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地（enclave），顾名思义，指隶属于某一行政区管辖但却不与本区毗连的土地，只能依靠“飞越”其他行政主体的属地才能到达的所属领地；是一类特殊的人文地理景观。在行政区划上，飞地可大到国家，例如位于意大利境内的梵蒂冈、圣马力诺，南非境内的莱索托等“国中国”；也可小到村落，例如亚美尼亚与格鲁吉亚交界处的两个飞地村落。在面积上，世界上最大的飞地是与加拿大接壤的，与本土相分离的美国阿拉斯加州，面积达到171万平方公里，而面积最小的飞地存在于零散的村落地区，甚至只能以平方米来计算。

　　15世纪中期，飞地作为一个物权法术语出现，表达对被其他领主土地包围的土地开发需要在实践层面进行特殊且严格的操作，并在法律上赋予了这些周边土地领主一定程度的优先权益。而有关飞地的正式外交文件出现于1526年签署的《马德里协约》（Treaty of Madrid），在哈布斯堡王朝的争霸战争中，法国迫于西班牙等国的压力放弃了在意大利北部地区的飞地领土，飞地逐渐与国家之间的利益争夺和交换相联系。近代历史上，由于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自西方向外扩张，剧烈地改造着全球的领土格局，许多著名的地缘政治问题都直接导致飞地的诞生，反过来，飞地也成为解决这一类地缘政治问题的症结，例如二战结束以后的西柏林就是一块典型的飞地，在主权上隶属于西德，但领土却位于东德境内。

　　毫无疑问，任何一块飞地的出现与形成都有着复杂的历史原因，而更为特殊的飞地形式则是飞地中嵌套飞地，甚至于飞地中嵌套的飞地中还有一块飞地。这样神奇的边界景观我们可以在印度与孟加拉的边境地区观察到。

　　印度被中国网友称作是一块“神奇”的土地，在边界研究的意义上同样如此。在印度与孟加拉北部接壤的边境地区存在着198块飞地，在主权上，106块属于印度，92块属于孟加拉，这也意味着印度和孟加拉之间存在着199段国界（198段飞地国界加上印度与孟加拉之间的主国界）。一位年逾70岁，居住在孟加拉领土包围下的印度飞地居民曾这样表述自己的生存状况：“这里没有道路、没有桥梁、没有食物，就像一座丛林，我就是一只被困于丛林的动物。”他们所生活的地区尽管大多只与母国本土相隔几公里，却可能造成数十年无法跨境“返乡”。

　　1947年，大英帝国统治下的英属印度解体，著名的“印巴分治”在南亚次大陆展开，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大量的飞地出现了。起初，在该地区较为强大的库奇·比哈尔土邦（princely state of Cooch Behar）曾划定了印度与东巴基斯坦（今天的孟加拉国）的领土边界，但传统的土邦政治体制却并不具有现代的领土行政体系，因此，在此之后大量的“母国”（home countries）对大批分散的领土进行主权声称（sovereignty claims），因而出现了众多飞地中嵌套飞地的现象，例如孟加拉92块飞地，其中71块飞地在印度，即孟加拉的外飞地，但剩下的21块飞地全部位于印度在孟加拉的外飞地之中，而印度的某1块飞地却位于这21块飞地中的一块，从而出现了极为特殊的飞地中的飞地中的飞地。

　　有研究者讨论这一现状的成因，归结于一个奇葩的传说，即18-19世纪土邦酋长的赌博，他们以一块块土地而不是金钱作为赌注，经年累月的输赢便造成了土地所属权的碎片化。另一个传说则指向了1947年英国军官的醉酒事件，一位划定边界的英国军官酒后打翻了墨水瓶，墨汁散落在地图上，但这份地图第二天被当作正式的文件公开。

　　不论是哪一种成因，其结果是由于缺少与本土国家的有效联系以及羸弱的地方管辖能力，众多飞地地区变成了“无国家”（stateless）的地理空间，基础设施条件和生活质量低劣，在应对灾害面前无能为力；乃至于在人口统计上也无法确定真实的飞地人口数据，在很长的时间内，我们只能得到5万至50万人口的差异巨大的区间数字。

　　飞地造成的治理障碍不言而喻，早在1949年，印度对部分飞地宣布主权管辖，土邦国家的权力逐渐移交给了印度政府，飞地上的居民成为印度公民。然而，一部分飞地上的穆斯林居民最早却是为了逃避在印度的宗教迫害和冲突才逃离原住地而来到本地，他们自然拒绝接受印度的主权管治。与此同时，一批世代生活于此的孟加拉人也不愿意这样毫无缘由地成为他国的公民，而中断与周围生活世界的联系。但反过来，孟加拉的贫弱却也促使了另一部分人希望并入或回归印度。

　　身份认同成为了一个真实的问题，有观察者在这一边境地区的调查发现，当被问及“你是印度人还是孟加拉人？”等问题时，绝大多数的受访者更倾向于回答“我来自飞地。”这是一个无奈的对现实状况的回应，当国家认同成为幻影，一个可能的疑问：以主权国家为基础的解决方案能否解决飞地问题？

　　2015年6月6日，介于飞地问题带来的治理障碍，印度总理莫迪曾访问孟加拉，两国在交涉长达十余年终于达成了飞地交换协议，基于该协议印度将获得51块位于印度境内的孟加拉飞地，而孟加拉则获得位于其境内的111块飞地，飞地上的无国籍居民可以自行选择印度或孟加拉国籍。人们乐观地认为这将解决长达半个多世纪的飞地问题，但不论结果如何，在协议之外，仍有36块飞地未能彻底解决，并且即便对于协议内的飞地同样未必有效。

　　在多年的“无国家”空间的生活经历使得一种独属于飞地的身份认同出现了，飞地居民不再愿意接受被任何国家主体所定义，同时缺乏有关现代政治的想象，这是长时间的矛盾与飘零的生活经验造成的。有居民这样说：“当年在印度发生了针对穆斯林的宗教镇压，大量的冲突、杀戮和勒索，我们为了逃避地方领主的迫害来到了本地，才保护了我们的尊重和荣耀。”也有人说：“如果印度和孟加拉的政府能够体会到我们所受到的苦难，迅速地解决问题，我们就能得救，但是他们没有这样做……让他们看看这里孩子的脸颊，他们应该在读书，而不是工作。”（政治地理学家里斯·琼斯的调查）

　　在协议通过后的数年内，一种国家主义的认同政治依然凌驾于飞地居民的日常生活之上，飞地的积贫积弱使之成为国家拥有者的负累，不具有任何经济价值。同时，反复嵌套的飞地面貌也决定了化整为零的国家领土设想过于简单粗暴，在母国与客居之间，一条衍生于飞地居民日常生活的生命线仍在割裂我们对于领土的一般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