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阅读小说？如何领略文本细节的魅力？如何从细节之“小”探索小说之“本”？

　　在新近出版的《小说说小》中，复旦中文系教授郜元宝坚持从细节切入，结合作家的创作经验与读者、批评家的阅读体验，透视中国小说各种特殊性问题。11月30日，郜元宝与评论家、《思南文学选刊》副主编黄德海、上海文艺出版社编辑胡艳秋做客思南读书会，就“小说的细节与全局”展开精彩对谈。

　　郜元宝（中）与评论家、《思南文学选刊》副主编黄德海，上海文艺出版社编辑胡艳秋做客思南读书会，就“小说的细节与全局”展开精彩对谈。

　　细节是小说之本

　　怎么会想到要围绕细节来写一本“小说学”方面的著作？郜元宝表示，身为文学研究者、批评家，他差不多已经习惯于使用学术界通行的专业术语来说话。“这种越来越专业化的学术语言从80年代中期说到现在，说了30多年，很容易导致语言和思维的僵化，丧失文学批评或广义的文学研究应有的勃勃生机。”

　　“有一种落差始终难以克服：学者们谈论一部小说，往往不太注意小说中那些重要的细节，总是无休止地纠缠于先入为主的概念、框架与命题。”郜元宝说，按照既定的“方法”写一篇文学评论并不难，但要让读者、作家和批评界同行都能切实地感到你真的是在讲某一部具体作品，让这部作品活生生地呈现出来，就相当困难了。“一部长篇，包括某些短篇，看过之后，很快就会印象模糊。凭着模糊的印象阐释作品，许多细节要么被遗漏，要么被弄错。这是经常发生的一种‘批评的尴尬’。”

　　所以，郜元宝想“稍微松动”一下这种局面。“回到小说本身，回到小说的细节。”

　　在将近两个小时的分享会上，郜元宝如数家珍地举例分析了许多小说“细节”，比如张爱玲激赏的汪曾祺笔下粗糙廉价的“草炉饼”也算“美食”吗？张爱玲喜欢奇装异服，非常注意小说人物的穿着，但《倾城之恋》为何只字不提白流苏、范柳原的衣着？田小娥黑暗中“一声呢喃似的叹息”是陈忠实苦苦追求的“属于自己的句子”吗？阿Q求爱之后、吴妈大闹之前，鲁迅为何突然插入一句“一刹时中很寂然”？孙少平可以跟县革委会副主任田福军高谈阔论，但路遥为何不让孙少平更多思考国家、社会、民族、政治、经济等大问题，而只让他探索“关于苦难的学说”？《平凡的世界》究竟是“青年励志书”还是初期改革时代的全景图？

　　郜元宝自称是“中国小说精彩细节的奔走相告者”：“支撑《小说说小》的主要材料就是我经常为之奔走相告的中国小说的那些精彩细节。我希望在高头讲章之外，尝试另外一种小说读法。”

　　黄德海评价《小说说小》是一本好读的书。“现在不少书看得很累，不是深刻，而是晦涩，看三分钟就看不下去了。这本书让我想到之前看小说时没有注意到的很多细节，还会勾起一种斗志——对这个细节，我也可能并不这么认为！或许郜老师认为好的细节，我恰恰认为是作家的败笔，或者他认为是败笔的地方，我也有可能偏偏认为是好的。”黄德海认为，对细节的种种几乎必然包含着“商榷”和“争议”的认识，才是“我们到底如何认识小说”的必由之路。

《小说说小》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从细节出发来把握全局

　　在黄德海看来，《小说说小》这本书涉及的细节特别广，从衣食住行到男女关系，从语言逻辑到视角结构，从次要人物到空间布置，容纳了小说的方方面面。他说“这些方方面面，我们写文章也会想到，但通常只是一笔带过，不愿意展开谈。因为一谈进去你会发现陷入一个争论的泥潭。这不是说别人会反驳你，而是在这个问题上有无数人谈了无数次，每个人都带着自己的世界观，自己的骄傲和谦虚，自己隐形的心理负担和顾虑。因此我很想说，这本书很有趣，也很坦白。”

　　坦白不就有危险了吗？郜元宝笑言：“我对作家或小说当然会有总体判断，但总体判断离不开我丰富的小说细节。一两个‘典型细节’自然不能代替总体判断。这就需要把思考的重心放在细节与全局的关系上，由全局观照细节，从细节来丰富和落实对全局的把握。两者结合，才是比较理想的阅读小说的方法。”

　　他以《白鹿原》中白孝文为例。“白孝文后来变得越来越坏。他最歹毒的一招就是陷害黑娃。黑娃是他的发小，不仅原谅了他与田小娥的那段恋情，还是他‘投诚’革命的引路人，而且黑娃明明已脱去过去的土匪习气，重新拜朱先生为师，洗心革面‘学为好人’，不可能对白孝文构成任何威胁。尽管如此，白孝文还是极其阴毒地陷害了黑娃。”

