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是所奇妙的城市，它照亮了智慧与梦想，创造了机遇与财富，还构建了人际关系与情感。深圳给了我许多没有血缘关系却比有血缘关系还亲的亲人，其中有我最敬爱的人——外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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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年10月底，我父亲来电告诉我，他已再婚，让我周末来一趟深圳见见我的新妈妈。我顿时茫然了，不知道该如何接受这个事实。98年我读小学六年级，父母就离婚了，我一直像妈妈一样照顾着年幼的弟弟，也曾有寄人篱下的经历。我心里一直盼着家里有个女主人，同时也担心着“后妈”会不会如传言般那么可怕。

　　一个月前，我爸才怀揣着东奔西凑来的学费，坐长途大巴从粤北老家送我到广州念书。为了节省25块，我们只能坐低速车，原6个小时的车程，我们整整坐了12个小时。那时，爸爸从未谈及他的私人感情，我更加不敢相信那时有女人愿意选择我爸，有哪个家庭愿意接受我那穷得叮当响,还带着我和弟弟两个“拖油瓶”的家?

　　我带着复杂的心情来了深圳，刚刚接受完军训一个月的我晒得跟“非洲人”似的，也晒掉了一层皮。 我爸和我后妈在罗湖汽车站接我，我爸向她解释我在学校刚刚军训完毕。她很年轻，样子看起来只有三十出头，长得有点像电影明星钟楚红。她看起来很和蔼可亲，我礼貌性地叫了她一声“阿姨”。她柔声地对我们父女俩说：“阿玲一定很累了，得尽快回家好好休息。”我爸紧紧地牵着我后妈的手，大步地走在我的前面，空着的另外两只手帮我拿行李。落日照在我们三人的身上，在地上拉出了长长的影子，彷佛在给我们这个刚刚新组建的家庭进行拍照留念。那一刻，我忘了路程的疲倦，我知道我已经疲倦了很多很多年，舟车劳顿所带来的疲倦根本不算什么；我忘了周围行色匆匆的路人，我知道他们终究会到达休息的港湾；我忘了天快黑了，我知道天黑了，还有星星和月亮。我看着地上的影子，那如意象派的简笔画，让我不由得在头脑中构想着我们的新生活。

　　在车上，我才知道我后妈是深圳坂田本地人。从罗湖到坂田，那时“清平高速”还在施工，得经过深圳的“二线关”。布吉检查站的工作人员认真地检查我们的证件，我没有办边防证，便拿出了学生证和火车票辅助检查。过了布吉检查站，我们一路颠簸来到了坂田杨美村，那时停车站点叫叫“金龙羽”而非“杨美地铁站”。布龙公路还在建设中，车灯下能看到大片扬起的尘土。我们的新家在金竹小区，金竹小区只有几个巷子几十户人家，后面都是荒山，现在周边的建筑群和道路尚未规划，如“华为荔枝苑”、“深圳科学高中”和“环城北路”等。

　　我在家里第一次见到了外婆，她年若60多岁，穿着一套淡蓝色带小花的绵绸衣服，干净清爽。她剪着齐耳的短发，头发乌黑浓密，一个长的梳夹把前额的头发整齐地梳到头顶。她慈眉善目，脸圆耳厚，看起来特别善良、仁慈。她微笑着招呼我进屋，用深圳客家话叫了我一声“阿妹”（客家人长辈对晚辈的爱称）。我当时像普通人称呼老人家一样称她为“啊婆”。晚饭时，我见到了我后妈的众多亲人。九十年代末，我后妈离异后回了娘家。她父亲已去世，她跟外婆住在一起。除了她的二哥生活在香港，其余的亲戚全在深圳，他们住得不远，能经常见面、聚餐。她家族的人打扮得十分时尚、潮流，言行举止上有点“贵族”气息，让我感觉很拘束，我发现我爸也有点拘谨。只有外婆的朴素，让我们毫无距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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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天，外婆起得很早并在厨房里忙碌起来。我小心翼翼地跟着她后面，看看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她总是亲切地让我去客厅休息，多熟悉家里的环境和亲人。这里的大人们都爱打麻将，小孩喜欢打电脑游戏。我觉得在厨房更有我的乐趣，便央求着外婆让我帮她。她很欣然地接受了我在厨房里帮忙，并指导我如何干活。闲暇中，她悄悄地跟我说，这里就是我们的家了，我应该正确地叫她“外婆”，叫我后妈为“妈妈”。我毫不犹豫，马上改口叫她“外婆”，她开心地笑着说“真懂事！”。回到客厅，我大大方方地叫了我后妈为“妈妈”。在老人家不经意的提点下，一切都很自然地发展着，气氛很和谐。

