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一的故宫博物院全天闭馆，没有了人头攒动、摩肩接踵的游客，这座旧宫殿显出令人心醉的宁静和肃穆。

　　午后，祝勇从西华门步入故宫，这是他成为“宫里人”7年多的时间里最常出入的宫门。他工作的地点在故宫西北角，是西北角楼下一个两进四合院，那曾经是紫禁城的城隍庙，现在成了故宫研究院的所在地。

　　这个常玩笑说是乾隆同事的故宫人走得稳健从容，有种走在“我的宫殿”中的自信，言语也是不疾不徐：“有人问北京故宫的镇馆之宝是什么？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因为它是中国最大的艺术品博物馆，里面珍藏的各类文物总量达186多万件，全中国42%的珍贵文物藏在这里。所以有人答，故宫这座建筑本身就是最大宝贝。我觉得也挺对。”

　　他一边走，一边介绍着沿路的这个宫那个殿，这个桥那个庙——它们的前世今生，它们的兴衰荣辱。他毫不掩饰对这里的由衷喜爱，毫不吝啬对它的溢美之词。

　　当所有现代人的喧嚣和拥挤退出这里，他眼里的紫禁城变成了一个生命体，有呼吸、有情感。

　　问起他在这里工作的感受，这个不断书写故宫，着有《旧宫殿》《血朝廷》《纸上的故宫》《故宫的风花雪月》《故宫的隐秘角落》《在故宫寻找苏东坡》《故宫的古物之美》等多部作品的作家却仿佛词穷了似的，翻来覆去只有两个字：幸福。

　　宫里宫外

　　“我上中学时，是学校的作文大王，市里省里包括全国的作文大赛，学校都让我去参加，准保都拿回奖来。当然作文的写作都是比较简单的，可我确实喜欢写，对文字很痴迷，所以我考大学时，主意挺正的，一是想去北京，北京的文化特别吸引我；二是必须上中文系。”

　　他的这两个理想都实现了，1986年，他考到了北京国际关系学院，上了中文系。

　　中学时，他喜欢读书，尤其历史类的书籍。父亲书架上的书，能读懂的、读不懂的、读半懂的他都翻遍了。他家有满满两书架的书，在“文革”后期的普通家庭里也算是凤毛麟角了。

　　后来他看了刘心武长篇小说《钟鼓楼》，很喜欢，读了许多遍。

　　“北京城中轴线的最北端，屹立着古老的钟鼓楼。鼓楼在前，红墙黄瓦。钟楼在后，灰墙绿瓦。鼓楼胖，钟楼瘦。尽管它们现在已经不再鸣响晨钟暮鼓了，但它们映入有心人的眼中时，依旧巍然地意味着悠悠流逝的时间。”

　　小说中的北京让他向往，让他觉得他生长居住的沈阳太小，又缺少文化的味道。

　　来到北京后，他看到的北京正像刘心武笔下描述的那般，这让这个文艺青年欢喜异常。不上课的时候，他常在北京的胡同里转悠，北京的人文历史让他着迷。

　　毕业后他选择留在北京，进了出版社，因为无论阅读写作还是编辑，和书打交道都是他乐意的。

　　12年后，他选择离开出版社，原因还是他的写作受到了限制，虽然他都是在业余时间写，仍然不断听到不务正业的批评。

　　从2002年起，他成了“行走的祝勇”，浙南山地、楠溪江流域，然后，山西、江苏、四川、云南，一路跑下去，看着无数古籍中提到的地名变成眼中鲜活的风景，他很兴奋。

　　“对于一个远行人来说，阐述远行的意义是多余的。更多的远行人是像我一样悄无声息地上路的，丝毫没有把自己的行旅变成宣言书、宣传队和播种机的企图。相对于大地而言，我们是微不足道的，我们什么也改变不了，除了我们自己。”在一篇散文《用脚思想》里他这样阐述自己的行走。

　　《北京，中轴线上的都城》《西藏，远方的上方》《美人谷，尘世中的桃花源》《再见，老房子》《旧宫殿》《北方，奔跑的大陆》《凤凰，草鞋下的故乡》《江南，不沉之舟》……一系列新散文作品在行走中写下。

　　对于他，散文是大地的原生形态，而行走让他得以贴近生命、贴近历史：“我不是一个历史地理学家，是个作家，更关注生命，以及由生命联结而成的历史。我固然关注那些‘死’的历史信息，从中寻找写作资料，但更关注生命状态。比如传统民居，北京四合院、上海石库门、湘西吊脚楼、福建土楼，建筑本身凝结了不同历史阶段、不同的地域的人对于自身生存方式的思考，可以从中体会他们如何安顿自己的生命。”

　　2006年，他到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当驻校艺术家。可在美国，他总觉得隔，觉得那里不该是自己的长久停留之所，就又回到了北京。

