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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找那找，眼睛一直瞄在地上，不知道丢了什么，还是想捡到什么。

　　在茂盛的矮丛之间，相当于遮天蔽日的密林深处，有一个不大的塑料包，不细看就是一小袋垃圾，细看也是一小袋垃圾。他犹豫了一下，这种垃圾随处可见，在城乡结合之间，尤其在路边的停车点前。他还是捡了起来，说好奇也行，说期待也贴边儿。关键是闲着，他回家的大客还得经历相当一段时间。

　　第一层就是个普通的塑料袋子，和废弃的垃圾袋几乎没有区别；第二层就不一样了，虽然也是个塑料袋子，却干干净净、板板正正，连粘贴的花纹都很精致，已接近一般劣质商品的外包装了；第三层已出现了怪异，虽然是个普普通通的黑布小袋，包装得相当仔细，有棱有角地仿佛就是预备给人送礼的；接着的两层软纸，精选肯定是精选，明显以前用过，初婚和再婚你不管怎么乔装打扮；接着就是钱了，打开第一层他就往这方面想了。

　　接下来千篇一律。捡钱的第一反应是四下看看，明知道不是偷的，也不是正路来的，阴影几乎同时就产生了。三千七百六十五元……第一遍虽然匆忙，数的就是这个数字，第二遍想都没想，嚓地就塞进了随身携带的蛇皮袋里；谁捡钱能那么仔细，尤其在公共场所。数字还是有点奇怪，或者四千，或者三千，整那么一大堆小数，总给人一种悬念；要么就是数得不准，捡钱和在银行取钱完全是两个概念。

　　接下来犹豫了好长时间，或者说痛苦了好长时间。这几天他一直苦恼，在跳上都心不在焉，有几次栽栽歪歪好像要自杀似的，鲁大山每次都手疾眼快，还劝他要不就请假在家休息几天，万一摔下去可完了。杨渊考了个大学，名气不大，要钱的口气不小，开学张口就要了个一万三，交钱时间和地点都板上钉钉，没一点商量余地。他这挪那串地好歹凑了八千，那五千好像一座大山，他怎么也跨不过去了。于德元是工地上认识的好朋友，十多年来基本上他走哪他跟哪，吃吃喝喝、来来往往、包括偶尔找个小姐啥的，感情都是一点点积攒下来的，平时没事相互间经常许愿，很多事情都和钱有关，细节就不说了。这回他需要钱了，他却一把一把地挠脑袋瓜子，头皮哗哗像飘雪花似的，“这可咋整？这可咋整……”好像在替他出主意，或者挠脑袋就能挠出钱来似的。和金二是一小小和泥长大的光腚娃娃，一个大饼子要掰两瓣吃，一根雪糕你含一口他含一口地啜来啜去，等你用钱，两只蒲扇似的大巴掌拍来拍去，不知道是替他着急，还是为他叫好。几小时前还往银行里存了五千块钱，你以为他不知道呢。工地上每次都是月底开资，黄大栓说他的情况特殊，让徐晓婉提前给他结账，还半真半假地说这也算支持教育、支持下一代了。他说再有三千块钱满天云彩都散了，能行的再支给他三千，下月开资一块扣下，多算点利息也合情合理。黄大栓龇了龇牙，还是那句话，这也算支持教育、支持下一代了……

　　冥冥之中，这是不是天意？杨渊上大学那三千块钱，别说借，偷也没地方偷，抢还不敢，忽然就捡到了。难怪老爷子找人掐算，王大仙说杨渊将来能大富大贵，要啥有啥。他以为算命都是一个套路，不知不觉就应验了。

