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从生态产品的需求供给来看，我国当前同时面临生态产品供给不足和市场需求无法满足的困境。当前，生态产品“买方市场”特征显著，生态产品供需关系中买方处于主动地位。生态产品市场需求建立的机制性、体制性、技术性问题是制约生态产品供给和价值实现的关键，应从需求侧入手建立完善生态产品的市场机制，从需求侧入手带动生态产品供给持续增长，深入推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实践抓手和物质载体，是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举措。我国实施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战略意图是将生态产品转化为经济产品融入市场经济体系，充分调动起社会各方资本参与投资生态环境保护修复，利用市场手段推动生态产品的供给由政府补贴向市场配置转变，大幅度提高优质生态产品的供给能力。我国当前同时面临生态产品供给不足和市场需求无法满足的困境，关键是从需求侧入手建立生态产品的市场机制，利用需求侧带动供给侧的持续发展，深入推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生态产品供给侧与需求侧的概念内涵

　　生态产品是指生态系统生物生产和人类社会生产共同作用提供给人类社会使用和消费的终端产品或服务，是与农产品和工业产品并列的、满足人类美好生活需求的生活必需品，是良好生态环境为人类提供多样福祉的统称。生态产品是生态系统服务的中国化升级版，在反映人与自然关系的同时，也更明确地反映了人与人之间的供给消费关系，是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经济学理论基础，我国政府用“生态产品”代替“生态系统服务”，就是把生态环境转化为可交换消费的生态产品，使生态产品转化为生产力要素融入市场经济体系，让市场手段在生态环境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生态产品作为一种“产品”，意味着要通过市场交换变成商品，同一般经济产品相同，具备在市场中流通、交易与消费的基础，同样具有自己的供给侧和需求侧。

　　生态产品供给侧通常是指通过生态环境保护修复治理，促进生态环境合理优化配置，提升优质生态产品的供给能力。通常包括划定生态红线等空间管控边界、重点生态功能区等生态产品主产区，开展防治攻坚战、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工程等改善生态环境资源的存量和质量，持续不断提供清新空气、洁净水源、安全土壤和清洁海洋等优质的生态产品。

　　生态产品需求侧通常是指通过机制体制创新，建立可将生态产品变为消费产品的卖方市场，吸引社会的消费投资，通过卖方市场促进生态产品的持续供给。通常包括激发生态产品消费意愿，培育生态产品需求体系、扩大生态产品需求总量、优化生态产品消费结构等政策激励措施，来优化完善需求侧机制体制，建立起成熟的市场化交易机制，增加生态产品的供需对接，进而有效引导生态产品消费，形成生态产品需求与供给的良性互动机制。与一般产品生产供给侧不同，生态产品的投资建设属于生态产品的供给侧。

　　我国生态产品供给侧与需求侧的现状与问题

　　从生态产品的需求供给来看，当前生态产品“买方市场”特征显著，生态产品供给不足、市场消费需求更不足，在生态产品供需关系中买方处于主动地位。生态产品需求潜力释放的结构性、体制性问题是制约当前供给侧生态产品无法持续供给的重要原因，导致无法通过市场经济的方式充分调动起社会资本参与生态环境保护与修复，使得政府生态补偿式的生态产品供给压力持续增大。

　　一是优质生态产品供给能力仍相对不足。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持续加大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力度，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好转。但是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我国生态状况、环境质量等方面还有一定差距。生态环境保护结构性、根源性、趋势性压力总体上尚未根本缓解，局部区域大气和水环境问题仍较突出，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矛盾依然突出，生态环境质量与美丽中国建设目标要求还有不小差距。生态系统和环境质量仍然较低，低质量生态系统分布广，森林、灌丛、草地生态系统质量为低差等级的面积比例仍然较高；许多地区环境空气质量仍未达标，水体质量仍处于III类水质以下。

　　二是生态产品的市场有效需求明显不足。成熟的生态产品市场化机制尚不健全。生态产品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等公共性特点，使其供给需求特征与一般经济产品略有不同，其公共性特征与市场性的矛盾，以及政策机制体制的不健全，使得生态产品市场化机制尚未充分建立，生态产品很难进入市场经济体系以产品的形式进行交易。惠益互利的区域协同机制亟待加强。生态产品的供给区和受益区之间存在空间差异，供给区放弃发展机会、加大生态保护和环境修复投入，为受益区提供了优质生态产品，其价值需要受益区共担生态保护成本、共谋经济社会发展，供给区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也应纳入受益区考核，然而供给区通常是经济相对落后、话语权弱的地区，自身难以协调通常经济发达、话语权强的受益地区，生态产品供给方与需求方的高效对接机制尚未建立。

