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22年吴梅任教于南京大学之前身东南大学开始，南京大学戏剧学科创建已经百年，是国内外戏剧研究的一个重镇。一个世纪以来，南京大学戏剧学科出现了吴梅、陈中凡、钱南扬、卢前、吴白匋、陈白尘、陈瘦竹、吴新雷、董健等著名学者，推出了《顾曲麈谈》《中国戏曲概论》《南北词简谱》《陈中凡论文集》《宋元戏文辑佚》《戏文概论》《明清戏曲史》《中国戏剧概论》《无隐室剧论选》《陈白尘论剧》《中国现代戏剧史稿》《论悲剧与喜剧》《戏剧理论文集》《中国戏曲史论》《吴新雷昆曲论集》《田汉传》《中国当代戏剧史稿》等学术著作和《霜厓三剧》《饮虹五种》《双推磨》《百岁挂帅》《大风歌》《阿Q正传》等剧本，为中国高等学校、科研机构及戏剧团体培养了一大批戏剧教学、研究和创作人才。与此同时，这些学者建构了南京大学戏剧学科的学术精神和传统，这是他们留给南京大学戏剧学科、留给中国学术界的宝贵财富。

　　传承五四新文学精神

　　阐释南京大学戏剧学科的学术精神，不能离开五四新文学、新文化运动的大背景。吴梅1917年和1922年先后应北京大学、东南大学之聘讲授戏曲，固然是因为他当时出版了《顾曲麈谈》等专著、创作了《风洞山》等剧本而名声大振，但更重要的还是因为五四新文学、新文化运动所带来的时代新风。此即沈雁冰所说：“‘整理旧的’也是新文学运动题内应有之事。”（《进一步退两步》）

　　五四新文学、新文化运动一方面进行“文学革命”，大量译介西方现代文学和文化，充分接受世界现代文明；另一方面又开展“整理国故”，“重新估定一切价值”，要在中国古代文学、文化遗产中探寻建立现代文学和文化的“真传统”。陈中凡担任东南大学国文系主任时，“对当时的学衡派盲目复古表示不满，乃编《国学丛刊》主张用科学方法整理国故”（陈中凡《自传》）。为此，东南大学成立“国学研究会”，创办《国学丛刊》，发布《东南大学国学院整理国学计划书》，提倡“整理国学，增进文化”（转引自南京大学文学院编《南京大学文学院百年史稿》）。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南京大学戏剧学科，应该说，正如五四新文学、新文化运动“文学革命”与“整理国故”并举，吴梅、陈中凡、钱南扬、卢前、吴白匋、吴新雷等的戏曲研究和陈白尘、陈瘦竹、董健等的话剧研究，可看作源于五四新文学、新文化运动的戏剧学科建设的两翼。前者更多通过“整理国故”（传统的、民族的）来传承五四精神，后者则更多通过“文学革命”（现代的、西方的）来传承五四精神。

　　追求学术真知

　　“为学以求真，笃行明道”是治学的基本原则和根本追求。我们说“求真明道，守正创新”是南京大学戏剧学科的学术精神，最重要的是强调南京大学戏剧学科“求真明道”的“真”和“道”，也即“守正”的“正”，强调在治学中坚持追求真实、真知、真理。而追求真实、真知、真理，也就是追求“明道”，即所谓“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之“道”。中国传统文化教育体系的“传道，授业，解惑”，其首要之务即为“传道”。故“求真”不离“明道”，应以“明道”的旨归做“求真”的学问。也正因如此，所谓“求真明道，守正创新”，“守正”是根基。只有守住追求真实、真知、真理这样的“正”，才有可能实现学术创新。

　　南京大学戏剧学科建设的两翼，分别针对不同的治学领域、对象和方法，但它们都是五四新文学、新文化运动的产物，其学术精神是相同的：求真明道，守正创新。吴梅是南京大学戏剧学科的创始人，他研究曲律在相当程度上就是为追求真实、真知。吴梅说：“自逊清咸同以来，歌者不知律，文人不知音，作家不知谱，正始日远，牙旷难期。”（《曲学通论》）又说：“夫戏曲之道，填词为首，订谱次之，歌演又次之。今歌演者有之，填词者已寥寥矣，至订谱则竟不一二遘焉，又何怪此艺之衰熄也。”（《王古鲁译〈中国近世戏曲史〉序》）吴梅知道昆曲在当时已经衰落，也知道当时剧坛很少有人制曲，但仍竭尽全力研究曲律。他对卢前说：“唐人歌诗之法废，而后有词，词之歌法废，而后有南北曲，今南北曲又垂废矣。执途人而语，毋乃过劳，不如与子拍浮高呼，寻味于酸咸之外，而自得于晓风残月之间，誉我我勿喜，嗤我我亦勿怒，吾固无望于今世之赏音也。”（《卢冀野〈饮虹簃曲丛〉序》）吴梅对曲律这种绝学的研究，不仅还原了历史的真实，而且使人们对曲律有了正确的认知。宗白华评价：“吴先生以文人而知音，他阐发了曲的文学价值，同时提高了文学的音乐性。”（《编辑后语》）

