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2月，正在美国学习的梁思成给父亲梁启超写信，就自己和弟弟梁思永所学专业（分别是建筑史学与考古人类学）对于国家民族进步到底是“有用”还是“无用”进行询问。对此，梁启超作了斩钉截铁的回答：“这个问题很容易解答。试问，唐开元天宝年间李白、杜甫与姚崇、宋璟比较，其贡献于国家者孰多？为中国文化史及全人类文化史起见，姚、宋之有无，算不得什么事。若没有了李、杜，试问，历史减色多少呢？”

　　法国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圣西门说过这样一段话：“假如法国不幸失去国王的兄弟和王公大臣，省长，大财主等等，并不会因此给国家带来政治上的不幸。但假如法国的优秀的数学、物理、化学等方面的学者，优秀的诗人、作家，优秀的工程师等等，突然各自损失了五十名，法国马上就会变成一具没有灵魂的僵尸。”

　　犹太民族颠沛流离、饱经沧桑，但在智力方面却明显处于优势。犹太人中产生的诺贝尔奖获得者、科学专业人才、学术巨匠数量之多令人吃惊。原因在于，在犹太人眼里学术具有无比崇高的地位。他们认为，学者比国王伟大。在犹太社会里，学者和教师受到极大尊崇。与王公贵族、军政要员以及工商业者相比，犹太人始终认为学者比国王伟大。他们奉行这样一条格言：“为使女儿嫁给学者，或为娶学者的女儿为妻，纵然付出所有的财产也在所不惜。”对一个犹太家庭来说，没有比出一名或几名博士更为荣耀的了。

　　古希腊著名数学家欧几里德被尊为“几何之父”，他是一个视学术为生命的人。有一次他正在教几何。有个弟子在做练习题时突然问道：“我学这些能得到什么益处呢？”欧几里德听后大怒，立即吩咐身边的奴隶：“去，拿两角钱来给这个家伙，因为他来求学是为了得到好处的。”

　　1909年，王国维在京师图书馆做编辑，后为《国学丛刊》起草宣言，倡言“学术无新旧之分，无中外之分，无有用无用之分。”不仅如此，他还说“学术是目的，不是手段。”同样，严复在为《涵芬楼古今文钞》作序时，也一再强调一种纯学术的立场。他说，做学问的目的就在学术本身，学术以外没有也不应该有目的。大儒董仲舒说：“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这表明学术的“非功利性”。清代史学家章学诚说：“（学术）与一代风尚所趋，不必适合者”。这表明学术既要顺世而生又要异世而立，也就是要具有一定的“独立性”。这些话都很好地说明了学术的真谛。

　　学术是超越利害，纯粹求知而非实用。所以，韩愈说：“勿诱于势利，勿望其速成。”同样，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也说：“在进行科学研究时，如将其自身作为目的来追求而不带有任何功利企图，往往会有意想不到的种种新的发现。”晚晴思想家魏源曾说：“学术之敝乃敝于利禄。”这话在今天显得尤为紧迫。学术应与社会保持一定距离，不迎合、不媚俗，更不能简单以功利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