　　外婆的三儿子住在楼上，是个不苟言笑的人，我敏感地察觉到第一次他见我的时候有鄙夷的眼神。后面竟得到了印证：第二天，我和外婆二儿子的继女刚好坐一块，吃饭时他指着我们，对他上6年级的女儿说：“你看好了，这是来自大城市的姐姐，那是来自农村的姐姐。”坐席上的人都愕然了，我那自尊心特别强的爸爸瞬间凝结了笑容。我强忍着不适，很客气地向他女儿点了点头示意着招呼。外婆在坐席上大声说“大家记住了，我们一大家子都是农村出身的，我还带你们耕过田的。”说完，外婆把一只大鸡腿夹到我碗里……

　　我回学校的时候，外婆拿一袋东西塞给我，她还从脖子上摘下来的观音吊坠挂在我身上，她是个信佛的老人家。她慈祥地说道“阿妹，记得回家的路，好好保重身体！”

　　在火车上，我把袋子打开，发现有水果和零食，有外婆煮的一大包鹌鹑蛋，还有一个装着300元现金的红包。“有家——真好！”说完，我的眼泪便不由自主地掉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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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那以后，节假日我就从广州回深圳的家。外婆很勤劳，每天早上都起得很早，会舍近求远，走1公里左右去扬马市场买菜。大家也曾劝过她不用那么辛苦，也不必这样省钱。她总是说去扬马市场能锻炼身体，还能看到很多邻里乡亲。我常陪她去市场，她像个知心老婆婆，很多本地的老人家找她聊天，也很多外地的小贩们热情地帮她挑食材。如果她哪天没来，那些人也记得清清楚楚。外婆从来是一个忠实的聆听者，尤其当别的老婆婆在不停地唠叨着家里长家里短，她只偶尔应着说“是”，偶尔说“年轻人有年轻人的世界，我们少操心些吧！”买完菜后，她把菜放进了自带的两个大环保袋，她从不让我帮忙提，她用她随身携带的棍子作扁担，两头挂着两个环保袋，用肩膀担了起来。

　　路上，经过杨美村老围，那有一大片具有浓郁客家建筑风格的老房子。房子大多数是建国之前建的，有些单层的泥砖瓦房已破烂不堪，有些两层的青砖瓦房还住着一些租客或者本地的老人家。每次经过村子前面的那口干旱的大池塘，她都会让我停下来休息，尽管我们都不需要。她有时对着那片老房子深思，有时对着周围开发后的高楼大厦发呆，有时向我讲述杨美村的故事。改革开放前，村子被群山包围着，村子前面是大片水田，一直延伸到的“鸡公山”，山附近是旱田。村子后面的山上全种了荔枝树。村子前面的大池塘是全村竞标养鱼的，村子后面有个鹅头型的小山，曾有风水先生说他们村风水很好，是“天鹅饮水”的格局。现在村里的基本上被开发了，但老一辈的村民都知道，村子的老房子、池塘和鹅头山是不能动的。“以后就难说了……”，外婆说这句话时，神情充满了惆怅，她拍了拍池塘旁边的老龙眼树，传递着她对村子未来的一丝担忧。

　　外婆说，村里每户人家的田地也不是特别多，60年代初闹过大饥荒，有大批村民迁居香港。60年代末，她的二儿子和三儿子曾结伴冒着枪雨弹林游泳偷渡去香港。她的三儿子被身边被枪打死的人吓回去了，只有她二儿子坚持游过去，捡回一条命，投靠了早期迁居到香港的一位叔叔并定居下来。改革开放后，村里的发展越来越好，每年每个户籍人员有一笔可观的分红款。那些户口在别处的，包括在香港的人想再迁回村子，已迁不回来了。她常常感叹，要是二儿子能回深圳定居，一家团聚，该多好啊！她跟她二儿子感情最深，98年香港回归以前，香港管理很严，他们母子难得见一回。回归后，情况好多了，特别是2011年深圳地铁5号线贯通后，二儿子回深圳更便捷，回的次数就更勤了。外婆说到这里，又露出了笑容。

　　经历了社会变革和经济发展，外婆活得很通透，我佩服外婆虽然不认字，却有大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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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读大学那几年，坂田周围仍在建设，临时荒废的土地较多。外婆会带我去周边荒废的土地上开垦出来种粉葛或者红薯。客家凉帽、锄头和簸箕这些工具成了我们的“好帮手”。她常说他们这辈人对土地有执着的热爱，看到荒废的土地堆满垃圾或长满野草就会觉得心痛。她不但带着我到楼顶种出绿油油的蔬菜，还教会了我做深圳的客家菜和粗叶粄。

　　深圳临海，能产优质的生蚝，深圳人都很喜欢吃蚝。早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深圳蚝便驰名海内外。沙井蚝文化博物馆里陈列着一块写着宝安县1978年—1982年蚝豉收购价格黑板。客家人喜欢酿法做菜，以保留原汁原味，有酿苦瓜、酿豆腐……酿蚝四就成了年夜饭必不可少的一道菜。外婆说以前家中生活困难，一年到头很难吃到蚝。舅舅们放学后，带个小篓和蚝啄和几个同学常常相约在海边堤石“打蚝仔”解馋。虽然只有拇指般大小的蚝仔，拿回来煮蚝仔粥、做肉馅的配料，也让全家回味无穷。

