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兴有
16日,该书出版座谈会在深圳市委党校举行。围绕中国道路与中华文化的有关问题,记者采访了该书的主编、中国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会副会长、国防大学原教育长、少将夏兴有教授。
中国文化赋予中国道路深刻的根基和自信
记者:近年来,伴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有关“中国道路”的议题也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关注。在这样的背景下,您为什么选择《中国道路的文化基因》这个题目呢?
夏兴有:“中国道路”研究热,始于2004年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乔舒亚・库珀・雷默发表的一篇文章《北京共识:提供新模式》。自此,有关“北京共识”、“中国模式”、“中国道路”的著作便逐渐多了起来。纵览以往特别是国内的一些研究,总体感觉是有关中国道路的政治性解读更多一点。实际上,中国道路既是一个政治命题,也是一个学术命题。作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要善于“政治命题学术做”。在诸多的学术研究范式中,文化不仅包含逻辑、方法的意蕴,而且包含历史、思想的意蕴,所以,研究和阐释中国道路,文化是一个很好的视角和切入点。
对于我们来说,从文化的视角解读中国道路,既是政治责任,也是学术追求。在文化日益多元化的今天,我们应该怎么看待中国传统文化呢?经过改革开放近四十年的洗礼,我们已经走出了对传统文化认识的误区,达成了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这样一个共识,但对于中华文化与中国道路之间的内在契合点仍需我们去深入挖掘。这个工作做不好,就没法讲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特色”到底表现在哪里。
记者:宣传中国特色需要讲清楚中国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那么,您认为中华文化在中国道路的选择过程中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
夏兴有:一个国家发展道路的选择,会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生产力发展程度、政治制度结构以及政治领导集团的价值取向都会影响一个国家的发展走向,但文化始终是其中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马克斯・韦伯曾说,任何一项伟大事业的背后,都有支撑这一事业的文化精神。西方之所以能够率先打开现代化的大门,一个重要原因是新教伦理在西方的广泛传播,以及诞生在新教伦理基础上的资本主义精神的支撑。后现代化国家可以学习西方现代化的经验,但决不能照搬西方模式,因为决定一个国家发展模式的因素不仅包括经济政治因素,更重要的还取决于文化因素。
中国道路的选择,毫无疑问也是历史合力的结果。习近平总书记曾讲:“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基本国情,注定了我们必然要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在影响中国道路选择的各种因素之中,“独特的文化传统”是首要因素。我在书中阐述中华文化与中国道路的关系时,讲了两个观点:一是中国文化奠定了中国道路的根基,二是中国文化孕育了中国道路的自信。如果我们回顾中国道路的形成、开拓历程,我们就会发现,文化犹如一只看不见的手指引着中国道路的走向。诞生在我们脚下的中国道路,怎么也离不开赋予这块土地以灵魂的中华文化,可以说,正是中华文化赋予了中国道路最为深厚的根基和自信。
中华民族复兴需要文化复兴
记者:讲中国道路就不能不讲全球化问题。我们看到,伴随全球化的发展,世界已经成为了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共同体,但全球化并没有带来发展模式的趋同化,原因是什么呢?
夏兴有:全球化是当今世界发展最显著的特征。在全球化背景下,人类发展的“共同性”确实在显著增加。但如果我们据此将全球化理解为“世界趋同化”,那就是对全球化的一种误解。
实际上,发展模式的多样性已经被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所证实。国情不同,发展道路也必然不同。当然,国情又是一个综合性范畴,由多种因素构成,其中有两个因素最为关键:一是生产力发展水平,这是最主要的因素,它决定一个国家的政治结构、文化结构,也决定发展模式的特点和形式;二是历史文化传统,这是影响最深刻的因素。如果说生产力发展水平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不断变化,那么历史文化传统则是相对稳定的。因此,历史文化的影响虽然不是决定的,但却是最深刻的,也是最稳定的。在全球化时代,越是传承民族的,才能彰显自己的;越是尊重民族的,才越具有世界意义。
记者:在中国道路的选择过程中,中华文化可以说起到了一个基础性的作用。那么,面对未来,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历史任务当中,中华文化又可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呢?
夏兴有:经过60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近40年的发展,中国经济的繁荣与崛起已是不争的事实,但相对于经济来说,文化的繁荣和崛起还没有跟上。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指出,“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既是一个历史的总结,也是一个时代的要求。
对于中华民族来说,中华文化是精神家园、民族血脉,是将全体中国人凝聚在一起的精神纽带,更是我们最突出的优势和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而今,文化软实力已经成为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国崛起、民族复兴不仅是经济现象,也是文化现象。中华民族的复兴,不仅需要经济的复兴,也需要中华文化的复兴。(韩文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