晚报：《青面鱼》是你的首部中篇小说集，而在今天，创作短中篇小说被认为是小说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你认同吗？
陈再见：从读者市场上看，确实有点。不过我不会为中短篇辩护，在同样的标准下，长篇小说的写作难度肯定是要高于中短篇的，越长越难，这个毋庸置疑。所以，小说家如果注力于写中短篇创作，与其说是“吃力不讨好”，不如说是在回避难度吧――至少我是这样的。我是个有长篇情结的写作者，但迫于才情的不足和现实的压力，我采取了折中。
贰 从打工文学起步，志在构建文学的“岭南县城”
羊城晚报：你以“打工文学”开启文学创作的，那你如何看待“打工文学作家”这个身份标志？
陈再见：说实话，我不是很在意任何外在的东西，包括各种标签，我就没被这个问题困扰。我并不回避打工文学的影响和鼓励，即使是现在，“打工文学”的影子还潜留在我的骨子里，这个没办法剔除，也不尝试去摆脱。作为一个进城打工者，我天生带有怯意和自卑，如手持站票的乘客却坐上了空位置，便只能斜着身体，时刻等着被人叫起来。我唯一的自信来自小说，不管是早期的模仿性质，还是现在自觉地去突破边界，都是我个人的成长。它跟大时代有关，不过终究还是我个人的事。
羊城晚报：你说自己的写作素材多源自身边的生活经历。从最早创作的打工文学，到如今的乡村题材、县城题材，你创作上的变化由什么促成？
陈再见：这是个自然的意识认知过程，具体也跟生活发生的变化有关系。“打工文学”时期的写作，现在回头看，属于一种模仿性的写作。我真正有意识的写作，应该从“湖村”系列开始。湖村当然是我文学的源头，湖村过后，我的小说里无论是打工题材、城市题材，还是县城题材，事实上他们都有了一个若隐若现的“湖村”背景。我试着让小说里的人物行动起来，他们不但生活在湖村，也到了城市和县城，他们已经像幽灵一样到处流窜了。有时这种流窜还是不自觉的，并非我有意安排，有读者或者评论家提出来了，我才恍然大悟。
现在，我正在写一个“东海人”短篇小说系列，选取十二个县城人物和事件进行还原和虚构，试图呈现一个县城的生活面貌。两年前我回到老家县城买了房子，暂且把家安了下来。于是我就成了两个城市之间的穿梭者，老家县城跟我工作的深圳并不远，高铁也就是一个多小时，经过一年的实践，我基本已经习惯了这种双城生活。我想，大势所趋，以后会有更多的年轻人过上这样的生活，这需要便捷的交通网作为基础。这样一来，我今年的写作重点就放在了老家县城。我越来越觉得要写好中国的故事，就必须写好县城的故事，犹如贾樟柯最好的电影是“故乡三部曲”――《小武》《任逍遥》《站台》，光靠这三部电影就可以奠定他在中国电影史上的贡献和位置。我也在试图写出一个中国的县城，至少是岭南的县城。目前已经完成十一篇，接近尾声，陆续在发表。
羊城晚报：你被称为第三代的打工文学作家，你认为打工文学未来会有什么趋势？
陈再见：这个我还真的无法预知，但它肯定不会消失，因为打工的群体还在，更多的述说者还会冒出来，只是打工文学应该会以更复杂或者更多样的形式存在，因为属于这个群体和时代的伟大作品还没有出现。
肆 韩寒、郭敬明 不再能代表80后作家
羊城晚报：近年你发表了众多作品，是如何让自己保持旺盛的创作力的？
陈再见：事实上，我谈不上高产。前段时间，高产作家张炜在劝作家们不要太过于高产时，让我感觉很羞愧，羞愧不是写得多，恰恰是因为写得少。我真正的写作时间，满打满算，也就九年，发表出来的作品，差不多有一百万字。我的写作之路基本还挺顺，2008年开始写小说，当时对自己的生活现状很不满，不想在工厂里过一辈子。想要改变，但改变得有改变的本事。我想了一通，除了会写点东西，我一无所长。事实上，我也是幸运，遇到不少好编辑，他们愿意在我身上用心，给我时间成长和进步。
我很清楚，自己是一个成长型的写作者，不具备多大的天赋和让人过目不忘的才气。就像上学时，一个班里，最调皮和最优秀的学生总是最容易被老师记住，而我通常要等过了大半个学期，老师才知道我是他班上的学生。我的性格是慢热型的，性格不是决定命运么？我的文学命运也是慢热型的。
羊城晚报：但你近年的文学创作确实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关注。
