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道时期是清朝由盛渐衰的转折期，也是中国由传统步入近代的序曲。因其转折时代的特殊性与重要性，嘉道两朝半个多世纪的历史越来越受到学界的关注和重视。大凡转折时代，必有成就不凡事迹之历史人物，谱写出一幕幕悲欢离合、家国情怀的活剧。历史研究主要是对人的活动的探讨，人既创造历史，又传承历史，了解嘉道两朝的历史，不能不熟悉当时的主要人物及其活动。

　　卜键研究员的新著《国之大臣：王鼎与嘉道两朝政治》（陕西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５年出版，以下简称《国之大臣》）即是一部有益于我们了解嘉道时期历史的优秀作品。该书以王鼎及其同时代人物的活动为主线，立体呈现嘉道两朝的军国大事，以及重要人物在内忧外患之际表现出的家国抉择，堪称一幅１９世纪家国百态的恢弘历史画卷。我们不妨借助作者的慧眼与妙笔，回到嘉道两朝的历史现场，感知“国之大臣”在转折时代的身家命运与国家历史走向。

　　一历史场景的鲜活复原

　　历史是业已逝去、不可再现的人情与事态，但它又以各种形态的资料记录得以留存与传承。历史研究可以说是一个根据史料尽可能真实地还原已经逝去之事实的过程。但此过程十分艰辛，而且结果不一定尽如人意。这是因为史学研究首先需要搜集大量史料，其次要求作者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对这些史料厘剔爬梳，去粗取精，去伪存真，避免主观臆断与任意曲解。

　　《国之大臣》并非单纯的王鼎个人传记，作者力图呈现的，还有清廷中枢的政治运作，以及与王鼎同时代的大臣。之所以如此取法，一个主要原因是有关王鼎的资料极度缺失。虽然王鼎“立朝之概，敷政之迹，众著人耳目者，掌于史事，详于传志碑表”，但他遗留或为后人整理的反映其诗文雅趣、官宦生涯、参与治国理政的文牍资料极少，甚至他人撰述王鼎主要事迹的文字，亦多概括、约略言之；而王鼎尸谏之事又不见于官书正史，多为野史笔记等载笔家转抄流传，“孤沈不白之大节及一二逸事，实有系于阴阳消息之几”①。目前常见的概述王鼎生平事迹的主要有晚清陈康祺《郎潜纪闻》、汤纪尚《槃薖文集》，以及《清史稿·王鼎传》等篇幅短小的几种资料，而后者的主要内容又以前两则材料为本。以上情形与王鼎官高爵显之地位极不相称。据说王鼎将自己“所作诗赋及入直内廷恭和诗章、立春日所进春帖子、词句，皆手焚之，无存稿”②。当资料不足或语焉不详、讳莫如深时，考验的正是研究者搜集、释读史料，钩沉、还原史事的能力与技巧。《国之大臣》至少从以下三方面对王鼎史料不足予以弥补，并对史料的来源与运用做了大范围拓展，藉此复原重建当时的历史场景。

　　其一，从未刊清宫档案中挖掘出大量有关王鼎的朱批、录副奏折，结合王鼎的家谱、书信、地方史志等资料，真实还原了王鼎成长、求学，及其仕宦生涯的大小事件，如任职詹事府、出任学政、掌管户部等事务、整顿两淮盐政、辗转各地清查案件、开封治水、激愤尸谏等，情节完整、文字生动，完全打破了《清史稿·王鼎传》等资料留给我们的粗线条之刻板印象，一个有血有肉有情的王鼎形象映入眼帘。

　　其二，尽量从王鼎同时代或大致相近时期的人物及重大历史事件中找寻线索，构建关键人物与其所处社会境况之间的密切联系，知人论世，增进了解之同情。该书“以王鼎为引线，以军国大事为节点，带写出一些举足轻重的政治人物，或全须全尾，或数笔点染，着力处在于信仰和担当，在于无论顺逆，都不忘山河社稷，不忘一己之大臣品概与节操”，而王鼎的形象“只有在与同时朝廷大员的比较中，才更能凸显其价值”（“引言”第５页）。书中所涉历史人物多达近３００人，内容之厚重于此可见。

