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6日,农历四月初二,亚圣孟子诞辰日。当天下午,在孟子墓所在地的邹城市大束镇山头村,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山头花鼓戏在中断了五十余年后,恢复向群众公开演出。400多名得知消息的当地群众,早早地将村文化大院围了个水泄不通。“哪想到还能听到花鼓戏啊,几十年不演了,以前山头会上唱花鼓戏的时候,我是一场不落,现在只能听听录音了。”邻近的云山营村村民75岁的刘德国说。

　　流传民间的歌舞走唱艺术

　　花鼓,是广泛流传于我国民间的歌舞走唱艺术,因主要伴奏乐器为花鼓,民间又称其为“花鼓戏”“打花鼓”“花鼓丁香”。明末清初时,花鼓以安徽为中心向外传播,流传入山东的花鼓在省内又分为东、南、北三支。由各路花鼓所衍化而成的地方剧种很多,山头花鼓便是南路花鼓的重要分支之一。

　　山头花鼓,因传承于邹城市亚圣孟子林所在的山头村而得名,是一种极富文化底蕴、民俗风情和乡土气息的地方曲艺,分布在邹城、泗水、曲阜、兖州、滕州等地。2013年5月,山头花鼓以山东花鼓的子项目入选第三批山东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属曲艺类别。

　　作为一种介于曲艺和民间小戏之间的艺术,山头花鼓,以歌舞为载体,以说唱故事为目的,所唱内容以历史人物故事、身边家长里短为主。如《梁祝》《薛礼还家》《张廷秀赶考》等剧目,都有生动的故事情节。当多人演出时,山头花鼓以拉地摊为主,并不使用戏台演出。“花鼓场子不用提,三条扁担一领席”,意思是说用三条扁担围定一个范围,用一领席遮挡一下后台,就是一个演出场地了。这样的演出,演员基本上一人一角,按脸谱化妆,穿蟒扎靠,出将入相。显然,这种演出是集歌舞、故事、代言体于一身的戏曲雏形。

　　但是,山头花鼓最初是由两个人肩背花鼓上街乞讨卖唱,后发展为到集市庙会上“拉场子”,曲艺特征明显。山头花鼓的主要伴奏乐器是花鼓和梆子,其他打击乐器有大锣、小锣、钹、铙等,不用丝竹管弦乐器伴奏。简便时,一人挎花鼓,就可沿街卖唱。大多数时候,两人搭班,一人打鼓,一人打梆子或小锣,一人多角,时时地进入角色、退出角色和转换角色。这时演唱者多扮为男女二人,简单装扮。扮男者称“鼓架子”,扮女者称“包头”。有条件的艺人,男的会穿戴中式裤褂、布鞋、礼帽或六块瓦帽垫。女的梳头带花,敷粉施脂,插银贴鬓,腰系带飘带的罗裙,手拿折扇或手帕,脚踩高跷或穿彩鞋。表演时男的打鼓点,女的配合鼓点表演步法,边唱边舞、载歌载舞。没有条件购置服饰的,艺人就身着便装演出。

　　从兴盛走向濒危

　　山头花鼓戏的产生发展,与孟子文化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在历史上,随着每年农历四月初二孟子诞辰日前后,前来山头村拜谒孟子墓人数的增多,逐渐形成了后来声名远播的古庙会——山头会。花鼓戏在清代中期传入当地后,每年由孟姓传人在山头会上演唱是必不可少的重要内容。山头会上,周边数个省份的各界名流也少不了观看花鼓戏。他们所带来的外地文化与本地儒家文化、乡土文化交流、碰撞,对山头花鼓戏的形成发挥了重大作用,塑造了其独特的演唱风格,具有很高的文化艺术价值。孟子文化、山头古庙会、山头花鼓戏三者可谓交相辉映、相得益彰,相互催生壮大,成为一种难得的文化现象。