　　外婆准备的“酿蚝四”主要食材有：猪肉、干蚝、瑶柱、虾米、猪油网、马蹄、鲜葱和姜丝、猪肝等。她带着我洗干净食材，削好马蹄、葱、姜丝。按她的示范，我把每根葱去掉尾巴的叶子。她则在一旁把旧报纸铺在地板上，上面放一块又大又圆的老式砧板，把猪肉切成一小块。她双手拿着两把打肉刀，有节奏地拍打着肉，像演奏着美食盛宴的开场曲。剁肉开始碎时，一边剁，一边均匀加入瑶柱、虾米、马蹄、姜丝。当肉已和其它食材粘稠在一起，她把肉馅装进盆子备用，再切开一张两个巴掌大小的猪油网。她把肉搓成的长长的一团，把肉团放进猪油网中，加入一根葱、一个蚝、一大片猪肝，这样就做好一个如成年女人拳头大小的“酿蚝四”了，做好以后全放进锅里蒸熟，就成了一道美味佳肴。每次我和外婆做“酿蚝四”要用一天功夫。第二年再制作时，因我觉得大得腻人，便自作主张把它的体积减半。大家品尝时，都觉得小的更好吃。外婆欣然决定，以后把“酿蚝四”全酿成小的。外婆生活的年代大多是难得吃上肉的年代，那时习惯并且时兴把“酿蚝四”做得很大，客人来拜年吃饭，看着也体面，吃得也更香。外婆能为了大家的口味而改变她的习惯做法，我觉得十分难能可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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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年，我毕业后到老家的银行柜台实习。刚上班不久，我突然头痛和发烧，身体陆续出现了豆大的疹子和水泡。我去医院被诊断感染了孢疹病毒，俗称“出水痘”。水痘的传染性极强，我不能继续上班了。我颤颤惊惊地打电话给我爸，表示不想回深圳，怕被人嫌弃，打算在出租房里自理。我爸转达外婆的话，一定让我回深圳，她会照顾我，不然会有生命危险。

　　我回到深圳，开始了隔离的生活。我整天发着低烧，皮肤痒得好像数以万计得蚂蚁在爬行，还特别想抓痒。因我要戒口，外婆需另为我做饭菜。那段时间我吃的最多的是外婆给我特制的冰糖炖猪心，外婆说这道菜最能安神定惊、养心补血。她亲自给我上炉甘冲洗剂和换药。她向人打听民间草药，煲草药给我洗澡和服用。在外婆的悉心照料下，3周后我身体的水痘已全部结痂，医生说我不具有传染性了，我终于自由了。

　　大病初愈的我依旧一副病态，外婆还像以前那样，会跟人介绍我是她的外孙女。不巧的是，我爸的老板来家里做客，没想到我爸会跟老板介绍我表妹是他的女儿，我是他的侄女。我大发雷霆，闹着要离家出走。外婆一边批评我爸，一边开导我，并创造了我们父女俩沟通并和好如初的机会。现在的我，已完全不把我和我爸的矛盾放在心里。与其说我成长了，不如说是外婆炙热的爱融化了我心中的寒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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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病愈后，更依恋外婆，更喜欢听她讲故事了。改革开放前，外婆家还种着田，外公在村里杀猪，乡亲们需肉票才能吃上肉。外公和外婆有时自掏肉票送给一些困难的乡亲。外婆常叮嘱外公卖猪肉时不能学别的无良商家把水注入猪肉，不能用“短斤缺两”的伎俩。一次，一名租客骑自行车交给外婆100元，我问她怎么租金那么便宜？她说租客的经济不好，家里有病人，已说好免他的租，是租客自己坚持要交，那就随他意，交多少钱无所谓了。

　　10年，老围成了危房，本地的老人家和租客全都不能继续住了。我弟弟服完兵役快回家了，外婆坚持让出房间，一个人搬到2楼生活。12年后，外婆的身体每况日下，摔了5次，还患上了老年痴呆症。19年8月，九十一岁的她离开了她留恋的世界，遗憾地闭了双眼。她没来得及看我们这几个在她身边长大的孩子全部成家。外婆离世后，我非常自责，自己身为家里的长女，没有完成老人家的心愿，我伤心得大病一场。外婆的葬礼很隆重，前来告别的宾客很多，其中有她的老租客。

　　外婆患病前，能通过脚步声，隔着关闭的门和厚厚的墙，分辨出家里的每个人。现在我回家，会故意放慢脚步，盼望着外婆还能用洪亮的声音迎接我。走过了寂静无声的二楼再往上走，我觉得脚步很沉很沉……

　　外婆有一部红色的陈旧的念佛机，那是她的心爱之物，虽然已经不能播放了，我还是如珍宝一样把它带在身边。只要看着它，我就感觉外婆还在我的身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