　　嘉道两朝前后５５年，时间不算长也不算短，但它是清朝盛极而衰的转折期，极大地考验着统治集团的政治智慧与应变能力，世相纷纭，内容丰富。目前学界不乏有关这一时期某一专题研究的论著，但将嘉道两朝打通，把人物命运与历史事件串联进行整体性研究的作品尚较缺少。《国之大臣》取材宏富，引述了数量可观的已未刊清宫档案、典制通考、传记碑刻、官书文牍、私家笔乘、方志舆图、诗抄文集、日记函札等，以洋洋７０万言的篇幅，全景式展现出嘉道中衰的复杂历史面相。诸如苗变、教乱、民变、兵变、灾变等交相并发，统治集团应对危机的模式未有根本改观；如漕务、盐政、河政、边患、外交（御夷）等沉疴新疾接踵而至，统治集团未能找到标本兼治的良方；再如官场因循疲玩、上下回护、攀援结交、敷衍庸碌、贪腐奢侈等不良政治生态每况愈下，统治集团亦缺乏振衰起敝的魄力。就是这样一个老大帝国，面对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昔日“天朝上国”的尊荣一去不返，逐步滑向沉沦的黑暗深渊。

　　其三，以史家的“后见之明”，根据前后具体的时空背景和史料中的蛛丝马迹，推断王鼎及相关人物活动和事件发展演变的可能性，如对人物的心理刻画及其行为诠释等。作者以开放与多元的视野解读史料，提取关键线索并进行合情合理的推断，再现逝去的历史细节，凸显人物性情。如作者解读林则徐的《壬寅二月祥符河复，仍由河干遣戍伊犁，蒲城相国涕泣为别，愧无以慰其意，呈诗二首》，描摩王鼎与林则徐在祥符河干哭泣作别时的情景与心理，“推想王鼎会与则徐有一次或多次长谈，有一番话别，也有一份赆仪。这是一次真诚对谈，也是王鼎真情流露、百感交集的时刻。交谈中王鼎泪流满面，殷殷自责，说了很多肺腑之言，也说回朝后必要为之辩白力争。林则徐深被这位翰林前辈感动，对其切切自责又不过意，回到住所后，连夜写下赠别的诗句”。（第４６８页）再如作者推测篡改王鼎遗疏的参与者及其动机，认为陈孚恩等人并非有意、亦无必要加害逝者，“他们想的和做的，有为穆彰阿排解烦扰的因素，更多的当是为王鼎身后体面治丧尽点力，也帮一帮已然六神无主的王沆”，“王鼎的遗疏应不是全部被改换”，“臣下的此类疏章，不管怎样措辞激烈，都会循着一个规范的套路，改篡者只需将不宜文字或段落更易，大多数地方一仍其旧”，尽管有数人参与，“然执笔人应是王沆”（第５０５页）。此外，如作者对王鼎尸谏前身心变化的探析，对其身后社会反响的感怀等，亦均情理并蓄，言之有据。

　　作者广泛阅读史料，吸收前人研究成果，铺陈嘉道时期诸多重要历史人物与事件，生动地复原了一个又一个历史场景，成功重构了王鼎生活的历史世界，使读者进入王鼎及其同时代人物的情感与体验层面，达到与古人“心通神会”的意境，读来身临其境，感同身受。

　　二文史兼容的真情评说

　　优秀的史著须同时具备三个条件：“一曰事实，二曰褒贬，三曰文采。有是事而如是书，斯为事实。因事实而寓惩劝，斯为褒贬。事实、褒贬既得矣，必资文采以行之，夫然后成史。”③也就是说，内容必须有根据，符合实际；评论须客观公正，是非分明；语言文字要生动流畅，引人入胜。《国之大臣》不仅鲜活复原了嘉道两朝的众多历史场景，在史事评断与文采方面亦颇可肯定。

　　史事评断并非胡乱抽取个别事实任意褒贬。作者善于从整体上，从联系中掌握事实，透过历史现象抓住本质，进而做出公允评断。如清代发展至嘉庆年间，各种体制机制、法律法规等均堪称完备周详，但在官场与社会均遭贪腐侵蚀的背景下，相关规制律条皆成具文，官官相护，因循敷衍。作者通过细致还原“查赈官员被杀案”、“从来未有事，竟出大清朝”的天理教起义，尤其是贵重如兵部印信者，“丢了半年多居然没人去管”的“兵部行印丢失案”等事件，论证嘉庆朝时弊为“因循疲玩，交结逢迎”。嘉道时期，河政日坏，河患严重。１８４１年祥符黄河大决口时，河道官僚系统不仅未能协调有序配合工作，反而各个环节都在掣肘，办事缓慢低效。作者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是一种习惯性迟缓，是机制失灵、贪腐盛行的鲜明表征。这种惯性迟缓在整个官僚机器中因循已久，不光是河务官员，地方大吏也如此。”（第３９９页）在谈到鸦片战争期间前线督帅向清廷奏报时，作者评论说：“以当时官场积习和社会风气而言，瞒和骗真也无处不在。对皇上报喜不报忧，各督抚将帅莫不如此，惨败被说成小挫，失职被说成有功，小胜则被演绎为大捷”，“涉及国家军政大事，尤其涉及外交和谈判，欺瞒和拖延不独解决不了问题，且遗祸当世及未来”（第３８３页）。这可与彼时道光帝览奏之朱批印证：“朕以重任付诸臣，诸臣只还朕一欺字。”④