　　据当地艺人讲,凤阳花鼓艺人流落到孟子林山头会以后,最初并不是被山头村孟家人收留,而是被附近大束村的富户收留。凤阳花鼓艺人把花鼓艺术传授给大束村一带的艺人,早期留下名字的艺人有李姓人、张姓人、吴姓人,但没有孟姓人。那个时候,山头花鼓还不叫山头花鼓,直到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山头村孟广成拜大束村艺人吴化本为师,学习花鼓艺术,孟广成也就成为了山头村传承花鼓的第一人。

　　孟广成是孟子第七十代后裔,在孟氏二十个支派中属于“林前户”,主要活跃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至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孟广成的妻子名叫韩小莲,艺名“盖山东”,也是着名的花鼓艺人。由于家族的联姻,花鼓在山头村逐步繁衍壮大。直到这时,花鼓才真正与“山头”结缘,随着山头会的兴盛而兴盛开来。有顺口熘是这么说的:“孟昭景,嗓子甜,拿手好戏是隔帘,一唱隔帘准挣钱。”“孟昭景的班子进了庄,家家户户不喝汤。”

　　孟昭景乃孟广成与韩小莲之子,《隔帘》乃《梁祝》下本,“喝汤”是鲁西南一带的习惯用法,指吃饭。由此可以看出,在孟昭景时代,山头花鼓已经有了相当的影响力,并且已经组了规模戏班,不仅仅局限于集市庙会演出了。

　　但是,这也为山头花鼓在民国后期走向衰落埋下了伏笔。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后期,孔孟家族修订族谱时,主事人认为拉弦唱戏有辱圣贤门庭,圣贤之后绝不能出“戏子”。于是勒令山头村孟氏后裔停止传唱花鼓活动,否则便不能载入族谱。

　　在那个时代,宗族是每个成员的内在依托与心理慰藉,宗族的民俗控制力极强。不能载入族谱就意味着被逐出族门,在这股民俗控制力量的推动下,孟昭景及其戏班后人,只好忍痛砸碎锣鼓家什,烧毁戏箱行头,停止传唱活动。这致使山头花鼓销声匿迹若干年,错失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提倡文艺大繁荣的良机。尽管文化部门进行了挖掘性抢救,但生存空间与其他地方剧种有此消彼长的关系,山头花鼓逐渐走向濒危。

　　困难重重的抢救性恢复

　　“山头村文化底蕴深厚,发源于这里的山头花鼓戏闻名遐迩。也知道这些年它的发展状况不乐观,但到村后发现情况比想象得更严重。”从事文化工作多年的孔祥如,去年任职东山头村党支部书记,出于对文化遗产的热爱,他对山头花鼓戏进行了一番调查:“花鼓戏几十年没演唱过了,仅存的两三个老艺人,年纪最小的也70多岁了,身体状况也不好。年轻人对此不感兴趣,忙于生计也没时间学这个。山头花鼓戏随时面临着断代失传的危险。”

　　得知当地文化学者张延龄曾编着《山头花鼓戏》一书,孔祥如先后两次带着该书登门拜访张延龄,与其长谈,虚心请教。张延龄出身邹城名门,家学渊源,他自幼接受良好的传统文化教育,在古籍译注、戏曲着述等方面很有造诣。2002年前后,张延龄有感于山头花鼓戏这一珍贵文化遗产的特殊价值,以及行将被湮没的现状,历时五年对山头花鼓戏剧目进行了抢救性挖掘整理,以老艺人刘长立为主要剧本口述者,编着成书。

　　剧目保存完整,孔祥如却为找不到恢复传承山头花鼓戏的组织者和传授者忧心忡忡。健在的两三个花鼓戏老艺人年事太高,精力、组织能力欠缺,且不太懂得乐理知识,难以将花鼓戏复兴起来。可没想到《山头花鼓戏》书前彩页照片上的演唱者,正是村里的能人孟庆贵的父亲孟宪坡。孟宪坡是早年山头花鼓戏的着名演唱者,也是孟昭景的弟子,2016年去世时已是96岁高龄。