　　“从十几岁开始，我的写作没有中断过，一直在写，可是以前那些东西都比较幼稚，不成熟，算是一种准备、训练，或者说是预习。我觉得我的第一部能够称为‘作品’的书是《旧宫殿》。《旧宫殿》是一个跨文体写作，也叫互文性写作，就是把几种不同的题材糅合到一起，有非虚构的成分，有文学性的，有历史研究的，也有虚构的成分。但是我这几个部分，虚构的我让读者知道这部分是虚构的，非虚构的让读者知道是非虚构的，是真实的。我让它们放在一起产生了一种撞击的效果。实际上等于做一个文体上的实验。”

　　写这本书把他的目光引向了故宫，而仿佛是命运的安排，他之前所有的行走写作思考，也把他人生的轨迹指向了故宫，安放在了故宫。

　　书里书外

　　7月2日晚，一部描写新疆的纪录片《天山脚下》在中央电视台一套首播，正遭遇了世界杯的比赛。然而，酷云EYE数据显示，这部纪录片的收视还是居于同时段全国电视排名（包括央视各频道和全国各卫视频道）第五。

　　其后，《天山脚下》在中央电视台四套重播，数据收视排名上升到全国第二，在豆瓣的评分也从之前的8.7升到9.2。

　　5集，22个普通人的故事，我反复看了几遍，被那看似平淡，却非深情不能讲述的故事深深打动，每一帧画面都那么美，由眼入心，滞留不去。

　　在总导演头衔后看见了祝勇的名字，真是出乎意外，想想，却又在情理之中。毕竟，作为《1405，郑和下西洋》《我爱你，中国》《辛亥》《历史的拐点》《苏东坡》等优秀大型纪录片的总撰稿人，过渡到导演也是顺理成章。

　　在故宫里，我们边走边聊，时坐时行，话题就很难离开故宫，直到说起藏于故宫博物院的《上阳台帖》，聊李白，说到李白的出生地，才引出了新疆。

　　“在拍摄《天山脚下》之前，我除了楼兰古城遗址以外，没去过新疆的其他地方。”

　　那一次去楼兰，他从巴音布鲁克向南，一路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发现自己变得那么微小，在天地间，微不足道。

　　“新疆这个主题实在太难把握。新疆太大，太多元——地理多元、民族多元、文化多元，很难一下抓住它的特征，或者说，它的特征，就是多元。你找不出一种具体的形象或者说一个符号来表现新疆。”

　　这样的难并没有吓退他，反而激发了他创作的冲动。如同他以往所有的书写，他关注的永远是生命的状态：“风景之外，希望能让大家看到人类普遍的生存状态和情感状态，让大家看到——人，他们才是新疆的灵魂，是最朴素最动人的力量。这里的人们生活自带光泽：他们热爱家园又追求梦想，延续传统又拥抱现代文明，还有多民族和谐共居造就出的独特‘新疆味道’，让你在离开很久之后依然魂牵梦绕。”

　　从人的出发点开展的走访和考察，使他最终找到了核心的创作思路——用水做整个片子的主要符号。“新疆是亚欧大陆上距离大海最远的地方，但新疆并不缺水，它以不同的形式存在着。因为有水的滋润，沙漠戈壁里有绿洲；天山顶上的万年冰川，是巨大的立体水库，冰川融水化成伊犁河、塔里木河……吐鲁番的坎儿井；阿尔泰的大雪，固体的水。传承融合，新疆的艺术，是水化育的；新疆人的性格奔腾如江河，透明似湖水；新疆的文化，就像滔滔大河。”

　　近两年的时间，寒来暑往，摄制组大约20人，总行程超过15万公里。在海拔负154米的吐鲁番盆地和海拔超过4000米的帕米尔高原之间穿梭，在凛冽的北疆严寒和恐怖的南疆毒热的轮番折磨之间奔走。在鄯善拍摄沙漠，温度超过了50摄氏度（地表温度已接近80摄氏度）；在阿勒泰拍摄雪，连航拍器都冻得不能工作，有摄影师甚至患上了雪盲症。“克服了很多困难，不容易。我给这个片子打七分吧，有很多不满意的地方。”他淡淡地说，“还有一部同名的纪录电影准备上映，我还在改，想把故事弄得更紧凑些。”

　　问起他在文字和影像两种语言间的转换，他答：“不会感到混乱。在这两种艺术形式之间转换会给人带来新鲜感，带来创作的激情，汲取新的营养。不然我可能会陷入一种习惯性的重复中。在两种不同形式中游走能使我处于一种开放的状态。同时他们也是相通的，有关联的。写历史散文，与历史纪录片其实只一墙之隔，十分接近，很容易彼此转换。像《天山脚下》这样的现代题材的挑战要大一点，但你用文学的方式去创作它，它们就又是相通的。”

　　2017年6月，故宫博物院成立了一个影视机构——影视研究所，它是故宫研究院若干研究所的一个。“这个机构，主要不是为了研究，而是为了创作，为了更好地整合资源、整体规划，主导故宫题材的影视创作。这个研究所目前是由我负责，不只是纪录片，甚至电影、电视剧都在考虑之列。故宫的文化需要更多的形式展现给观众。”