　　如作者评说清帝用人观：嘉道时期，一方面国家缺少人才，一方面“国之大臣”的谏诤得不到朝廷重视与采纳。“从嘉庆帝开始，就不断在谕旨中感慨缺少人才，道光帝也是如此。”他们告诫臣子“当今之要，首在得人”，却不知对臣下毫无尊重包容，人才自会得而复失。对一些较有作为的大臣，“竟然一朝弃之如敝履，又遑论得人”（第３３６页）？这个论断较为允当。道光帝不辨奸佞，使得朝纲混乱，内外交困，“外患逼，内变生，非常之祸，皆开于道光一朝，此何故哉？由其不识奸佞使然也”⑤。近代清史学派的开创者孟森亦感叹曰：“（王）鼎至以死冀一悟君，而卒为穆党所厄。宣宗之用人如此！”⑥鸦片战争时期，伊里布靠与英人关系熟络，促成和议；琦善既议斩而复重用；耆英于议和之后专任通商大臣；与这些满洲大臣结局形成鲜明对比的却是爱国忠臣如王鼎尸谏、林则徐被谴戍边疆等悲惨命运。

　　在回顾鸦片战争的经过之后，作者反问道：“敌人真的就这么不可战胜吗？”人们辄以英人“船坚炮利”为失败原因，“固然有些道理，然人的因素总是第一位的，体制腐败，官员贪酷，士气低落，民心离散，当是战争失利的主因”（第５１０—５１１页）。这个论断与前贤不谋而合。１８４２年７月下旬，英军进攻长江南岸的镇江，清军与之进行激烈的巷战，随后镇江失守。恩格斯在获悉镇江守军英勇抗战的情形后赞扬说：“如果这些侵略者到处都遭到同样的抵抗，他们绝对到不了南京。”⑦当时“欧亚交通之难，兵舰炮械亦远非后来坚利之比，中国以毫无设备而败。若稍讲设备，则如林（则徐）、邓（廷桢）之办海防，亦颇使英人却难”⑧。但无论是王鼎，还是林则徐等爱国之臣，均无法左右晚清历史之必然走向，“天朝独尊的观念、闭关锁国的政策、庸人行政的局限、从上到下的贪腐，致使清朝的军事实力已远远落后于西方列强，碰撞和挨打是必然的”（“引言”第３页）。

　　“言而无文，行而不远。”近代中国新史学的倡导者梁启超十分看重文采：“同是记一个人、叙一件事，文采好的，写得栩栩欲活，文采不好的，写得呆鸡木立。”尤其是历史的文章，“为的是作给人看。若不能感动人，其价值就减少了”，“旁的文章，如自然科学之类，尚可不必注意到这点。历史家如无此种技术，那就不行了”⑨。好的文采不仅能将历史人物写得活灵活现，而且能赢得更多读者，使史著的价值与社会影响最大化。《国之大臣》文采斐然，描写人物形象饱满，叙述事件详略得当。结合当前史学的发展状况来谈这个问题，十分必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历史学取得长足进步，但也存在一些值得注意的倾向，其中之一就是史学存在相当严重的自我封闭现象。历史学是综合性学科，形象思维在其中的作用很大，但许多很有价值的学术著作，缺少形象的内容，读者面十分窄小。人们接受历史知识的主要渠道，往往是一些历史题材的影视故事或文艺作品，这些作品本来就不是以传播历史知识为职志，有的甚至公开申明是在“消费历史”或“戏说历史”，致使历史泛娱乐化，但人们偏误认为它们反映的内容就是历史的真实。我们总是希望读到不仅思想深刻、观点鲜明，而且内容形象、文字活泼有趣的史著，可惜这样的作品实在不多。《国之大臣》在兼顾学术性与可读性方面做了很好的尝试。