陈再见：我爱好文学很多年，从小学就开始想过成为鲁迅那样的文学家，至少也要像沈从文那样写出《边城》和《湘行散记》，文学理想可谓宏大。说到底是命运使然，遇到生活的关键岔口，我用曾经宏大的理想来解决生活中的难题，幸运的是，还基本解决了。这大概就是我那些年保持高产的现实原因，我并不避讳这个问题。文学史上有大师还是为了还赌债而写作的，我为改善生活而写，似乎还要“高级”一些。
事实上，一个作家“高产”的原因是综合性的，首先他得有东西写、并且想写，关键是还要能写。当然了，也是阶段性的，我现在就写不了那么多，创作力在下降，写作逐渐成为一种自虐式的煎熬。问题是，我还远没有写出心目中那种好的作品，像27岁的麦克尤恩写出来的《最初的爱情，最后的仪式》那样的作品。这正是我目前的焦虑，也可以说是瓶颈期吧。
羊城晚报：你是80后，与韩寒同龄。你如何看待80后作家的众多面相？
陈再见：我现在所理解的80写作群体，基本上和韩寒、郭敬明没关系了。当然，曾经他们代表着80后文学，如今他们所代表的群体发生了偏移，他们可能代表了80后这一代人，却不能代表80后作家这个群体了。前段时间，参加一个活动，来的人几乎都是90后，我问他们还看韩寒、郭敬明的作品吗？他们说，不看了，那是80后看的。事实上，80后也不会看了，可能曾经看过，现在不会了。
我现在所理解的80后作家，脑海里立即浮现的可能会是王威廉、双雪涛、孙频、周李立等名字和面孔，他们有各自的才气和阅历，也有写作的方向和文本，有理由在他们身上寄予文学的厚望。
叁 对家乡怀有“恨意”，反而觉得离家乡越近
羊城晚报：在你的写作中，大量涉及家乡陆丰地区。在这么长的时间里，你对于陆丰及当地历史的看法有着怎样的变化？
陈再见：我的家乡海陆丰是一块神奇的土地，遗憾的是它一直缺乏文学书写，自然就缺乏一种以文学的眼光来构建的审美。我难以用费孝通《乡土中国》式的学理来解释家乡，也不擅长像时下人们所热衷的非虚构方式去表达，我能用的方式就是小说。
我曾经在一次分享会上说过，我对家乡怀有“恨意”。我的恨意其实可以分两个层面讲：一个家乡人面对自己的家乡，这本身并不需要解释，就像我们在青春期也曾反对过父母，这是一种情绪上的恨意；再者，当我以一个写作者的身份来看待家乡人事时，其实已经带上了文学虚构，这是两者间的微妙区别。而我从文学的意义上书写“恨意”时，事实上我带着深沉的理解和悲悯，我知道一切事情的根源都有其背后不可扭转的缘由。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越写家乡的丑陋，便觉得离家乡越近，甚至直捣内部，达到如透过显微镜呈现的效果。这看似矛盾，事实上又在另一个高度上达成了和解。
羊城晚报：你如何看待今天的小说家集中关注农村题材的现象？这和目前小说家的成长年代、背景有关系？
陈再见：乡村题材一直是我们这个农业大国的文学传统，我们最初的文学教养大多也来自于此。当然，文学不会狭隘到信奉题材论，正当大家对乡土散文产生审美疲劳时，不是也出现了刘亮程《一个人的村庄》那样让人惊艳的作品吗？文学有传统，也有意外。
以我个人而言，我的乡村写作还跟记忆有关。我相信每个写作者都逃离不了自己的记忆。我从小在农村长大，童年记忆几乎都来自身边，以及母亲经常跟我讲起的属于一个村庄更久远的故事。那些东西在我没写作之时，它们仅仅是故事，一旦开始写作了，自然就成了我随手拈来的题材。我的“湖村”系列小说就是这么写成的，它们有我的记忆，也有我母亲的记忆。
比如《大军河》的故事，就是我母亲讲给我听的，故事发生在文革中期，那时我们村里有一对汕头下放的知青夫妻，他们都是老师，有一对可爱的双胞胎女儿。那年夏天，双胞胎姐妹为了到湖里采摘一朵水橄榄花，双双溺水身亡。女孩的母亲号啕大哭，父亲却一言不发，直到离开村里，他都没说一句话，像是傻掉了。母亲一说起这个，就会忍不住掉眼泪。因为母亲，我记住了那两个女孩，和她们的父亲。我无数次想象两个女孩的样貌，于是就有了《大军河》里所描述的情景。我想，这种人类的情感，无论是农村还是城市，其实都是相通的。（朱绍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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