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史学论文引言写作要素是史学论文写作规范的重要内容，掌握世界史学术论文引言写作基本要素则是世界史学者必备的技艺和修养。史学论文写作规范是指作为历史科学研究活动的史学论文写作中“一些属于共同性的东西”，是“写作史学论文要共同遵循的一些基本的要求”(李振宏：《史学论文写作规范》，杨玉圣、张保生主编：《学术规范导论》，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21页)。史学论文引言写作基本要素也可以看作是引言写作规范和写作技艺，但是对于这个问题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经验上都鲜有人作充分探讨。在杨玉圣、张保生主编的《学术规范导论》一书中，李振宏执笔的第4章《历史学》专列一节——《史学论文写作规范》——讨论史学论文写作规范问题，把写作史学论文要共同遵循的基本要求归纳为四个方面：一是“关于研究状况的批判性分析”，二是“言必有征及征引原则”，三是“文前部分的摘要和关键词”，四是“文后列出参考文献”(同上，第121～126页)。其中，第一个方面“关于研究状况的批判性分析”，属于史学论文引言写作要素和规范，是史学研究课题批判性学术史梳理和分析的一项重要内容。但是，对于史学论文引言写作其他方面的要素和规范，李振宏却未能论及。即使是这第一个方面，虽然论述了研究状况批判性分析的必要性和原因，根据实际情况指出了史学论文写作中存在的问题，通过范例讨论了批判性学术史综述和评价的两种典型情况，但是在内容和说明性示例上仍存在着诸多有待拓展、充实和完善之处。宋楚瑜在学术研究方法专著《如何写学术论文》中，极其简略地谈到学术论文前言写作问题，把前言写作归纳为六个要点：“(1)前言中可以指出写作本报告的动机、目的及本报告所从事研究的价值。(2)说明所研究问题的性质，特别是对论文中所讨论的一些特殊名词、概念和专门术语，需加以澄清(例如下定义)和解释。(3)说明为什么要研究这一个问题以及研究的经过与范围。(4)告诉读者还有什么人对论文中所讨论问题的其他方面已有研究，同时对其他类似论文也应该加以介绍。(5)可以用生动的文字，诸如相关的小故事，引出所研究的问题。(6)简单叙述研究方法。”[宋楚瑜：《如何写学术论文》，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九州出版社2014年版，第91页]宋楚瑜在列出这六个要点后，却没有进一步作展开性讨论和范例说明。迈克尔·E.查普曼《人文与社会科学学术论文写作指南》一书，是作者在北京大学历史系任教期间撰著的，译者桑凯斯是同在北京大学历史系任教的外籍助教。该书虽然专列一章讨论人文与社会科学学术论文写作，但作者关注的是基于其对英美学术规范切身体验的“文本置入”“结构的精炼”“润色的行文”“完成项目”等[迈克尔·E.查普曼著，桑凯斯译：《人文与社会科学学术论文写作指南(汉英对照)》，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44～91页]，不仅没有片言只语论及引言写作问题，而且所论大多是纯技术性、细节性，而非具有原则性和方法论性质的内容，尤其是严重脱离中国人文与社会科学学术论文写作实际情况，因此对中国学者而言其“指南”作用甚微；书中细琐所述诸如关于“文本置入”部分的引号位置、把引号留给引文、双重引号、方括号、省略号、注释编号、出版作品的斜体字标示、页码标示、参考书目编制、尾注格式之类的内容，与其说适用于学术研究者，毋宁说更适用于学术书刊编辑工作者。

　　本文将在已有讨论的基础上，结合中国世界史学者学术论文写作实际情况和笔者几十年从事世界史论文学术编辑工作实践经验，并适当援引历史学之外经典性引言写作作为典型范例，就开篇写作和研究课题批判性学术史梳理与分析两个方面，略陈管见，以期能够进一步充实史学论文写作规范内容，推进对史学论文写作规范的认识。

　　二 开篇写作

　　开篇决定一篇史学论文的命运。如果开篇写作成功了，那么一篇史学论文也就成功了一大半。开篇写作基本原则有二：一是点明主题，指出论点，说明论文选题的内在学术价值和学术意义所在，用宋楚瑜“六要点”来说，就是“指出本报告所从事研究的价值”和“说明为什么要研究这一个问题”；二是富有学术个性，新颖别致，予人以启迪。

　　关于开篇对于一篇学术论文或一本学术著作命运的意义，被盖棺定论为“20世纪最重要的政治思想家”“最后一位欧洲公法学家”(卡尔·施米特著，刘小枫编，刘宗坤、朱雁冰等译：《政治的概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出版说明”)的卡尔·施米特，在其《政治的概念》1963年重版序言中精辟地说过：“开篇通常已经决定了一本书或一篇论文的命运。”[卡尔·施米特：《重版序(1963)》，氏著：《政治的概念》，第13页]《政治的概念》开篇就非常经典：“国家的概念以政治的概念为前提。”(卡尔·施米特：《政治的概念》，第21页)该书初版于1932年。1963年重版时，施米特在《重版序(1963)》中对为何要如此开篇作了解释，并怀疑他当年设定的那些特定的读者对此开篇的理解能力：“《政治的概念》试图真正成为一个全新的问题，既不贬低挑衅，也不贬低挑战。……原文以一句话开篇点题：‘国家的概念以政治的概念为前提。’谁会理解一种如此抽象的论点?今天我仍然怀疑，以这样一种乍看起来不可琢磨的抽象方式开始论述，是否有意义，因为，开篇通常已经决定了一本书或一篇论文的命运。但恰恰在开篇之处，相当隐微的概念性说辞(die fast esoterisch begriffliche Aussage)不乏一席之地。这种表达了挑衅性的争议论题的隐微的概念性说辞首先针对的是特定的读者，即那些欧洲公法(Jus publicum Europaeum)的专家，那些欧洲公法的历史及其当代争论的专家……它不仅凸显了‘澄清一个严峻的问题’的意图，而且还凸显了阐述的严格教学法的特征。”[卡尔·施米特：《重版序(1963)》，氏著：《政治的概念》，第13页。楷体字汉译本原文如此]