　　作者重视并准确把握历史人物的品德、性格、动机、意向，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因果关系及某些偶发因素等，笔端下的人物血肉丰满，富有生气。全书所涉历史人物众多，但他们个性鲜明，感情丰沛，使读者如同穿越回到嘉道时期的历史现场，切身感受人物的喜怒哀乐。书中生动形象描写人物的例子很多，此处略举一个。１８４１年开封治水是王鼎生平重要事迹之一，当时他已是７４岁高龄的古稀之人。此次奉旨外出办差，他并非如人们习惯了影视剧中的钦差大臣，“仪仗鲜明，仪卫煊赫，八抬大轿，道貌岸然”。王鼎历来行事简朴，此次虽带有一批随员，但心系灾民，忍受背部疮疾之痛，一路不顾日晒雨淋，催促赶行。这与当时不管民众死活而只顾自己花天酒地、贪奢腐化的河道官员形成鲜明对比。作者以“席地而坐的钦差”为题，描绘了王鼎关心灾民疾苦，详细了解灾情缘由的图景，栩栩如生地刻画了王鼎清正廉洁、认真负责、勇于担当的形象。王鼎日夜兼程，提前到达灾区，加以未让人通知，是以并无河道与地方官员迎接。“刚抵达黄河北岸，就见十几位老人望见聚拢来，迎接哭诉，面色恓惶，衣衫褴褛，问之皆称附近难民。王鼎赶紧下车，招呼老者近前，席地而坐，一一温言抚慰询问。老人跪地泣诉，从河堤决口，到洪水围城，再到省城守御之坚、百姓凄惨情状，详细道来，说到痛处，且泣且诉，王鼎也由不得随之老泪纵横。自幼生活在穷困中的他，知道这些话句句都是实情，亦知整个灾情还要严重得多。”稍后，河南官员闻讯赶来拜见，河南巡抚牛鉴等将王鼎迎入官棚，详细禀报水患和受灾情形。王鼎听完后，谢绝牛鉴等人的苦苦挽留，率随员人众离城而北，赶赴重灾区。“此举使河南官员百姓颇感失落，他们已然‘扫除官廨，所费不貲’，没想到竟然派不上用场。”（第４０６—４０７页）

　　褒贬与文采是相互交融的，作者惟妙惟肖刻画历史人物形象的笔法，又何尝不是另一种形式的是非分明之评断呢？

　　三家国关系的深刻揭示

　　掩卷之余，《国之大臣》最让人们回味并省思的是其对１９世纪家国关系的深描与揭示。诚如作者所言，“认知王鼎，描写王鼎，也是一次灵魂的洗礼，是对儒家思想精义的再领悟。”《国之大臣》念兹在兹的目标是深刻揭示嘉道时期的家国关系。

　　从屈原“虽九死其犹未悔”的坚守，到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承诺，到顾炎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再到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勇气，中国的士大夫、知识分子都曾身体力行，甚至用鲜血和生命诠释如何正确处理家国关系，如何毁家纾难，舍小家，保大家。按照现代意义的解释，所谓知识分子，“除了献身于专业工作以外，同时还必须深切地关怀着国家、社会、以至世界上一切有关公共利害之事，而且这种关怀又必须是超越个人（包括个人所属的小团体）的私利之上的”。从中国历史上看，多数知识分子或士大夫“生平无奇节可纪，但在政治或社会危机的时刻，良知呈露，每发为不平之鸣”⑩。王鼎就是这样的典型人物。作者认为王鼎在气节精神上与屈原隔代相通，“其风骨气节，足以映照千秋，启悟今人”

　　（第５４３页）。

　　清朝是满洲入主中原建立的最后一个君主专制王朝。清代“奴才”文化政策排斥、打压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士大夫谏诤精神。孟森评说明嘉靖朝“大礼议”时，曾感慨明代士气之昌，非清代所能及。清代较少出现谔谔之士、谏诤之臣，更少以死抗谏者。大臣奏疏，例以“臣某某跪奏”开始，若出身满族，还要称“奴才某某跪奏”。“奴才”二字，既对清帝表达亲近，又向他人夸示尊贵与骄矜，为清朝政治之特色。这样的官场政治文化生态，很难涌现舍身谏诤之士。嘉道衰世，世风日下，较之误国、害国之臣，明哲保身若尚可取，舍身谏诤者更属凤毛麟角。