　　接下来的问题是，这钱也不知道谁丢的，丢钱的人是不是像他，也急等着用钱？那可做损、缺大德了！一次上车丢了三百元钱，不一会儿嘴唇两边就钻出两排大泡，齐刷刷像露水珠似的。第二天是老爷子的生日，他现跟工友借了三百块钱，出发前现给老爷子打个电话，说回家买啥买啥，请谁请谁，还特意准备了一首哥儿，特别喜庆、特别好听，老爷子从来也没听过……一次晚上在工地旁边的小酒馆里三喝两喝就喝多了，一百块钱掉地上一点没有感觉，好像他有多少钱似的。出酒馆都走挺远了，呵咧咧地正唱“咱老百姓，今儿晚上真高兴……”呢，服务员现撵出来把钱还给他。一晃都七八年了，哪怕走在熙熙攘攘的大街上，他一眼就能认出那个服务员的模样来。

　　丢钱人具体不知道什么情况，如果是个有钱人，那就啥说的没有了，听说一些有钱人有时候故意从楼上往下撒钱，有的把钱点着了当纸烧……要是这样的人把钱丢了，他不仅痛快，还解气呢。可万一像他似的，三千七百六十五元可不是个小数，他每次拿到工钱，心里总是沉甸甸的，感觉每一张都亲，每一张都来之不易，每一张都能照出他的汗水和血水来。如果是他现在的情况，东挪西借地好歹凑了三千七百六十五元钱，正准备给儿子上大学或者等着给家人去医院看病……他忽然紧张起来，不知不觉地满脑袋冒汗，好像坐在油锅里，有人正往红彤彤的灶膛里添柴加火呢。

　　可是如果没有这三千七百六十五元钱（其实最好是三千，他不需要那个零头，不急需的话，别说三千，三百、三十……哪怕三分、三厘，不是他的多少钱他也不会眼热；你多拿人家七百六十五元钱干啥，那也不是个小数，三百元钱不就把他急得满嘴大泡吗），他回家怎么交代？杨渊怎么上学？老爷子还期待着孙子上大学，去兑现王大仙那个“大富大贵、要啥有啥”呢。最好是丢钱的人忽然就出现了，不管他有没有钱，起码现在不急等着用钱，又很好说话，他会高高兴兴地给人家打个欠条，还得写上利息，等月底开资保证一分钱不差。他都敢拿全家人的性命担保，不信你到村子里打听打听，他杨海山是不是那种一屁俩晃说了不算算了不说的赖汉子！

　　再换个角度，他如果这样不明不白地把钱拿回家里，他心里啥感受不说，老爷子那关就过不去。别人不知道，他还不知道爹吗？就个打工，每次回家，总要这翻那看，好像兜子里藏啥来历不明的东西了似的。那次路过水库，也就捡了两条死鱼，一下就给他划进了黑名单。他说不谁搁炸药嘣的，遇到时还慢腾腾地摇尾巴呢，他顺手就捡起来了。他说哪有那么凑巧，人家嘣鱼自己不捡，非等你路过去捡，还慢腾腾地摇尾巴，那鱼认识你咋的，让炸药嘣了不死，非得看到你才闭上眼睛？他都四十大几的人了，三天两头还小孩子似的开导：做人一是诚实，二要干净，衣服不等穿破就让人给指破了，还叫个人吗！

　　他还在犹豫，好像到了路口，就等着抉择。一个中年女人从身后忽然走来，急促、慌乱，嘴里还嘟嘟囔囔。具体东张西望，这瞅哪瞅，不知道丢了什么还是偷了什么。从她目前的样子，他忽然想到自己捡钱前的样子：这边快到家了，那边钱还没有着落……当女人快走到跟前的时候，他忽然和捡钱联系起来——她走到停车点，具体走到他跟前就不走了，钱就是在停车点旁边的灌木丛里捡到的……心率当时就加快了，好像心脏旁边有个按钮，女人不仅知道，一下就给打开了。他不知道偷东西是个什么心态，他可是有了偷东西的心理，好像她知道他捡钱了似的。事实上她没有问，连嘟囔也不嘟囔了，只是寻找，低着头，在停车点的左左右右、前前后后不停地这找那找；他忽然想起杨海山刚到停车点还没捡到钱时的样子。