　　讲起自己的本职工作，他规划清晰，“从《故宫》到《我在故宫修文物》，关于故宫的纪录片差不多部部‘火’。后年是紫禁城建成六百周年，单霁翔院长说要‘把壮美的紫禁城完整地交给下一个六百年’，要用影视把紫禁城六百年的历史进行回溯、反思、传播。目前，关于六百周年的大电影、电视剧、话剧都在推进中……”

　　他在研究所院里的那间办公室很小，单是摆了书柜和书桌，就显得十分拥挤了。在屋里与他站着谈话，随着他的思绪在天山脚下和天子脚下穿越，倒忘记了身处场所的狭小。

　　心里心外

　　今年，继《故宫的风花雪月》《故宫的隐秘角落》《在故宫寻找苏东坡》“三部曲”之后，他又推出一部《故宫的古物之美》，用文字建造了一座“纸上博物馆”，涉及了18类国家宝藏的前世今生。“祝勇故宫系列”正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到年底可出6种，到后年紫禁城600年可出齐20种。

　　近一段时间，新书推广，纪录片的播出，影视研究院紧锣密鼓的工作都让他的节奏忙碌。而写作和阅读两件事却从没有因忙碌而间断。

　　如果在北京，他的写作在早晨，没有特别的事儿，雷打不动地坚持。而要去外地，他也会抽一切时间写。就是在飞机延误的机场，拿出笔记本，他就能进入到自己的文字世界。

　　而阅读则更是随时随地了。虽然有时也会拿手机阅读，但在他看，什么都不能代替纸上阅读，因为从书里面获得的是系统的知识和对这个世界更加深入的认识和看法，是碎片化的网络渠道多不能提供的。

　　“你问我如果可以重新选择，我要选择什么样的职业，就我个人而言，我还是更热爱文字。在我看来，文字的世界是那么神奇，文字的不同组合，可以创造出无限丰富的世界。我对文学无比忠诚，从来也没有抛弃过它，也非常享受写作的快乐。那你说我去做个商人，或者做个大官，有很多钱，有很大权力，但生活里没有写作，这对我完全无法想象，尤其我还工作在故宫。所以给我再多选择，我还是更喜欢现在的职业，现在的生活，很满足，很幸福。”

　　他对目前生活的满足感，在他的文字里到处可见：“写作者的世界里没有红毯、欢呼、掌声，甚至没有任何与虚荣有关的东西。写作者所依赖的只有寂寞而诚实的劳动，工具只是一支笔，或者一台电脑，但他的世界无限广大。”

　　“花开花落、燕去燕来，我的生命，和宫殿的寒暑联系在一起，这是一个历史书写者的幸福。阿房宫、未央宫、大明宫都不存在了，所幸，我能守着一个紫禁城，它带给我无限的表达冲动，也给我无限的灵感。

　　“在故宫上班，最浪漫的事，莫过于守在故宫博物院图书馆里，读《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版）。

　　“假如是在春天，我离开研究院时，锁上古旧木门，然后沿着红墙，从英华殿、寿安宫、寿康宫、慈宁花园的西墙外，一路北走。还没走到武英殿和西华门，在慈宁花园和武英殿之间、原来属于内务府的那片空场上，向东望去，就会看见三大殿侧面、金色的戗脊上，夕阳的余晖无比明亮。我想很少有人会在这样的时刻、从这样的角度去看三大殿，心里会升起无限的幸福感。

　　“许多来故宫的游客或许不曾注意，故宫最动人的时候，是百花盛开。在这古老的院落里，春天，无疑是一场盛大的节日。有人说，第一缕春风是从东南角楼吹进紫禁城的，那么同时期开放的花，应该是由东向西，像一层层浪，漫过紫禁城的。其中，宁寿宫花园里的二月兰、绛雪轩的太平花、文华殿前的西府海棠、建福宫的梨花，都让人感受到宫殿里的时光流转、生命律动。”

　　今年五月，吴昌硕书画篆刻展在故宫文华殿开展。文华殿在明代是皇太子的东宫，清代为举行经筵的地方，殿后是着名的藏书楼——文渊阁。他的新书《跟着吴昌硕去赏花》读者见面会也在此间举行。这，是文华殿六百年来的第一次读者见面会。而他却说：“在故宫这所大学校里，我只是一个永远都毕不了业的小学生而已……”

　　秋半的故宫下午，阳光薄而亮地照着，飞鸟掠空而过，没入到那动辄几百岁的古树中去。这座建筑依照它当年设计的初衷吸收着日月精华，并不去管在其中的过客是纵论天下的帝王，还是伤春悲秋的臣子，抑或是正在这里谈论着它的我们……有一瞬间，风动树动，心神像被摄收住。想起他写在《故宫的古物之美》序言中的句子：“600年的宫殿，7000年的文明，一个人走进去，就像一粒沙，被吹进沙漠，立刻不见了踪影，故宫让我们收敛起年轻时的狂妄，认真的注视和倾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