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纪念《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由野村万作、野村万斋父子出演的“狂言”近日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公演一场。前期售票的火爆程度与演出现场的反响热度，足以说明中国观众对这场演出的期待。由颜值、技艺双料在线的野村父子将日本传统舞台艺术带到中国观众面前，加上充分本土化的字幕翻译，让观众能够借助中文词句的魅力，从“薅蘑菇”、“蔫吧悄”的生动，到以“酒有美德能解愁，疗效赛过忘忧草”形容酒的甘甜、以“天欲令其灭亡,必先让其疯狂”形容蘑菇疯长的俏皮，可谓既满足了粉丝心理，又促成了一次日本古典艺术在中国的成功译介与输出。

　　狂言本是能剧演出幕间休息时的滑稽短剧，仅从这次演出的三部作品，我们就不难看出，实际上，狂言与中国戏曲近似，舞台上同样是空空如也，主要凭借演员的叙述（声音）和身段（身体）完成故事的讲述，而狂言的情节更加简单，往往几句话就可以概括。这次的《棒缚》讲的是主人担心家中两个仆人趁自己不在，偷家里的酒喝，于是这天出门前将两人分别捆绑起来。不成想主人离开后，两个仆人合作偷酒，正当把酒言欢、歌舞助兴之时，主人回来了。《川上》的主人公是一位乡下的眼盲老人，为了重获光明，老人离家去拜菩萨。菩萨让其重获光明，但条件是回家就要休掉妻子。老人回家后，妻子听了十分生气，咒骂菩萨，老人只得放弃休妻，却再度失明。最后的《茸》则是一出十足的闹剧，茸就是蘑菇，故事讲了一个年轻人家中长满蘑菇，于是请法师到家中驱蘑，不想蘑菇越来越多，最后成了精，将两人轰出了家门。

　　对中国戏曲稍有了解的观众，看过日本的歌舞伎或是狂言，很容易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相较于中国戏曲的唱念做打，日本古典戏剧的舞台表现方式并不算复杂。然而狂言又有其独特的可爱之处，作为一种诞生于且服务于庶民文化的艺术，狂言的舞台仿佛摸透了百姓平凡生活中的娱乐欲求，相比于京剧，这点更像是我们的民间小戏的追求。

　　这次公演前，野村万斋的导赏可谓言简意赅，他将狂言描述为，（狂言）舞台上的角色模仿的是普通人，满足的是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中想要实现的一些小愿望。可谓朴实又切中狂言艺术追求的根本。拿《棒缚》来说，这个小戏除了以夸张的肢体让观众感受到喜剧气氛，更重要的则在于演出充分满足了观众的上帝视角。故事临近结尾，主人回家后站在两个偷酒的仆人身后，此时已经微醺的两个仆人看到主人映在酒杯中的面容，竟然以为是主人的魂，于是编起了调侃主人的歌谣。试想，即使是当下的上班族，看到这里，也难免会联想起自己或身边人编排上司老板的小心思或小段子。

　　相较而言，《川上》的落脚点更在于笑与悟的兼得。故事不仅表现了普通人的生活，更是试图达到以此教化百姓的目的。盲眼老人在重获光明与再次失明之间，其所经历的种种暗含了因果与虔诚，然而与此同时，咒骂菩萨的妻子在老人再度失明后，又主动提出这辈子要继续当他的拐杖，又让人不免为夫妻情深心生感动。盲眼老人在故事结尾说到自己从这次经历中得到了感悟，正是作品试图传递给观众的题旨，一种介乎神性与人性之间的平衡。实际上，狂言艺术从舞台设置到演出种种，都像是在追求这种平衡，试图让作品实现庶民娱乐的同时，又让演员、观众与舞台保持一种神性的距离。从舞台后侧“镜板”上的青松图案，到幕口处的彩帘升降，从演员上下场的姿态，到检场人员对待道具的态度，狂言演出中的各种细节，共同营造出了一种在神性庇佑下娱乐的氛围。

　　狂言作为一种喜剧，其让观众喜爱的根本在于能够让观众发出笑声，而观众为什么笑，又指向每个个体不同的生命体验与丰富的内心情感。观众的笑，或许是因为演员夸张的肢体表达，比如《棒缚》中，两个被绑的仆人费力地偷酒喝；或是因为男扮女装所带来的不适应；也可能是因为演员在舞台上虚拟出了非人的事物，比如《茸》中，七个演员凭借斗笠、面具和矮子步，表演出了颜色形状各异的蘑菇，让人觉得古灵精怪。当然，更有《川上》故事中需要静心体悟的会心感动之笑。

　　无论是出于什么原因发笑，狂言作为一种日本古典戏剧艺术，发展到今天，无论国内还是国外，依然可以拥有这么多年轻的观众，刨除明星效应，这种艺术形式自身对舞台的尊敬，对庶民娱乐心理的拿捏，是否唤起了我们对中国民间艺术的记忆？而狂言表演的技艺本身，又是否能够对我们的丑角艺术，甚至戏曲艺术的表现有拓展性的启示？这就是这次文化交流留给我们的课后作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