　　偏偏就在这个时候，他要坐的那辆大客已经远远地驶过来了。每次回家都坐那辆大客，熟悉得好像自己的私家车——虽然他现在还没有车。正理他可以若无其事地把脸转到一边，等车一来就拜拜了，别说女人没问他捡没捡钱，就是问了，他如果说不知道也就完事了：她不是公安，对他没有拘留权，又没抓住任何把柄。心里还是有了阴影，总觉得亏心，至于想没想到自己如果丢了钱又急于用钱能是个什么心情？可能还没走到那步，可是再不表白，等车一停，两只脚往车梯子上一蹬就没机会了……

　　他忽然有些忐忑、还有些矛盾，就试探性地问那女人，“你找啥……丢钱了咋地……”他心慌意乱，贼头贼脑，一看就是不打自招。

　　“丢钱了，你捡着了咋的？” 女人一下就盯住他了，好像她不仅丢钱，还知道钱让他捡去了似的。事情走到这步，他已经没有退路了。他几乎想也没想，就从肩上的蛇皮袋里掏出了那个塑料袋子。需要说明的是，他所以把捡到的钱塞进了蛇皮袋里，而不是拿在手上，一是他从家里出来就背着这个袋子，回家时又带了点东西，背着这个袋子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捡到钱顺手就塞到里边也就自然而然了。

　　至于……哪还有至于了，那女人简直是个土匪，一见到塑料袋子，一把就夺了过去。接着是数钱，数完一遍又数了一遍，然后把钱塞进自己的挎包里，还按了按，起身就走。出发前还瞪他一眼，好像说他真不要脸！

　　2

　　他心里这个郁闷：你说犯上犯不上，她丢钱了，他捡到了主动还给人家，不说报答，起码感激，屁都没有，还拉出一张驴脸，好像他故意捡的又不想还给她似的。问题是钱到底是不是她的？如果不是，他却乔老爷乱点鸳鸯谱，万一真正丢钱的失主再找到他……看样子像，如果冒充，还敢当着别人的面连数两次，那可不是一般女人。

　　反过来说……他回家还没等反过来说，只把捡钱的经过跟老爷子马马虎虎地说了个大其概——他完全可以不说，又觉得憋屈；就老爷子那脾气，一旦发现其中的私密，抠根嚼梢地非得问个六门到底不说，再节外生枝地整出个偷窃案来，你说犯上犯不上吧！

　　老爷子把手里的榆木棍子往地上一杵，只说了一个字：“对！”仿佛一面旗子，既是对他的肯定，也宣告了杨渊上大学的终结。年轻人从此下落不明，等知道细节，辍学的大学生早已流落红尘了。

　　杨渊的第一站是个建筑工地。具体是打预制板，再具体就是把水泥和沙石搅匀和好，再撮进模子里，干了就成了预制板，至于做楼板还是铺到走廊就不是他的事了。对于刚撂下笔杆就拿起板锹的杨渊来说，其艰辛可想而知。有时候都不想干了，也想起父亲打工，母亲在家里喂猪，钱不就是这么一分一分地挣出来又让他一把一把地花出去的吗？父亲、母亲一把血一把汗地把他供养到二十多岁，再念还能咋地，顶多再吃四年闲饭，到头来还得吃苦受累，即使比这强点，一个仅次于野鸡大学的普通本科，能强哪去？问题是父母还得苦熬苦受，甚至举债供他念书，有意思吗？他带着满手的水泡、血泡，和湿淋淋的汗水，硬是坚持下来。有时候实在坚持不住了，就想这水泡、血泡和湿淋淋的汗水，不是他身上出的，而是父亲、母亲身上出的——他出了这水泡、血泡和湿淋淋的汗水，父亲、母亲就不用再出水泡、血泡和湿淋淋的汗水了。和他一块打预制板的王叔对他也好，这么整那么整地手把手交他，他每天完不成的任务都由王叔替他堵窟窿。美中不足就是含糊，比喻问到比例，“沙石和水泥到底是几比几呀？”开始还煞有介事，“一般也就一锹水泥、五锹沙石就差不多了。”他说能不能具体，比如水泥和沙石究竟是几比几？王叔就笑了，“一个出大力的，也不是搞科学研究，哪能那么准确，大要么，差一不二地就行呗。”他摇摇头，很苦恼，哪有这么回答问题的；由他手生产的预制板一旦出现次品，造成断裂或塌陷谁负责任？有一天技术员匆匆忙忙地朝他走来，他虚心请教，才知道水泥和沙石是一比四，不能多也不能少，少了质量上不去，多了老板吃亏，水就不用说了，不稀不干和得黏糊糊地就行。他就按照技术员的要求丁是丁卯是卯地干起来。可惜好景不长，一天工头看他和灰勾兑的比例，批评他水泥搁多了，要多加沙石。他说他是按技术员的要求干的。工头说按技术员要求老板就赔死了。他说那咋整？工头说我让你咋整你就咋整，比比划划地还做个示范。他说要是出了质量问题谁负责任？工头说我叫你咋干你就咋干得了，出不出问题地该你啥事，你是书记还是市长？他说我听技术员的，技术员叫我咋干我就咋干，不然出了事故我负不了责任，你也负不了责任。工头说这不用你负责任，愿上哪干哪干去！他扔下铁锹就走，还有半月工资没开也不要了。