　　了解到这层关系的孔祥如喜出望外,孟庆贵无疑是一个非常合适的人选。

　　可孟庆贵对花鼓戏并不热心,他虽自小受父亲的艺术熏染,但志向却是“高大上”的机械制造、实业经济,瞧不上唱戏的行当。他早年参军,多才多艺,在部队吹拉弹唱,还会谱曲填词。近70岁的他,如今在村里开办有铁艺作坊,生产铁艺产品及相关机械,自己制图、加工,在网上销售。对于花鼓戏,孟庆贵并不陌生,且颇有灵性,甚至张口就能唱上几段。他起初并不同意孔祥如的提议,反复劝说下,终于认识到了山头花鼓戏的艺术文化价值,答应出面帮着张罗。

　　孟庆贵虽答应参与山头花鼓戏复兴一事,可如何找到年轻人来学习它,又成了摆在大家面前的一大难题。年轻人几乎没有接触过山头花鼓,没多少感情,本就对古戏曲不感兴趣,再加上忙于工作,哪有时间学这个?但这是关乎山头花鼓戏长远发展的关键问题,必须解决。村干部翟德伟是最先被说服的一个,她读书时在班级里就是文艺委员,喜欢唱唱跳跳。后来,在孟庆贵之子孟繁滨的鼓动下,他的一些朋友也加入了进来,队伍逐渐壮大。

　　去年10月31日,十余人的东山头村山头花鼓戏演唱团正式成立。从此每天晚上7点,在东山头村的便民服务中心里,孟庆贵、刘长立、孟凡友、孟庆喜几个老人开始向年轻人传授山头花鼓戏。在邹城市文化馆的扶持下,器乐、服装等逐一到位,市里的戏曲专家也多次来村,进行观摩座谈,努力提升演员们的演唱水平。

　　既要有老味又要唱出新魅力

　　5月6日的演出,是山头花鼓戏演唱团的首场正式演出。2月27日,山头花鼓戏演唱团在东山头文化大院里举行了一次山头花鼓戏试演,得到了大家的肯定和鼓励。团员们信心大增,准备下次举行正式演出,时间就定在了5月6日,农历四月初二。

　　四月初二,是孟子的诞辰日。“以前每年四月初二前后,在山头会上听花鼓戏,是当地百姓的一大文化‘盛宴’。这早就形成了传统,也是纪念孟子诞辰,向俺老祖致敬。”村里的文化人孟宪良说。虽然山头会在2003年由于“非典”缘故停办,但四月初二这个时间节点无疑更能唤起大家对孟子文化和山头花鼓戏的情感认同。于是,在征得演唱团成员的同意后,孔祥如就率领大家为首场演出紧张忙碌开了。

　　“老戏曲既要有老味,又要唱出新魅力,发挥新作用。节目除了要有传统剧目外,还要有歌唱新时代的新戏,在孟子诞辰日演出还要有纪念孟子的剧目。”孔祥如说。

　　终于等到了5月6日,十个节目依次登场,唱腔、配乐、着装、化妆完全尊重传统,演唱者、司乐器者新老结合,全由本村村民组成。孟庆国、孟庆菊、翟德伟、孟令华4个新培养的年轻传人演唱了传统剧目梁祝选段《下山》。老艺人孟繁友、孟庆喜表演了喜剧色彩的《喝面叶》。孟昭景先生的唯一健在弟子、84岁的刘长立在众人搀扶下,颤巍巍地登台演唱了《三茬关》。老艺人、孟子第74代孙孟繁友,演唱的是孔祥如为这次演出专门创作的《孟子》:“做人当做大丈夫,浩然之气有精神。《孟子》七篇传后世,齐家治国可立身。八十四岁驾鹤去,魂归邹鲁山头村。世人仰望尊亚圣,继往开来耀古今……”

　　演出第二天,居住在邹城市区北郊的张延龄,再一次迎来了孔祥如的到访。86岁的张延龄坐在自家书房的藤椅上,拿着手机的手微微颤抖,不住地擦拭眼睛。手机上播放的是山头花鼓戏的演出视频。“想不到,想不到,山头花鼓戏这是起死回生了。”这话他连续说了好多遍。（记者 陈巨慧 通讯员 王崇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