　　施米特对《政治的概念》开篇的解释，包含着丰富的学术论文开篇写作方面的内容要求。就笔者肤浅理解而言，至少有以下四层内涵。

　　第一，开篇应该点明主题，开门见山地提出一本书或一篇论文所要展开论证和阐述的核心论点。

　　第二，开篇应该简炼地指出论文选题的内在学术价值和学术意义。任何一个史学论文选题都包含内在的和外在的两重学术价值和学术意义，否则它就不成其为一个具有科学研究价值的史学选题；但是，真正构成史学选题正当性理据或者正当性证明之根本和基础的，是选题的内在学术价值和学术意义，这对于中国世界史研究尤其如此。一个史学选题之所以值得花费时间和精力去研究，就因为选题本身具有不可忽视的历史价值和历史意义，而不在于其他任何外在的东西。但是，相当多的中国世界史学者不明白这个浅显道理。他们在说明选题正当性理据时，往往把中国世界史学界无人或很少有人研究该选题作为根本理据。殊不知，某一世界史选题，可能中国世界史学界很少有人甚至无人涉及，但是对象国的历史学界，或者对象国和中国之外的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历史学界，可能对该选题已经做过大量的或深入细致的研究，以至于可能早就题无剩义可求；此类史学选题，对于中国世界史学者来说，受语言工具和史料条件的制约，很难有新的拓展和突破，而只能是毫无意义的炒冷饭和重复劳动。退一步说，即使中国国内世界史学界很少有人甚至无人去研究，至少也应该思考一下这样一个问题：国内其他世界史同人为什么没有关注这个选题，为什么不去研究这个选题?原因无非是这样几种情况：选题本身特别是对于中国来说价值或意义不大，学者个人语言或研究能力有限，现有原始文献资料不足以支撑该选题的完整研究。这里说的选题对于中国来说价值或意义不大，是指选题本身在对象国历史中或许有其重要性，例如，一个英国史或美国史选题，在英国历史或美国历史上对于英国人或美国人而言可能具有重要历史价值和深远历史意义，是英国或美国历史学家不能忽视或者故意无视而必须予以关注和作深入研究的历史问题，但是，对于中国社会现实需要尤其是改变中国现实社会来说可能并无多少价值或意义，那么这样的选题除了满足研究者个人的学术偏好或兴趣之外，就不值得中国世界史学者去关注和研究；即使你把它研究清楚了，也只是聊增谈资而已。因为，从根本上说，一切科学研究都是为了满足改变世界的现实社会需要，现实社会对于科学技术的需要，“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恩格斯致瓦尔特·博尔吉乌斯(1894年1月25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版，第648页]。最近二十多年来，中国世界史学科领域各种形式的社会史、福利制度和福利政策史、社会保障史、城市史、国际关系思想史、新冷战史、环境史、医疗疾病卫生史、以国家建构和国族建构为重心的美国早期史、海洋史、跨国史、全球史、区域与国别史、商业史、农业·农村·农民史(“三农”史)研究相继兴起，成为新的史学生长点，无不以铁一般的经验事实强有力地印证着当代中国现实社会需要对中国世界史学科发展巨大且积极的推进作用。

　　在说明选题成立(正当性)理据时，还有一种情况需要注意，就是把学者个人对于选题有了某种所谓新看法新观点作为理据，这同样是一种外在的学术价值和学术意义。因为，如果没有发掘出新史料，没有运用新的历史阐释理论或历史分析概念工具，没有拓展出新的历史观察视野或研究视角，那么所谓新观点新看法，就只能是无稽之谈，无理之论，至多只是对二手文献资料的剪辑拼凑和重新排列组合，不足以构成为必须去研究的根本理据。