　　种地是个意外。那天又饥又渴，天也很热，相当于林冲去往梁山的悬崖边上——忽然看到一棵大柳树，就想坐下来歇歇——林冲也在大柳树边依靠过呀。屁股还没沾地，忽然开来一辆四轮车，在大柳树前突突突地就停下了。除了司机，车斗里拉了一下化肥，化肥上坐着四五个妇女。她们一边卸车，一边往道下的稻田地里撒化肥。他在农村土生土长，对农活并不熟悉，对女人的大腿多少了解，一双双都很健壮，也很粗糙，和书本上有关“细腻、白皙”的描写反差很大。母亲的腿他再熟悉不过，一年大部分时间都在外边赤裸，坑坑包包，疙疙瘩瘩，一些地方还有深深浅浅的伤疤，虽比不上纹身，却倍感亲切，他除了敬重，也很伤感。从这些女人的腿上，他忽然想起了母亲，好像母亲就是其中的成员。他很对不起母亲，私自辍学不辞而别她一定伤心，有些事情看似给她省钱，却伤了老娘的尊严。有一个妇女从车上背起一袋子化肥，脸突然胀得通红，额筋暴得老高，两条腿左拐右拐随时都要扑倒的样子。他一下站起来，扑上去夺过妇女背上的化肥袋子，扛在自己肩上。那袋子装的好像不是沉甸甸的化肥，而是薄薄的一元钱，母亲的儿子正需要钱，却不是一元，而是很多很多的一元一张张高高地摞起来才行；母亲也不是在劳动，而是在挣那一元钱——一元钱虽小，一张张地摞起来就解决了很多问题，儿子可以上学了，老人可以治病了，甚至自己身上的病痛也可以祛除了。唠来唠去，她们也是打工，只不过人家已经做了很久，他还在寻找挣钱和吃饭的营生。他的种地生涯就是从这时候开始的。

　　老板有很大的规模，其实并不专业。除了种田，还干别的。他跟着母亲们在田里撒了两天化肥，老板就让他去西沟养鸡。转眼水稻已窜出稻田埂子，绿幽幽地把田野铺排得像无边的海洋，池埂子上的杂草也水涨船高，密匝匝地好像一道屏障，阻挡着水稻的通风，也遮蔽了灿烂的阳光。老板就派他还有几个人突击去割池埂子上的杂草。他挨着路边，离上次撒化肥那棵大柳树不远。割草是日工活，没有指标，一条一条的池埂子有的弯弯曲曲，有的笔直笔直，定指标很难，很大程度就靠你的自觉和良心了。他干得很卖力气，不一会儿就冒汗了，背有些酸痛，手也麻辣辣的，可能和养鸡有关，那活儿不累，日子一久人都懒了。他咬着牙，像参加一项比赛：嘿，时间长习惯就好了，打预制板不也是这么熬过来的？老板用你，就是要你出力，不然谁会把钱白白地送你。他弯着腰正吃力地割草，小轿车的奔跑声忽然钻到了耳朵里。他看也没看，在路边干活这样的事情会有很多，有点风吹草动就东张西望，长了老板谁还用你，就是他当老板，也不会用那种尖头滑脑的家伙。