　　王鼎一生正直，“清操绝俗，生平不受请托，亦不请托于人”。在“官二代”的教育问题上，王鼎坚守自己的为人原则与处事底线。他对独子王沆家教严格，即使在关系其“前途命运”的科考上也不徇私情。如王沆参加乡试时，身为协办大学士、以户部尚书兼管刑部事的王鼎写信告诫：“到家四要：少见人，多读书，遇众谦，出言慎。”此届乡试正、副主考官皆王鼎门生。王鼎不但未利用这层关系，反而叮嘱王沆回避，以免物议：“主考皆门生，我在京俱不令进门见面，到省城时勿见客，尤不可见官长，更嘱董桂等勿在街上行走，力杜嫌疑，以正自持，是为至要！”一个人的品德格调，最易在此处看清（第３５７—３５８页）。王鼎儿孙满堂，家庭幸福美满，他完全可以寿终正寝，却萦怀国运时艰，“以大富大贵大寿而独不得考终命”。他位高权重，但“卒之日，家无余资”。他毅然赴死之前，不会不想到家乡，想到那些仰赖资助的亲族，只因信念至大，国家至大，一家一己之事难以兼顾。据传王鼎遗疏的原本内容大意为“条约不可轻许，恶例不可轻开，穆不可任，林不可弃也”11，只字未提自己及身后事。

　　“尸谏”在中国历史上所反映的不是个人一般的“气节”，而被称为“奇节”“大节”，属至高节操。在国家危难之际，王鼎以相国之尊尸谏，为清代所仅见。民国时期陈嗣初评论王鼎尸谏：“此举后人或笑为迂腐，而实代表中国文化之精神，以身殉道者也。”12这种舍身为国的牺牲精神正是中国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涵育而成的。

　　被儒家文化浸润数千年的中国，“任何时候都不乏许多优秀人才”，如嘉道时期的蒋攸铦、陶澍、林则徐等，“每个人都是国之大臣，他们之间的惺惺相惜、提携汲引，是儒家道统和治国原则的绵延接续，也是黯淡时局中的一抹亮色”（第３３２—３３３页）。与王鼎等良臣一样，历尽挫磨倾轧的林则徐襟怀坦荡，志节诤诤；世事如棋，纷繁万变，不变的是他那颗赤诚的爱国心。生命的最后时刻，林则徐仍牵挂着国家黎民的安定，罔及私念。他命儿子将戡乱治平之策写入遗折，亦无一字提及身后事（第５２５页）。“人之云亡，邦国殄瘁。”贤人去世，国事危殆，可不痛哉！

　　我们不仅应记住王鼎等“国之大臣”的名字，更应学习他们专注于国计民生，不屑于追逐生前身后之名的爱国之心。爱国是个永恒的话题，爱国主义精神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推动力。梁启超在戊戌维新失败后曾批评虚伪的爱国者：“既自谓爱国矣，又复爱身焉，又复爱名焉；及至三者不可得兼，则舍国而爱身名；至二者不可得兼，又将舍名而爱身。”13真正的爱国者在牺牲面前并非没有一己之眷恋，但在爱国与爱家之间，他们甘愿选择承受与亲人生离死别的苦痛，将亲情之爱服从于对国家民族之爱，把自己的一切包括生命都献给了伟大而苦难的国家。在高扬爱国主义精神的旗帜下，我们也要深思国家如何“养士”“育材”，如何珍惜、善用这些“国之大臣”、“爱国志士”。

　　《国之大臣》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如有些章节作为王鼎生活的时代背景，篇幅稍显冗长；有的内容安排不甚合理，如第五章“癸酉之变”中，无端插写了“查赈委员被杀”一节；作者虽在多处提及当时体制与人才、制度与治理之间的扞格，但尚缺乏中西比较视角下的深入剖析。总体而言，《国之大臣》是一部文史并茂、评断允当之佳作。我们翘首以盼文史学界多出这样的好作品。

　　注释：

　　①《书蒲城王文恪遗事》，汤纪尚：《槃薖文甲乙集》，收入《清代诗文集汇编》第７７２册，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第２６２页。

　　②周爰诹编辑：《蒲城献征录》卷下。

　　③吴缜：《新唐书纠谬·序》。

　　④张剑整理：《翁心存日记》第２册，“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初四日”，中华书局２０１１年版，第５３７页。

　　⑤天嘏：《清代外史》，收入《清代野史》第１卷，巴蜀书社１９９８年版，第９６页。

　　⑥孟森：《清史讲义》，中华书局２００６年版，第４０６页。

　　⑦《英人对华的新远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１２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２年版，第１９０页。

　　⑧孟森：《清史讲义》，中华书局２００６年版，第４０６页。

　　⑨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第２６—２７页，收入《饮冰室合集》第１２册“专集之九十九”，中华书局１９８９年版。

　　⑩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自序”第２、１１页。

　　11陕西省教育厅编审室编：《陕西乡贤事略·清王鼎事略》，１９３５年铅印本。

　　12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五），上海书店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５４０页。

　　13梁启超：《戊戌政变记》第８４页，收入《饮冰室合集》第６册“专集之一”，中华书局１９８９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