　　史学论文选题内在学术价值和学术意义是选题本身所固有的，不是外在地强加和置入的，关键在于研究者是否足够敏锐地发现。以施米特《政治的概念》开篇为例，不仅如施米特本人所说“点题”，而且指出了所研究课题的内在学术价值和学术意义。施米特之所以要研究“政治的概念”，根本原因就在于“政治的概念”是“国家的概念”的“前提”，“政治”是“所有国家理论的核心概念”(卡尔·施米特：《政治的概念》，第53页)。政治先于(而非由于)国家而存在(参见赖安·巴洛特著，余慧元译：《希腊政治思想》，北京：华夏出版社2019年出版，第5页)。只有研究清楚“什么是政治?”这一根本问题，只有清晰地阐明人类政治的本质，才能真正理解“国家”及其本质。因此，无论对于国家理论，还是对于政治哲学或政治理论，“政治的概念”都是首先需要研究的重大理论课题。更何况，在施米特时代，人们对于政治本质的理解还一直处在严重误解和曲解状态，进而又严重影响到对现代国家本质的认识。20世纪30年代世界政治危机就是这种影响的必然产物。从科学研究本身来说，施米特选择“政治的概念”为研究主题，也符合科学研究基本要求，因为，一切真正的科学研究，本质上是关于现实前提的研究，或者更确切地说，根据“实证材料”或“经验材料”，确认、阐明并描绘出基本的经验事实[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版，第146、159页]。施米特通过对“政治的概念”研究所确认的人类政治基本经验事实是：正如道德的本质是善恶矛盾，审美的本质是靓丽-丑陋矛盾，政治的本质则是敌友矛盾，“划分敌友是政治的标准”；或者更确切地说，“所有政治活动和政治动机所能归结成的具体政治划分便是朋友与敌人”(卡尔·施米特：《政治的概念》，第30～31页。楷体字汉译本原文如此)。施米特的以划分敌-友阵营为本质内容的“政治的概念”，可能是受到了柏拉图《理想国》关于城邦卫士“忠犬”比喻(柏拉图著，王扬译注：《理想国》，2.375a-c，北京：华夏出版社2017年版，第66～67页。“纯种护卫犬”对所护卫的城邦公民温顺友善，对城邦敌人勇猛凶残)的启发。解决了“国家的概念”的现实前提问题，确认了人类政治的基本经验事实，那么，“什么是国家?”这一问题的答案也就水到渠成了：国家既不是“政治的多样体”，也不是多元化理论意义上作为某种特殊类型政治统一体的“阶级国家”“民族国家”“教士(宗教)国家”“商人国家”“军人国家”，国家就是“政治的统一体”本身，“是决定着敌-友阵营划分的关键统一体”(卡尔·施米特：《政治的概念》，第46～48页)。

　　第三，开篇应该限定本课题研究范围，说明论文的基本内容及其框架结构。以《政治的概念》为例来说，施米特把研究范围严格限定在“政治的概念”及与之相关的“国家的概念”，在8个章节中二者平均地各占3个，最后2个章节是拓展性研究，探讨政治理论的人类学始基和伦理与经济的两级所导致的非政治化问题。“政治的概念”居前，“国家的概念”居中，最后又回归“政治的概念”——当然，不是简单回归，而是对“政治的概念”作人类学理论奠基性的研究，从而形成一个逻辑上自洽的完整结构。这样的课题研究，这样的内容安排和结构设计，如果到了今天热衷于“A与B”式标题的趋新学人手里，其标题势必将是“政治的概念与国家的概念”，甚至还可能再附加上一个“以X(例如，敌—友阵营划分)为中心/为例”式的副标题，从而败坏学术论文标题应有的简练性、明晰性和主题聚焦性品质。

　　第四，开篇最好以隐微方式设定本课题研究成果所针对的读者对象。施米特《政治的概念》所设定的读者，不是一般知识人或文化人(当然，更不可能是普通公民大众)，不是一般学者，甚至不是从事国家理论和政治理论研究的一般学者，而仅只是与“欧洲公法”研究直接相关的两类特定专家：“即那些欧洲公法(Jus publicum Europaeum)的专家，那些欧洲公法的历史及其当代争论的专家。”

　　平时阅读经典学术论著，如果有意识地加以注意，就会发现很多点题式、论域限定式开篇写得很好的范例。例如，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开篇：“每种技艺与研究，同样地，人的每种实践与选择，都以某种善为目的。”这里涉及“技艺”“研究”“实践”“选择”“善”等一系列重要范畴和概念，它们在亚里士多德伦理学中都有特定的内涵和意义。例如，在亚里士多德伦理学中，希腊文“技艺”一词指的是人的灵魂的理智部分获得真或确定性的五种方式之一[其他四种方式分别是科学(或译理论)、明智、智慧和努斯]，是理智获得与那些不仅可变化而且可制作的事物相关的确定性的方式。希腊文“研究”一词“或译探究、探索，是理智对可变动的事物进行的思考活动”，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亚里士多德“似乎把研究作为科学与技艺、智慧与考虑(明智的一种方式)的泛称”。而希腊文“实践或行为”，指的“是对于可因我们(作为人)的努力而改变的事物的、基于某种善的目的所进行的活动。在亚里士多德伦理学作品中，实践区别于制作，是道德的或政治的。道德的实践与行为表达着逻各斯(理性)，表达着人作为一个整体的性质(品质)”。善，在亚里士多德意义上有两种内涵：具体的善和最终的善，“具体的善是一个具体的目的……最终的善有总体的性质，因为更高的目的都包含了所有低于它的目的”(亚里士多德著，廖申白译注：《尼各马可伦理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1～2页)。《尼各马可伦理学》就是要阐明这些范畴和概念及由其派生的概念的内涵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阐明作为这些范畴和概念由以奠定在其上的经验事实基础和得以被证明成立的现实前提条件，亦即它们所反映出的人的活动及其特殊性质和“人的实现活动”。所谓“人的实现活动”，指的是人“实现人的实践生命的目的的活动”，人“积极地”从事“属于人的实践的生命的活动”，如制作的(技艺的/劳动的)活动、理论的(哲学的/沉思的)活动、实践的(政治的/行动的)活动(廖申白：《译注者序》，同上，第xix～xxi页)；用马克思、恩格斯的话语来说，亚里士多德意义上人的三种“实现活动”，其实就是“现实的、从事实际活动的人”，或者更确切地说，“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52、153页]的三种生活方式；用汉娜·阿伦特的术语来说，它们是人的三种“境况”(汉娜·阿伦特著，王寅丽译：《人的境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除了点明主题、提出论点，开篇写作的另一基本要求是新颖别致，表现学者个体鲜明的学术个性。那么，如何才能做到呢?宋楚瑜提出：“用生动的文字，诸如相关的小故事，引出所研究的问题。”这从激发读者阅读欲望来说，诚然是一个不错的建议，但似乎过于文学性而缺少那么点史学学术性。在史学史上，色诺芬《希腊史》开篇不失为新颖别致并且富有学术个性的开篇经典：“其后不久，塞摩卡列斯率领数艘舰船由雅典而来。于是，拉栖代梦人的舰队和雅典人的舰队又进行了一场海战，拉栖代梦人在阿吉山德里达斯的领导下获胜。”(色诺芬著，徐松岩译：《希腊史》，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3页)史学史界和古典学界一般认为，色诺芬《希腊史》是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续作，因此“其后不久”是指紧接修昔底德所记载和叙述的最后那些事件之后。但是，具体究竟是哪一事件之后，这个“不久”的具体过程究竟是多长时间，“又进行了一场海战”具体指的是哪一场海战，对于这些问题色诺芬本人都没有作出确切说明，后世学者也因此争议不断。