　　嚓……一个刹车。小轿车忽地开到了身边，好像就要压到他了。他本能地抬起头来，身体也趔趄了一下，差点掉到池埂子下的水田地里。有两辆小轿车，一前一后地停在他身边不远。一台是他们老板的，一台不认识了。车上下来四五个人，老板陪着那辆车上的一个中年人。

　　“你这是有机大米吗？”

　　“纯有机大米，一点化肥没上，也没打农药。”

　　“咋有点不像，和上化肥、打农药长得一模一样？”

　　“我们这是品牌，多少年了，从来……”

　　按理他不该插嘴，人家老板和客户谈生意，你一个打工算干嘛吃的？按理听都不应该听，就是钻进耳朵，也当没听见才行。问题是老板对他很好，他才来多长时间，老板就当着员工的面儿三番五次地夸他脑子灵，能吃苦，好钻研，心眼好，把农场当成自己的家……他忽然觉得老板可能事多、事杂，把脑子搞乱了，或者具体并不知情，就主动替老板解释，“化肥上了，春天我还在这撒化肥了呢；农药打没打就不知道了……”

　　他们很快就散了。第二天老板就把他打发了。

　　一天上午，杨渊在一个农贸市场里正给人家卖菜，忽然发现一个五十来岁的男人在他附近转来转去。开始他没注意，等买菜的走了，发现这男人有点面熟，还戴了一顶帽子，帽檐压到了眉心，只能看到脸的下半部分，乍看有点像电影里的地下党。他忽然扑上去，“爸……”声音有点哽咽，他已经一年多没回家了，也没看见爸爸、妈妈，他特喜欢和爷爷南朝北国地拉呱。

　　杨海山倒没怎么激动，除了感叹，还建议他自己干，“你适合当老板，自己想咋干咋干……”杨渊很少采纳父亲的建议，往往都是从反面去理解。这次多少有点奇怪，一年多来他疲于打工，还没想到这步，忽然好像开窍了似的。

　　首先是养鸡。在老板那干过，觉得还行，要不干啥？老板养肉鸡，他养笨鸡，不仅仅是致气，肉鸡量大，能吃，利薄，还得雇人。他要自己干，顶多让新婚的田娜偶尔跟着忙活忙活，先养三四百只探探路子，挣一个是一个，行的话再扩大规模。

　　毛绒绒的鸡雏招人喜爱，叽喳渣地好像给他展示：你看我多漂亮！你看我多漂……他嘿嘿地说你们都漂亮。卖鸡雏的交代他一周内必须打疫苗，不然不保活。田娜坚决反对：“村里养鸡谁也不打疫苗，都活得挺好；没挣钱先花钱，哪有你这么干的！”他待理不理：书念少了啥也不是，打疫苗都不明白，要不是母亲，怎么能找到她的头上！

　　鸡雏越长越大。村里还有两家，都没打疫苗，打没打也看不出上下。田娜说你看你脑瓜子多大！半月后有一家鸡雏一点点蔫吧，挨枪子儿似的一个个倒下，一个礼拜就剩下个空荡荡的塑料棚子。另一家又喂药又隔离地像恭敬老太爷子，一天到晚哧哧哧地总打来苏，好歹活了一半，两个大棚合并到一块。他说我脑瓜子还大不大了？田娜说这才哪到哪，从春看不到老秋。