　　白孝文的变化是陈忠实的败笔吗？陈忠实有没有交代白孝文从一个好人变成坏人的关键性心理突破？

　　郜元宝认为有一个细节给出了答案。“从乞丐摇身一变成为县保安团营长的白孝文荣归故里，重回白鹿原参加祭祖，当天中午吃了碗自家的臊子面，他所有过去的回忆都复活了，觉得住在白鹿原也挺好。但他马上掐断了这个思想苗头。他想，一只红冠如血尾翎如帜的大公鸡看到曾经哺育自己的蛋壳，难道还能回到壳里继续享受以往全部的美妙与安宁吗？这是白孝文的一个‘洞见’。他认为自己必须舍弃心里所有柔软的部分，才能继续在官场和军界摸爬滚打。他告诉新太太，白鹿原人若不走出白鹿原就没出息。何为出息？就是在弱肉强食的世界立于不败之地。何为走出白鹿原？就是扔掉他爸爸白嘉轩一辈子持守的‘学为好人’的道德标准。”

　　郜元宝同意黄德海所言，《白鹿原》有些细节过于臃肿，但“大公鸡和鸡蛋壳”的细节可谓点睛之笔：“这一细节让我们看到儒家传统价值观在二十世纪面临极大的挑战。陈忠实的细节和他的整体思考有着密切的关联。”

　　郜元宝还提及，陈忠实在《白鹿原》扉页恭敬抄录了巴尔扎克的话：“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其实陈忠实也躬行了巴尔扎克对小说家的另一句忠告：“如果你要写好小说，那就研究细节吧！”

　　“作家要研究细节，读者、评论家也要研究细节。没有细节的文学是不可思议的。无论文学观念和文学研究方法如何更新变化，都不能放弃对细节的琢磨。”郜元宝说，“这是文学创作和研究须臾不可或缺的基本功，而细节的粗疏，不仅是文学，甚至也是我们的文化的一个短板，需要引起足够的注意。”

　　南方作家在文学语言上的贡献为何超过北方作家？

　　黄德海认为，《小说说小》虽然围绕细节展开，但几乎每篇文章都贯穿着一部中国现当代文学简史，至少是这部简史的某个侧面。而在这其中，“鲁迅就成了《小说说小》判断许多小说问题的一个隐藏的标准。”

　　郜元宝回应道：“最近去世的美国学者和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是个顽固的文学本体论者，他固执地站在欧美文学伟大传统的背景来批评当代英美所有新的文学创作。他的标准可能会导致单一化甚至僵化，但如果失去这个背景，完全落入当下文学的狂欢，又会怎样呢？同样的道理，如果我们舍弃鲁迅这个背景，那么中国新小说短暂的百年历史还能找到比鲁迅更有效的背景吗？鲁迅的形象不仅是他个人，更是他死后由无数中国作家建构起来的一个传统。思考今天小说所面临的许多问题，不得不回到这个传统，才能弄清楚这些问题的来龙去脉。

　　比如胡适说过，鲁迅若用绍兴方言写《阿Q正传》会更好。胡适认为文学革命从文言文到白话还不够，应该进一步发展到“方言文学”，那才是文学革命真正的成功。鲁迅虽然主张在语言上要“博采”口语，而且不限于一地的方言，但他同时也注意吸收文言和“欧化”的营养，将众多语言因素调和起来，才能丰富小说的叙述语言和人物对话。因此在“艺术的假定性”上，鲁迅笔下人物明明应该说方言土语，但实际上鲁迅更多是将方言土语系统“翻译”成了当时通行的白话（偶尔保存或流露方言土语的碎片），由此造成“文学的国语”和“国语的文学”。

　　郜元宝认为，不仅鲁迅，现代文学史上绝大多数南方作家都是如此。他们没有老舍、赵树理等北方作家的便利，他们的方言与共通语距离太大，必须压抑方言，努力追求包含方言精神而又超越方言的共通书面语。在人物语言上，鲁迅就主张“给他们许多话”，让文盲阿Q引经据典；郁达夫《春风沉醉的晚上》就把女工陈二妹的“苏白”翻译成了“国语”；《围城》几乎覆盖了中国南方所有的方言区，但除了少数例外，钱锺书还是把小说涉及的各地方言一律转换成通用的书面语。

　　“为什么中国现代南方作家整体成就高于北方作家？这除了近代以来南方的经济文化比北方发达之外，还有一种重要原因，就是南方作家对中国现代文学书面语的贡献大于北方作家。他们不像北方作家可以依仗方言的便利探索比较狭隘的‘方言文学’，而是不得不压抑自己的方言，努力寻求共同语的表达。我们今天熟悉的中国文学语言就是这样造成的。”郜元宝如是说。（ 罗昕 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