　　色诺芬《希腊史》开篇写作方式，后世深刻影响了小说创作，其典型之一是拉丁美洲魔幻现实主义文学代表人物、哥伦比亚西语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百年孤独》。读《百年孤独》，比读皇皇巨著《剑桥拉丁美洲史》更能获得对于近代以来拉丁美洲史的厚重历史感和深刻历史认识。《百年孤独》如此开篇：“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加西亚·马尔克斯著，范晔译：《百年孤独》，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11年版，第1页)进而，马尔克斯这一色诺芬式开篇又影响了不少当代中国作家。20世纪80年代中期汉译本《百年孤独》出版，莫言开卷阅读后产生了“当年马尔克斯在巴黎阅读卡夫卡时的觉悟：小说原来可以这样写”。莫言后来回忆说：“当年我读了马尔克斯《百年孤独》的一个章节后就把书扔掉了。我心中想：这样写，我也会!”当然，他同时也意识到：“尽管这样写我也会，但如果我也这样写，那我就永远也没有出头之日。如果我要成为一个好作家，我必须借助于他们的作品，解放自己的思想，搞出自己的玩意儿。只能停留在‘小说原来可以这样写’上，而不能前进到‘这样写我也会’上。”(莫言：《翻译家功德无量——2001年10月在北京大学世界文学研究所成立大会上的发言》，氏著：《莫言讲演新篇》，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年版，第7页)“《百年孤独》的汉译本1985年春天才在中国出版，或者我1985年春天才看到……《红高粱家族》完成于1984年的冬天。我写《红高粱家族》第三部《狗道》时，才读到《百年孤独》。假如在动笔之前看到了《百年孤独》，《红高粱家族》可能是另外的样子。”(莫言：《在文学种种现象的背后》，氏著：《莫言对话新录》，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年版，第71页)据说，韩少功《爸爸爸》也受了马尔克斯《百年孤独》的影响(同上)。