　　吴梅的弟子钱南扬也是在五四新文学、新文化运动影响下，选择戏曲及民间文学作为自己的专业。他认为，“整理国故”首先必须弄清楚“这份遗产，有国粹，亦有国渣，我们承袭了这份遗产，须大大的加以整理，才有效用，否则只是一篇糊涂账而已”（钱南扬《漫谈国学》）。钱南扬一生专注于宋元南戏研究，他认为不弄清楚南戏产生的时间、源流等问题，后来元杂剧的奇峰突起、明传奇的兴盛等就难以索解，所以，他长期在浩瀚的文献资料中进行勾稽考证，写成了《宋元南戏考》《宋元南戏百一录》等论著。他说：“我们要知道戏剧发展的真实过程，我们必须纠正明人的谬误理论……把这个已经失去的环节勾稽出来。”（《宋元戏文辑佚·前言》）吴新雷主编《中国昆剧大辞典》时，为了能够全面反映昆曲的整体面貌，他扎实严谨地勾稽和考证资料：“一是从历代的典籍中发掘文字记载，发现了许多新材料。我查阅了三百五十六种文献专著……另一方面，我深入民间，通过实地考察，进行了广泛的调查研究，收集了一批活材料和新资讯。”（吴新雷《我和昆曲有故事》）同吴梅一样，他们同样强调通过还原历史的“真实”，获得对研究对象的“真知”。

　　推进现代戏剧创作和研究

　　陈白尘、陈瘦竹、董健等的现代戏剧研究也是如此，在还原历史“真实”的基础上，注重对于戏剧精神和戏剧艺术规律等戏剧“真知”的论析。作为中国现当代著名剧作家，陈白尘传承了田汉的“求真主义”戏剧精神，强调“在求美求善之前先得求真”，要写“自己所真知的……所真理解的东西”（陈白尘《中国剧坛的骄傲——〈田汉剧作选〉序》）。因此，他主张戏剧描写社会人生要“无视顾忌，而无情地把一个赤裸裸的现实剥脱出来”（陈白尘《我的欢喜——〈乱世男女〉自序》）。陈白尘主要创作历史剧和喜剧。对于历史剧创作，他质疑现代以来的“翻案法”“借尸还魂法”（或曰“指桑骂槐法”）、“怀古法”等方法，追求“真正接触到历史”的真实：“没有历史的真实，便没有艺术的真实”，“写出人物的真实，便是写出人物的批判”（陈白尘《历史与现实——史剧〈石达开〉代序》）。对于着重暴露、讽刺和批判的喜剧创作，他提出：“只有强烈地倾向着光明的人，才会对黑暗加以无情的暴露……由于热爱着光明，而对黑暗痛加鞭挞的，是暴露；专意夸张黑暗去掩盖光明的，是悲观，是投降。”“我热爱着光明！”（陈白尘《我的欢喜——〈乱世男女〉自序》）陈白尘的戏剧创作传承了以他老师田汉为代表的五四戏剧的怀疑精神、求真精神和创新精神。

　　20世纪80年代陈白尘与董健共同主编《中国现代戏剧史稿》，强调思想解放、个性解放、人道主义、民主、科学等五四新文学和新文化运动所创立的现代文化价值，是20世纪中国戏剧现代化的核心内容。（胡星亮《董健先生的学术道路与学术思想》）董健通过与陈白尘共同主编《中国现代戏剧史稿》，传承了田汉、陈白尘身上所体现的五四文化价值和五四戏剧精神。他的《陈白尘创作历程论》《田汉传》《中国当代戏剧史稿》《戏剧与时代》等论著，坚持五四新文学、新文化的现代精神和价值立场，追求真实和真知，有力推进了中国现当代戏剧的研究。

　　学术研究是为了追求真实、真知、真理。南京大学戏剧学科“求真明道，守正创新”的学术精神，是在五四新文学、新文化运动的时代背景下，经由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文化思想的碰撞和交融而形成的。南京大学戏剧学科的几代学者，也正是因为始终坚守这种学术精神和传统，才能够推出一部部充满真知灼见的学术论著，才能够在各自的研究领域不断创新，与全国戏剧学者一道，有力推动着中国现代戏剧学科的发展。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