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届“万松浦文学奖”日前揭晓，刘玉栋的短篇小说《芬芳四溢的早晨》、罗伟章的中篇小说《镜城》、树才的诗歌《雅歌》、庞余亮的散文《在那个湿漉漉的平原上》、丛新强的评论《文学生活：全球对话主义语境中的文学路向》分别获得小说、诗歌、散文、理论奖等。 公开资料显示，“万松浦文学奖”由万松浦书院、鲁东大学、山东教育出版社、山东文学馆联合主办，为奖掖华语写作而设。 获奖者罗伟章是四川达州人，现为《四川文学》主编、四川省作协副主席。罗伟章告诉红星新闻记者，其获奖小说《镜城》原载于《钟山》杂志2021年第5期，讲述了“一个小镇人物到全国各地漂泊的故事。”万松浦文学奖评价称，“罗伟章以历史与当下、城市与乡村、现实与虚构的多重镜像，构筑了一座小说的《镜城》，以‘剧中剧’的方式呈现一种亦真亦幻、亦梦亦觉、生与死交替、历史与现实往返的生存状态，在个人遭遇与家国历史的回忆和想象中，书写了现实逻辑与历史悖论的互为纠缠，精神寄寓和价值归宿的自我诘问。”3月20日，红星新闻记者采访了罗伟章。

　　红星新闻：获得第十三届“万松浦文学奖”，在您的预料之中吗？

　　罗伟章：那没有。获奖是好事，会给写作者一些鼓励，并鞭策自己要写得更好才行。但获奖都是添加的、意外的，并不构成写作的目的。一个真正的写作者，大概不会去想获奖那件事。如何更加完整地表达自己，才是根本和命脉。

　　红星新闻：写作《镜城》的缘由是怎样的？

　　罗伟章：三十年前，我当时的单位上有个人突然离职了，半年后回来，说自己在北京一家公司写剧本，说自己在公司里很吃香，是个骨干。这让我很惊讶。他在单位上烧锅炉，平时没听说他能写，更没听说他写过什么。那时候我是单身汉，他爱到我寝室来聊，有天他来告辞，说又要上北京去了，同时带来一份他新写的文章，写在学生作业本上，只有半页，我当即看了，几乎没有一句话是通顺的。这让心里为他悲凉起来，我知道他不可能进什么公司，更不可能成为骨干，他只是用想象为自己塑造了一种生活。这件事一直搁在心里，有天想起来，就写成了这个小说。现在写得慢了，具体写了多久，也没在意。

　　红星新闻：您怎么评价陈永安这个人物？

　　罗伟章：陈永安这个人，当然已经不是三十年前我们单位上那个人了，他有了更丰富宽阔的维度。他在现实中有着梦想，却并不因梦想而看轻了现实。现实是他必须面对、应付的，但梦想也是他的权利。我觉得万松浦文学奖的评语说得比较到位，对小说的评价同时也可以看成是对陈永安这个人物的审视。

　　红星新闻：陈永安数次在漫游的长梦中离开故乡。在您看来，故乡，是精神的原乡，还是意味着自我认同的困境？

　　罗伟章：精神的原乡倒不一定，但你说的“自我认同的困境”说得好。在困境中挣扎，挣扎无力，就用长梦去实现，这也是一种人生。人生并非只是看得见摸得着的部分，更不只是讣告上的部分，还有很多潜伏起来的部分，潜伏起来的部分更多更宽广，写作者的使命，就是打捞出那一部分，写作者的能力，也就是潜水的能力。

　　红星新闻：您的笔下，呈现了农民工问题、教育问题等现状。在您看来，作家是否有关注现实的义务？

　　罗伟章：不能叫义务，叫本职更妥当些。作家们都在写现实，区别只在于怎样写，以什么视角和时空设置去写。我也不喜欢用人物身份去界定小说类别，所有小说的人物首先是人，归结起来还是人。

　　红星新闻：您曾说，写作是“为心灵找到一条通往自由的路径”，现在您找到了这条路径吗？

　　罗伟章：我在努力寻找。呈现在小说文本上，就是我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小说这种文体，全部本质就是“由我说了算”。当我带着宽博之心去看待世间万物，有一种明白之后的慈悲，有对巨大和微物的尊重，事情就成了，怎样去结构故事、塑造人物，就看我的了。这时候，小说的规范和界线，都不存在。

　　红星新闻：您最推崇托尔斯泰，他对您的写作带来了怎样的影响？

　　罗伟章：庄严。托尔斯泰和鲁迅他们，都让我明白了庄严的尊贵。不管你是什么类型的作家，庄严都应成为底色。庄严不能伪装，想伪装也伪装不来。有些作品，通篇插科打诨，但让我们读出了真正的、富有力量的生活，读出了生活中笑与泪；有些作品，满脸正经，却四处漏风，四处露出卑琐和狭隘。托尔斯泰这样一批伟大的作家，从来不视写作本身为最高目标，思考人生才是，同时尽其所能，让自己变得阔大丰饶，成为世界的增光者——而不是名利场中渺小的一员。

　　红星新闻：您曾说，因工作需要，才用微信，“但到底只把微信当成短信用，几乎不刷朋友圈”。碎片化信息时代，对您的写作带来冲击了吗？

　　罗伟章：说一点冲击没有是不可能的，总有那么多信息要来填塞你，而那些信息与你的精神生命毫无关系，要说有，也多半是损。我要做的只是止损。但要说根本性的冲击，完全说不上。建立自主性的写作立场，是一个作家的基本功。（记者 彭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