　　色诺芬式开篇不仅影响了马尔克斯《百年孤独》，并通过马尔克斯进而影响了莫言等当代中国作家，而且影响了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看不见的城市》。诚然，《看不见的城市》是一部由系列短篇——例如，第1篇《城市与记忆之一》汉译本仅只有182字——组成的关于“不可生活的城市”的文学作品，是从“越来越难以把城市当作城市来生活的……这些不可生活的城市的心中生长出来的一个梦想”，描绘了作为“记忆的整体”的城市、作为“欲望的整体”的城市、作为“视觉的整体”的城市、作为“一种言语的符号的整体”的城市、作为“一些交换的地点”的城市——不仅仅是货物的交换，而且更是话语的交换、欲望的交换、记忆的交换、路程的交换、目的地的交换，以及“关于乌托邦的城市和关于地狱的城市”[卡尔维诺：《幸福的和不幸的看不见的城市》(或《卡尔维诺在看不见的城市里》)，氏著，张密译：《看不见的城市》，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年版，第2～9页]。但是，卡尔维诺自称是“属于和克罗齐一样的人”(而克罗齐是著名的新黑格尔主义者)，因此，对于经验历史学者，完全可以把它当作一部“关于现代城市的讨论”“泛指意义上的城市”(卡尔维诺语)的城市史著作来读；对于理论历史学者，则完全可以把它当作一部历史认识论专著来读，因为，只要把城市=人类所创造的历史，把“鞑靼君王”忽必烈=历史创造者，把马可·波罗=历史认识者(叙述者、诠释者)，就不难发现该作品以文学形式探究的历史认识论主题：历史创造者与历史认识者之间的关系，亦即历史认识客体与历史认识主体之间的关系，或者本真的历史与观念化的历史之间的关系。《看不见的城市》如此开篇：“从那里出发，向东方走了3天，你会到达迪奥米拉，这城市有60个银色的圆屋顶，诸神的青铜雕像，铺铅板的街道，1个水晶剧场，还有1只金鸡在塔楼顶上每天报晓。”(卡尔维诺：《看不见的城市》，第5页)“那里”具体究竟是哪里?“走了3天”，又是从何年何月何日何时开始走了3天?读者不得而知，也无从稽考。同色诺芬和马尔克斯一样，这种历史叙事方式彻底颠覆了现代历史学家的认知，因为它完全与现代历史学对于确切历史时间和历史空间的叙事规范要求相背离!无疑，色诺芬式开篇告诉了我们这样一个残酷的经验事实，即本真的历史根本就不存在着一个确切的起始点——无论历史时间，还是历史空间!也根本无须去确定一个确切的起始点。无论对色诺芬而言，还是对马尔克斯、卡尔维诺而言，历史是不知始点和终点在哪里的永无止境的进程(旅程)，一切历史性事物或具有历史性意义并因此而成为历史的事物，都是中途闯入者。但是，观念化历史总想为本真历史确定一个确切的起始点，这纯粹属于历史学家极端自负的徒劳之举；纵然建构出一个确切的起始点，也不再属于本真历史，而只是且仅只是观念化性质的史学时间和史学空间。从美学角度看，作为灵魂的我的精神旅程同样没有确切的起始点。在这个完全没有确切起始点的历史世界，第一个出场的看不见的城市是迪奥米拉(Diomira)，卡尔维诺描绘了其“独特品质”：第一，金秋收获时节的黄昏(“倘若九月的黄昏来到此地”)，这也正是黑格尔密涅瓦的猫头鹰(哲学)起飞时刻；第二，物欲横流且炫丽多彩(“你将看到炸食店门口同时亮起多彩的灯光”)；第三，撩人心魄的性欲召唤[“你将……听见某处凉台上传来女人的叫声：啊!真让人羡慕那些人(按：风尘仆仆的‘旅客们’)，他们觉得自己曾经度过这样的一个夜晚并且在那时是幸福的”](同上)。“看见”“听见”表明，迪奥米拉是一个纯粹感官化了的城市。具体而言，迪奥米拉是一座唤醒人们灵魂深处原始欲望亦即生命冲力的城市。它不仅唤醒深层的物欲和性欲，而且召唤出灵魂阴暗角落里的羡慕嫉妒恨，一种对“他们觉得(相信、认为)”的刻骨嫉妒，这种嫉妒本质上是对他人思维的想象性创造能力的嫉妒，——换而言之，迪奥米拉是一个尚未发展出或早就丧失了人作为人的思维创造能力，因此是一个极具原始野蛮性、品性低贱的非人城市(a inhuman city)或次人(类人)城市(a subhuman city)。人的思维不仅能够想象性地创造出与现实同一的时间，而且还能够创造性地建构出与现实同一的对于世界的幸福感：只有时间的创造，才是真正实在意义上的幸福。想象性地创造出与现实同一的时间，也就是把作为“过去”的“曾在”(“曾经度过”)建构为永恒的历史。“女人”嫉妒(“羡慕”)“他们”(来到迪奥米拉城的“旅客们”)的“觉得”，也就是说，嫉妒游子们在思维而不是在现实中就能够并且永远持存着对于她而言却只能在现实中才可能拥有的幸福夜晚。对卡尔维诺而言，本真历史是一次性的。历史的重复，哪怕是惊人的重复，毫无意义可言。正如艺术创造一样，历史创造的一次性或唯一性，根本决定了人们不可能在作为历史创造者的同时又是历史认识者的命运。只有在历史创造活动完成之后，历史创造者才能转变为历史认识者，去理解和认识自己的创造物。历史创造者和历史认识者在其现实性上始终处在一种分裂地存在的状态，绝无统一之可能。可见，历史认识活动的本质特征在于，它不仅是对时间的创造，亦即将历史时间转化为史学时间，而且是对世界感受的想象性建构，而幸福就且仅只是存在于这种创造和建构活动过程之中。至此，我们也许能够明白，迪奥米拉城作为第一个看不见的城市，它之所以看不见，可能因为它是一个仅只是存在于“旅客们”具有创造性、想象性的思维活动和“女人”嫉妒心理中的城市，是一个存在于人的灵魂深处的欲望城市，也是一个记忆的城市、视觉的城市以及交换的城市——旅程的交换、记忆的交换等。值得注意的是，迪奥米拉城的“独特品质”其实并不具有真正的独特性，这些“独特品质”实际上也为“别的城市”所拥有——“旅客们熟悉这些美景，因为他们在别的城市也见过”(同上)。易而言之，现代城市具有完全同质的景观结构、功能结构以及品质结构，地地道道地是黑格尔“恶的无限”意义上的无限自我复制，彻底丧失了创造力和生命力，不再具有对于人来说的可生活性。现代城市通过尽其所能地激发人的原始欲望而将人异化为非人或次人，这就是卡尔维诺试图表达并告诉读者的东西。仅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对于作为人的人，它也是“看不见的城市”。当然，从根本上来讲，所有卡尔维诺笔下的城市，其之所以“看不见”的共同原因，在于它们都是被双重观念化的城市——先是马可·波罗对它们作了观念化叙述，后是卡尔维诺的观念化再叙述。