　　那家鸡雏缓过来后就喂复合饲料，两个月后长得差不多了才换成苞米和青菜。杨渊一直喂苞米和青菜，有时候还喂点徽菜、苋菜。田娜说苞米多钱一斤，复合饲料多钱一斤？你光喂苞米能挣钱吗？杨渊说要不咋叫笨鸡，喂复合饲料还叫笨鸡吗？田娜说笨不笨鸡地脑袋上也没贴贴，能卖钱就行呗。杨渊说笨鸡和二糊赖鸡能卖一个价吗？田娜说你不用跟我犟，到时候就知道了。

　　上冻后陆陆续续地有人进村买鸡，他和那家就陆陆续续地卖鸡。他的鸡要价二十元一斤，那家要价也是二十元一斤。他说他养的是纯笨鸡，那家也说自己养的是纯笨鸡。结果那家的鸡都卖光了，他的鸡还有一半在院子里翘着脚咯咯咯地转来转去。他说这咋回事呢？田娜说喂复合饲料的鸡个大、水灵，打冷眼就招人喜欢，咱家的鸡自己觉着挺好，和人家一比一个个贼头贼脑像孙悟空似的，搁你你买？他说一吃不就吃出来了吗？“你卖鸡先做好了给人尝尝再卖？要不咋说你脑瓜子大呢。”

　　“买鸡和找媳妇一样，光看外表，不看本质。”

　　“我本质咋了，养汉了做贼了还是把东西滴漏到娘家去了？”

　　小两口三说两说动起手来。田娜个小、手快，杨渊还没有反应，女人的一只手已经在丈夫的脸上抓了一把。杨渊挥手出拳，母亲拼命地抱住儿子，“你干什么你，男人哪有跟媳妇一样的！”杨渊说你等哪天的！田娜说哪天我把你脸挠开花！

　　后来又换了几个项目，什么早熟粘苞米、黑龙江土豆、沙瓤西瓜、小尾寒羊……都不剩钱。两口子说吵就吵，说干就干。母亲一气把他们撵出去单过。

　　后来他接了一个修桥的工程，据说是一个朋友做不了让给他的，还推荐给他一个技术员，丁是丁卯是卯地要求老严了。完工后田娜一赌气抱着儿子杨繁简回了娘家。

　　盛夏一场大雨，朋友修建的四座桥梁给大水冲毁了三座半，唯独杨渊承包的桥梁安然无恙。一个月后县长在杨渊承包的桥梁前开了个现场会，当场宣布奖励杨渊十万元钱。

　　从此杨渊的项目滚雪球似的一个接着一个。

　　一天田娜牵着杨繁简理直气壮地回到家里。杨渊看了看儿子，顺手扔给田娜一张银行卡。田娜噗嗤笑了。

　　渐渐地杨渊成了远近闻名的能人。老爷子哆嗦嗦地站到屋地中央，三条腿的镀金拐棍象征性地杵在地上，“咋样，王大仙说得一点不差，十年前就说杨渊得‘大富大贵，要啥有啥’。”杨海山说管咋地，一家子有吃有喝、不吵不闹地比啥都强。母亲说她瞎了眼，给儿子找了个母夜叉。

　　3

　　一晃杨繁简都上小学了，成绩一般。田娜天天给他辅导，看着他写作业，成绩还是一般。杨渊说你教的啥玩意，“人”咋能念“银”，“热”咋能念“夜”……田娜说我自己的儿子当妈的还不知道咋教，你干你的得了，不用你管。一次教育局领导在杨繁简所在的班上听课。班主任事先就给同学们交代，我提问时同学们都要举手，会不会没关系，该举手举手。上课时班主任按照事先编排的预案，其中就有提问的内容。全班四十五名同学，四十四名齐刷刷地举起了稚嫩的小手，唯独杨繁简，两只黑乎乎的小拳头一直规规矩矩地背在后边。事后班主任把他叫到办公室问其原因。他说我不会。老师说事先我跟你（们）咋说的？他说咋说我也不会……“我不说会不会没关系，该举手举手吗！”

　　“举手我也不会……”

　　“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