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琴家席夫有一次到佛罗伦萨演绎贝多芬的《皇帝协奏曲》，遭到了儿童袭击，一块石头扔到了他的眼睛上。幸亏事后没有大碍，他借这件事说明，古典音乐没有必要强迫孩子接受并喜欢，那个儿童是针对老师听音乐的规定而发泄不满的。但为什么恰恰是贝多芬，让今天的学生们如此烦躁，听不下去并有极端举动呢？也许，在不确定性充斥的当今世界，贝多芬音乐里的雄辩与自信，步步为营的推进与论证，以一种不可置疑的确定性惹恼了心猿意马的孩子们，就像大人们对他们的训导。

　　《皇帝协奏曲》是贝多芬的最后一部钢琴协奏曲，完成于1809年前后。这一年他的老师海顿去世（尽管海顿让贝多芬这个个性太强的学生不愉快，但他的钢琴作品还是深受海顿影响），拿破仑的军队包围了维也纳。一度贝多芬躲进地窖避离兵祸，他的耳朵当时有一点听觉，听得见军队炮轰的声音。置身艰难时刻，却写出最具英雄主义色彩的“皇帝”，也是外部环境对一个巨人强悍内心不起作用的讽刺。让人咋舌的是，“皇帝”的第一乐章超长，几乎是常规协奏曲作品的长度，加上第二与第三乐章，有了一部交响曲的体量与规模。贝多芬式的宏伟与高贵，阳光刺破云层的浩大力量与雄浑景象，乃一派“皇帝”君临天下，巡视大地的气势。

　　出生于1931年的钢琴大师布伦德尔，既是演奏名家，也是学者，曾对贝多芬的作品进行过完整的修订。他对贝多芬的学生车尔尼赞美有加，当年，正是车尔尼进行了《皇帝协奏曲》的首演，对老师的作品有丰富的评介。布伦德尔认为，除海顿之外，贝多芬学习的对象还有莫扎特与巴赫。贝多芬年轻时造访过莫扎特，弹琴给莫扎特听。当时他初出茅庐，莫扎特想不到这是一位未来就要登场的钢琴“皇帝”。布伦德尔说，贝多芬的作品里任何素材都有确定的用处，如同论据，秘密地指向结论。贝多芬的气势，来自论证的缜密与丰富，近乎百川灌河，最终形成了大海的激越。不过，布伦德尔演绎的贝多芬以深刻见长，在力度与辉煌上，其他大师不遑多让。我觉得演绎贝多芬还是要“抡”起来，让钢琴如同激越的战马，尽管贝多芬晚期作品沉思的内容逐渐见多，是英雄在自己的影子里回顾，但壮怀激烈是必不可少的。只有血脉贲张、激情澎湃，才让自我沉思的贝多芬有了意味，极动，预示极静。

　　这些年，学者开始讨论贝多芬音乐里“幽默”内涵。通常，幽默是对伟大与严肃的解构，是在神圣的仪式之中做鬼脸。“幽默”这个词语用在贝多芬身上，属于别样意味。贝多芬的确是一个爱恶作剧的人，他的钢琴作品里时常速度忽快忽慢，有意难为弹琴者。这是一种俏皮，玩笑式的善意揶揄。说到海顿的幽默，大概没有问题。他是一个老好人，而老好人幽默起来，更有喜剧效果。除了交响乐，他的键盘音乐里幽默的火花也比比皆是。

　　贝多芬是一个异常严肃的人，人性里尽管也有魔性的影子晃动，但更多是对世界不完美的愤怒与不满。他的善良，从对侄子卡尔的关爱中可见一斑。他高估这个世界里的人性，以为自己的努力，可以让他人变好。卡尔的逻辑则是你让我变好，我偏偏变坏给你看。这属于幽默，彻底黑色的幽默。世界与他人，共同在伤害一个失聪的巨人。如果说贝多芬幽默，可以看作他对一次次善意落空的回击。

　　古典音乐在当下遭受的挑战之一，就是对确定性的疑问。文化的相对主义，世界的不确定，已成为主流认识。贝多芬的雄辩，新一代听众可能会觉得可笑，因为他们习惯了喜剧地看待人世。听贝多芬，需要正襟危坐，他的每一个乐句都前后相连，几乎让人喘不上气来。那个袭击席夫的儿童，在一种强制的压迫感里出手，就像要打断这种确定性。而自二十世纪开始至今，如何看待经典与演绎经典，成为大问题。古典音乐，渐渐演变成了一个个学术题目，难以与娱乐真正挂钩。音乐于贝多芬是线路明确的行程，站台清晰。但乘客觉得烦了，认为太多的确定就是专制。贝多芬对卡尔没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