　　从色诺芬《希腊史》开篇这一经典范例，结合上述几个延伸性示例及其深度解读，笔者获得的认识是，色诺芬《希腊史》开篇之所以具有经典性，之所以新颖别致、独具一格，是因为：第一，它以极具鲜明的个性，为读者的心灵(精神/思想)世界打开了一扇新窗户，启迪读者心智，觉醒读者悟性，从而成为后人纷纷加以效法的楷模。第二，它通过简短得过分的“其后不久”一语，建构出了一个极其隐微且模糊的历史世界，这个由其开端和奠基的历史世界，不仅历史时间概念是模糊的，而且历史空间概念也是朦胧的。第三，它开门见山地说明了该历史著述的续写续作性质。对历史著述或所研究问题性质的说明，这在现代人文与社会科学学术论文引言写作规范中，依然是一项不可或缺的内容。

　　总之，开篇决定着一篇史学论文的命运。史学论文开篇写作，不仅要点明主题，指出论点，而且要力求做到具有鲜明的学术个性，新颖而又别致。

　　三 研究课题批判性学术史梳理和分析

　　对研究课题进行批判性的学术史梳理和分析，既是史学论文引言写作规范的核心环节，也是历史学者个体学术史意识自觉的体现。20世纪90年代以来，史学论文写作规范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强调对研究课题作学术史梳理尤其是作批判性的分析，权威性史学期刊也都提出了关于学术史内容的明确要求。尽管有个别历史学者对此很不以为然，认为是根深蒂固的“血统论”作怪的表现。作为史学论文写作规范一项最重要的内容，学术史梳理的基本要求，一是批判性分析，二是以围绕史学创新目标为原则。

　　研究课题批判性学术史梳理和分析之所以必要，李振宏根据历史研究经验事实，论述了其原因：“历史研究实践是一个连续性很强的科研活动，后人总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向前推进的，因此，史学论文的开头部分首先要交代该课题研究的学术史背景，对前人已经做过的研究工作——研究的成果和方法等——进行批判性的综述、分析和评价，以阐明自己的研究起点以及该项研究在学术积累方面的价值和意义……事实上，不对以往的研究状况进行批判性总结，是无法进行真正的学术研究的；不知道在选定的课题上前人已经做过了哪些工作，提出了哪些看法，就无法判定研究是否具有创新的价值和意义，研究就不能被证明有成立的根据……对相关的研究进行综述和评价，是任何一项研究工作的前提，应该是做学问的常识。”(李振宏：《史学论文写作规范》，杨玉圣、张保生主编：《学术规范导论》，第121页)根据李振宏的分析，对所选定的史学研究课题进行学术史梳理，至少具有五个方面的意义和功能：第一，为所选定课题的研究建构一个深厚的学术史背景；第二，确定研究工作的逻辑起点；第三，阐明该项课题研究在学术积累过程中的价值和意义；第四，提出该项课题研究在学术创新方面由以成立的历史根据；第五，体现历史学者个体的学术史自觉意识。但是，从史学论文写作实际情况特别是笔者编辑实践看，16年前李振宏指出的问题直至今天仍然顽固地存在着：“一是失于简略……二是对前人的研究状况仅限于被动地介绍和概述，缺乏分析和批判，还有的只是把前人相关研究成果列出个书目……三是对学术史内容采取公开回避的态度。”(同上，第122页)

　　事实上，从史学史角度来看，批判性学术史梳理是始基于古典历史学的一个优良传统。希罗多德《历史：希腊波斯战争史》在紧接开篇之后，在探究希波战争原因时，就开创了批判性学术史梳理之先河。他叙述了不同于希腊人的说法的波斯人的说法和腓尼基人的说法，虽然他表示自己“不想去论述”波斯人的说法和腓尼基人的说法“这两种说法中哪一种说法合乎事实”，但从后面的记载和论述看，他显然认为波斯人的说法和腓尼基人的说法都不合乎历史事实，因为，从今天的历史视角看，它们更多地是一种片段性历史传说，不仅不乏原始时期人类某些制度和习俗在起作用。例如，原始部落盛行的抢婚制，以牙还牙性质的血亲复仇习俗，而且年代过于藑远，难以稽考。希罗多德通过探究所确认的基本历史事实是：“吕底亚地方的人”“阿律阿铁斯的儿子”“哈律司河以西所有各个民族的僭主”，亦即吕底亚王国末代国王克洛伊索斯，才是“最初开始向希腊人闹事的那个人”(希罗多德著，王以铸译：《历史：希腊波斯战争史》上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3页)。正是克洛伊索斯丧失应有理智的对外扩展和征服活动，打开了“希腊人与异邦人发生纷争”——希腊波斯战争——的潘多拉之盒。在中国，司马迁《史记》开卷论次黄帝“历史”时，也对当时流行的关于黄帝的历史传说作了批判性分析，从而摈弃了那些在他看来是“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的说法(司马迁：《史记》卷一《五帝本纪》，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54页)，从而使关于黄帝的历史传说正史化。