　　三是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政策保障不足。生态产权制度尚处在探索实践阶段。如何落实集体所有权、稳定承包权、放活经营权，现行法律法规尚没有作出规定；生态产权交易的立法进程仍然严重落后于交易实践，节能量、碳排放权、排污权和水权四大权属交易缺乏足够的政策保障，交易主体参与程度和交易量偏小；仅在部分地方开展了生态资源总量配额跨区域交易，市场化程度有待继续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机制体制有待优化。资源环境税费保障生态产品供给需要调整现有相关的法律条文，环境税、水资源费等现有资源环境税费不能用于增加社会主体的生态产品市场交易积极性；环境权益交易需要政府加大管制力度，社会资本参与生态修复需要创新土地流转机制，加大绿色金融扶持需要破解资源流转难题。技术上缺乏可应用的计量技术体系。生态产品的价值实现需要相应的计量工具，但是生态产品计量因数据来源不一、核算方法多样、核算参数难于获取、缺少标准度量单位，导致生态产品计量结果的不可复制、不可重复、不可比较，核算结果仍然缺乏社会公认度和市场认可度，影响生态产品在市场中的合理优化配置。

　　从需求侧发力深入推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深入推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需要在持续提升生态产品供给能力的同时，紧紧抓住需求侧发力这条主线，加快培育生态产品消费体系，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市场化实现机制，打通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需求、市场和政策堵点，有效释放生态产品需求潜力，增强生态产品产业发展的内生动力，通过需求侧的生态产品消费吸引社会资本投资反哺拉动保证优质生态产品的持续不断供给。

　　一是加强重点生态功能区的生态与产业建设。重点生态功能区是生态产品的主产区，通过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为需求侧的消费提供基础支撑，进而靠市场吸引资本投入重点生态功能区的生态与产业化建设。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做好传统村落等优质生态文化资源的保护工作，合理规划生态产品主产区交通路网建设，继续加强学校、医院、活动场所以及污水和固废处理等基础设施建设，为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提供基础设施建设支撑。扶持地方特色经济产业。在综合考虑生态功能定位基础上明确主产区生态产品经营发展方向，在特色小镇、田园综合体、山水林田湖草修复等政策上给予倾斜支持，吸引资本进行投资，增加特色生态产品的市场需求，形成当地特色的生态产业。建立生态产品标签认证体系。对生态产品主产区的优质生态产品给予生态产品标签认证，培育生态标签产品消费市场，对生态标签产品生产给予财政和税收扶持，让当地的优质生态产品能卖上好价钱，变资源优势为经济优势。

　　二是建立生态产品市场化供需对接机制。建立成熟的市场交易机制，增加生态产品供需对接，通过需求侧生态产品的持续消费拉动生态产品的持续供给。建立生态产品惠益互利的区域协同机制。以共同保护、共同受益的原则，建立使用付费、保护受益的协同机制，发展飞地经济的特色模式，实现供给区和消费区协同共赢发展，将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成效列入受益区绩效，取消供给区的经济发展类指标考核，对消费区实行经济发展和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双考核。推进生态产品交易中心建设。成立生态产品交易中心，定期组织开展生态产品供给方与需求方的高效对接；加大优质生态产品的宣传力度，提升生态产品的品牌关注度；加强和规范多种生态产品交易平台和渠道的管理。

　　三是扩大政府管制的生态权益指标交易。在政府管制产生稀缺性的条件下，交易主体之间就会形成市场交易需求，公共性生态产品就转变为可交易的生态商品。加大生态权益市场交易。生态权益存在明确的生产与消费的利益关系，生态权益产品在一定政策条件下满足产权明晰、市场稀缺、可精确定量三个条件，就具备了一定程度竞争性或排它性，就可以通过市场机制实现交易，生态权益就转变为生态商品。健全碳排放权、排污权交易机制，探索在长江、黄河等重点流域创新完善水权交易机制，探索碳汇权益交易试点。探索建立生态资源总量配额交易制度。鼓励通过政府管控或设定限额，探索基于数量、质量、生物量的森林、草地、湿地等生态要素的绿化、清水增量责任交易机制，并搭建生态资源总量配额跨省交易平台，实现流域生态资源有效配置。

　　四是加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支撑保障。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关键在于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制度供给，给政策比给资金、工程更重要。做好资源产权管理的大文章。生态产品多依附于土地资源，充分依托土地资源产权改革，通过制度建设使生态资源票据化，将生态资源的生态产品生产功能依附于票据上，出台相应市场交易、收益分配机制等方面的规划性文件，为票据成为可以市场交易和抵押贷款的凭证提供信用背书。出台绿色金融与财税政策制度。发挥财税政策引导作用，完善生态补偿机制，加大财税对生态产品生产产业支撑力度，制定有区别的财税政策；通过产权抵押和产权交易获取信贷资金，创新开展自然资源集体产权抵押、排污权等企业的收费权质押融资业务；在我国绿色金融实践的基础上，将公共性生态产品纳入绿色金融扶持的范围，因地制宜挖掘地方特色的生态产品类型，开发与其价值实现相匹配的绿色金融手段[1]。建立可复制可推广的计量核算方法。将生态产品价值纳入国民经济统计体系的前提是核算结果可重复、可比较，技术体系可在不同地区推广移植[1]。研究建立生态产品价值统计方法，形成依托行业部门监测调查数据的生态产品价值统计核算体系，确保计量方法可以在行业部门应用。

　　参考文献

　　[1] 刘旭.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 促进生态资源资产协同发展. 求是网,2021.12.24

　　作者简介：

　　宋 洋，山东大学黄河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研究中心博士后。

　　黄玉花，山东大学黄河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张林波，山东大学黄河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