　　那么，如何才能做好批判性学术史梳理和分析工作呢?要做好批判性学术史梳理和分析工作，必须坚持紧紧围绕史学创新目标这个基本原则。批判性学术史梳理和分析并不需要面面俱到，把自己偶然搜集到的或阅读过的相关研究成果以注释方式一一罗列出来，而是要根据所要完成的学术创新内容和目标进行批判性的综述、分析和评价。

　　如果一项课题研究的学术创新在于解决已有研究所严重存在着的问题，那么学术史梳理和分析就不仅要介绍以往该课题研究中提出的主要问题，而且要指出这些学术观点和研究的问题根源所在。《史学月刊》2003年第11期发表的张思《遭遇与机遇：19世纪末中国农村手工业的曲折经历——以直鲁农村手工纺织业为例》，是在这方面“一个写得较好的例子”(李振宏：《史学论文写作规范》，杨玉圣、张保生主编：《学术规范导论》，第123页)。

　　有的问题可能没有人专门研究过，是一个全新的问题，是不是就可以回避学术史梳理和分析的规范要求呢?不是。因为，即使是从没有人专门研究过的具体历史问题，但是毕竟或多或少地存在着与其具有同类性质的其他具体历史问题、历史现象的相关研究成果，这些相关研究成果在研究意义、研究方法以及研究视角等方面“都有相同或可借鉴之处。对相关研究成果及其研究方法、研究视角的反省和检讨，有助于新的研究的拓展”(同上，第124页)。李振宏就曾举了《历史研究》2003年第5期发表的梁其姿《麻风隔离与近代中国》一文的开头部分，作为在这方面写得较好的一个例子。

　　李剑鸣《美国革命时期关于代表制的分歧与争论》一文的学术史梳理部分，也是一个写得较好的例子：

　　关于美国革命时期代表制的演变和特征，有许多学者作过深入的讨论。英国历史学家J.R.波尔关注英国政治代表制的理论和实践如何影响了美国革命时期的制度建设，揭示了立法机构的演变和多数统治原则的形成。美国宪法史家约翰·里德则采取法学技术主义的研究路径，把大西洋两边的代表制理念视作两个边界分明的观念整体，条分缕析地论述了它们相互之间的差异和冲突。美国历史学家罗斯玛丽·扎格里侧重空间因素同代表制的观念和制度的关联，认为美国早期的代表制经历了从“空间代表制”向“人口代表制”转变的过程。这三位学者的研究，视角和路径固然不同，但是都聚焦于制度和技术的维度，而未触及代表制的政治文化意蕴，也避开了代表制同现代民主的关联。美国历史学家戈登·伍德则从现代民主形成的角度，着重考察了代表制观念在美国革命时期的“民主化”，认为随着革命的进展，“人民”对代表的态度发生了重要的变化，怀疑、警惕和制约代表的观点成为主流，于是人们便重新思考和设计了相关的制度和机制，以保证代表制成为“人民”维护自身权利的机制，同时也使代表制变成了美利坚共和国的基础性制度。伍德的研究可谓宏博精深，其视野之开阔，材料之丰赡，讨论之细致，见解之深邃，已使得这一课题几乎到了无“剩义”可求的地步。不过，他大体上是采用线性演进观来看待革命期间代表制观念的变化，而没有充分探讨同时并且彼此竞争的多种主张及其背后的政治势力的较量，也未强调代表制转化的复杂语境及其意义(《史学月刊》2014年第11期，第57页)。

　　李剑鸣这篇论文的学术创新主要表现在不同于前人的政治文化史研究路径、空间化共时性历史互动观，以及尤为重要的历史语境方法和由此而产生出来的作为历史学独特品质的现场感(或在场感)，此外还有数据库新的原始史料。因此，他的学术史梳理工作，关注的重心不仅是具有代表性历史学家的研究主题和主要观点，而且着重介绍了他们的研究所采用的研究视角、研究路径、聚焦维度甚至历史观，指出他们的研究所存在的问题。在精炼的概述和批判性分析过程中，隐微地说明自己即将展开的研究的聚焦维度(代表制的政治文化意蕴和代表制同现代民主的关联)、历史观(空间化共时性历史互动观)以及研究方法(政治思想史剑桥学派所弘扬的历史语境方法)。于是，“美国革命时期代表制”这个“几乎到了无‘剩义’可求的地步”的课题，在李剑鸣笔下就华丽转身为新义迭出的课题，获得了鲜活的新生命。

　　笔者《历史本质理性解释与历史显象感性描述——关于新时期史学方法论史研究的若干思考》(《社会科学论坛》2013年第3期，第87～103页。引言学术史梳理及批判性分析部分，见第87～88页。限于篇幅，不具引原文)一文的学术史梳理，孤芳自赏地认为也算得上是一个较为成功的例子。笔者在该文学术史梳理和分析部分，(1)客观地介绍了作为代表性学者蒋大椿和李振宏在新时期史学方法论史研究领域所做过的工作和主要观点。(2)充分肯定了他们的研究对于新的研究所具有的积极意义：“一是为史学方法论理论研究的深入做了重要的基础性工作，二是为理解和展示新时期史学方法论发展逻辑进程提供了自然历史的和主题的线索。”(3)指出他们的研究存在的问题：“现有的研究至多只是揭示了新时期史学方法论发展在形式上的实在的历史联系，而没有能够揭示出它在本质上的即内容自身的思想联系和逻辑进程；基本特征是自然历史事实介绍、观点综述取代理论探索，对历史哲学发展趋势和本质特征缺乏整体性认识；在研究方式上，表现为主要是学术史的或史学史的研究，而不是对史学方法论自身的理论思考。”(4)揭示问题根源所在：“究其原因，在于研究者大多缺乏史学方法论自身在场的理论自觉，而停留在对史学方法论成果的经验描述或知性分析与概括的层次；有的学者甚至只是简单地介绍学术观点，连新时期史学方法论实际发展过程的自然线索都没有。对于研究新时期史学方法论发展历程来说，虽然学术史或史学史的研究方式是一种可行的、实际上也是常用的研究方式，但是这种方式追问的只是新时期史学方法论发展之自在的东西，而不是其自在自为的东西，它能够提供的只是关于新时期史学方法论发展之实在的自然基础，而不是其逻辑的意义基础，它能够回答的只是关于新时期史学方法论发展之‘过去’意义上的‘历史事实’，即自然性历史事实的问题，而不是其意义性历史理性的问题。”通过上述辩证的和批判性的分析，笔者关于该课题研究的逻辑起点，在该课题研究中将要采用的聚焦维度、路径以及方法，自然就呼之欲出了。

　　一篇史学论文不可能、也不宜要求做到全方位的学术创新，如果能够在史料发掘(包括新史料发掘和旧史料新义发掘)、历史观、观察视野、研究视角、研究路径、聚焦维度、研究方法、阐释理论和概念工具等方面做到某种创新或某些创新，就已经是难能可贵了。例如，如果一篇史学论文的学术创新集中表现在史料发掘，旨趣在于补充新史料，进一步充实和完善已有研究，而不是提出新的学术观点等，那么学术史梳理工作就要紧紧围绕史料进行，而不必涉及诸如学术论点、研究视角和路径、研究方法等内容。在这方面，宋燕鹏《由碑铭看1800年前后马六甲华人甲必丹之活动》一文是一个较好的例子。

　　众所周知，马六甲是马来西亚最早，也是最为著名的华人聚居区，在东南亚华人史上亦有重要地位。甲必丹和青云亭亭主制度是17-19世纪马六甲华人重要的政治和社会组织，对当地华人社会有深远影响，也是研究马来西亚华人史，甚至是东南亚华人史所无法绕开的题目。自20世纪中叶开始，已有学者对其进行研究，时至今日，依然有学者对其兴趣盎然。但这并不意味着对其研究已经做到了题无剩意。迄今为止，对马六甲甲必丹和青云亭亭主的研究多数都集中在对历任甲必丹、亭主的生平考察，以及亭主制度的组织结构上。现存有关马六甲华人碑铭的时间最早相当于清初，集中于19-20世纪。学术界对这部分碑铭的利用尚不充分，因此笔者试着以碑铭为中心，来探讨1800年前后马六甲华人甲必丹及其活动(宋燕鹏：《马来西亚华人史——权威、社群与信仰》，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2页。原载马来亚大学中文系《汉学研究学刊》2015年第4辑)。

　　这篇论文的学术创新主要表现在史料发掘——作者通过田野调查搜集而来的碑铭材料，因此引言学术史梳理部分，并没有一一罗列相关研究成果，而只是对课题学术史作高度简明扼要的概述，重点在于指明已有研究所解决的具体历史问题(“历任甲必丹、亭主的生平考察，以及亭主制度的组织结构”)，指出与论文学术创新目标直接关联的问题所在(已有研究因未能使用碑铭材料，所以尚有“剩意”可发掘)，从而凸显该课题研究在史料上的特色，即发掘作为“边缘性史料”的碑铭材料的“中心意义”。

　　总之，研究课题批判性学术史梳理和分析，上承开篇点题，下启路径、方法叙述和意图、旨趣说明，既是史学论文引言写作的核心环节，也是史学论文写作规范最重要的内容。批判性学术史梳理和分析既要避免失诸简略，又要防止出现面面俱到、无主次之分、无代表性与非代表性之别地任意罗列书目清单的现象，力求作客观的、辩证的、批判性的分析，并严格遵循以史学创新内容和目标为核心的基本原则。如果能够做到这几点，那么就不难成功地写好研究课题学术史内容。

　　史学论文尤其是世界史学术论文引言写作要素，并不囿于上述两个方面，还包括历史研究的路径、方法以及视角叙述，所选课题研究的意图或旨趣说明，论文中所讨论的一些特殊名词、概念、专门术语的澄清(例如下定义)和解释，等等。限于篇幅，对于诸如此类要素，笔者将另文加以讨论。这里需要指出两点。第一，史学论文引言写作诸要素在功能上往往是交叉重叠，相互缠绕在一起的。第二，在史学论文实际写作过程中，很难将诸要素都考虑周全，希冀引言部分囊括所有要素，既有些强人所难，也很不现实。作为人文学术研究活动，历史研究是非常个性化的事业。历史学者们各有自己的人文情怀、现实关怀以及学术趋好，各有自己的一套行之有效的历史研究方法论和撰著原则。因此，笔者的讨论仅供同人参考。

　　作者简介：周祥森，河南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研究员、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史学月刊》编辑部编审（河南 开封 475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