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以后，日本经济实现腾飞，被称为“日本奇迹”。近年来，大家已不大谈“日本奇迹”了。可日本仍掌握大量核心技术，仍是世界上人均寿命最高的国家，且多年来一年获一个诺贝尔奖，这都说明曾经的“奇迹”一直在产生后续效应。可见“奇迹”何以可能，仍是一个需要探讨的问题。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苏对峙的国际形势是显而易见的原因，日本企业因而获得源源不断的军需订单，从而为战后日本经济的恢复提供了强有力的刺激。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出于抑制日本并与苏联对抗的考虑，美国一直以其核力量和海军、陆军保护日本本土和海上航道。这意味着，日本得以将大量经费从高额国防开支中转移出来，为其工业和技术发展提供更多资源。晚至经济早已“起飞”的20世纪80年代，日本年均国防开支仅116亿美元，而同一时期法国、英国、西德为210至240亿美元，美国更高达2390亿美元。按人均计算，1983年每个日本居民只需为防务支付98美元，而英国人为439美元，美国人为1023美元。

　　而要知道不那么直接却可能更重要的原因，还得回到德川时代（1600年至1868年）。西方人对德川时代日本有过严厉的批评，如德川幕府迫害压制基督教，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从而自闭于世界潮流，在孤立状态中停滞不前。但事实上，闭关锁国政策的执行并非严格，日本并没有停滞不前。尽管与外界相对隔绝，被日本人称之为“兰学”“洋学”的西方学问因长崎继续对荷兰人开放而源源不断输入，哥白尼日心说、牛顿力学和西方医学都于18至19世纪引进日本。也在这一时期，中国精神文明的最新成果阳明学乃至一般意义上的明朝文化在日本得到了广泛传播和消化吸收，使日本人的心态变得更为入世。这对明治以降的工业化、现代化运动有促进作用。

　　由于幕府实行中央集权制，德川时期日本相对和平稳定，人民免于战乱，得以专心致志从事经济活动。德川时期，日本耕地面积翻了一番，灌溉面积也扩大了，同时还引进了新的农作物，采用了先进的集约施肥法和改良农具，逐渐形成了一个以大阪和江户为中心、包括与各藩和边远幕府领地进行贸易的统一经济体系，第一次实现了全日本范围的经济一体化。此外，教育基础设施的增加，更使武士成为有文化的阶层，使其在和平时期无须履行军事义务时也能执行文职任务。不仅武士，社会底层人士也广泛享有受教育机会。结果，日本人受教育程度在前现代时期便达到非常高的水平，德川晚期日本男性识字率竟高达45％。

　　经济发展必然导致人口增长。1500年至1750年，日本人口翻倍，从1600万增加到2600万至3200万。德川日本的城市化进程尤其值得注意。高度工业化的当代日本当然已高度城市化，但这并非全是所谓“日本奇迹”的结果。在18世纪初日本与外界仍相对隔绝时，便出现了大得惊人的城市。研究表明，德川时期日本城市化进展迅速。据一项统计，1700年前后江户（东京）约有100万人；据另一项统计，江户有130万人，超过巴黎和伦敦，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贸易中心大阪和京都也各有多于40万人口，更有遍布全国的10万人以上的城堡型城市。及至1853年美国“黑船”叩关被迫打开国门前夕，日本城市人口已相当可观，之后还有大幅度增长。事实上，18世纪晚期日本15％～20％的人口已城市化，城市化水平高于同时期的欧洲。

　　同样值得注意的，还有日本的地理位置。日本离亚洲大陆既不太近，也不太远，能方便地吸收利用大陆的先进文明和技术，却基本上没有被军事征服的危险。13世纪，忽必烈（及其属国高丽）大军曾试图入侵日本，结果日本方面以天时地利躲过了一劫。日本气候条件也非常好，降雨充沛，年降雨量可达1700毫米（比较：北京540毫米、南京约1000毫米、上海约1100毫米、巴黎约600毫米、伦敦约600毫米），基本上没有干旱的问题。因有海洋的调节，日本气候属于海洋性温带气候，夏季不热，冬天也不太冷。因国土狭长，无大江大河，再加纬度较高，不容易发生洪涝灾害，故而森林覆盖率高，处处绿草如茵，十分宜居。此外，日本可耕地面积占国土总面积比例尽管不大，但所种粮食作物主要为水稻，非常高产，再加上精耕细作的传统，历来都能提供大量农业剩余产品，养活大量人口。结果是，日本人口数量在明治维新前便已相当可观，人口密度也非常高，而在工业革命前，人口规模和密度都意味着经济活力。

　　最后得讨论一下外来文化所起的根本性作用。研究者们意识到，地理位置有利于日本发展一种独特的混合型文化。日本离中国大陆很近，足以从先发的中华文明中获益，如水稻种植和冶金技术等重要的文明要素在大约3000年前便由中国传入日本。但日本又可以说离大陆足够远，不易受到不断侵扰中国的游牧民的攻击，同时还能选择、吸收大陆的先进文明。自6世纪始，以儒学和中国化佛教为主要内容的精神文化开始大量进入日本。佛教在朝鲜扎根后再传到日本，成为日本文化变革的媒介，起到了类似于中世纪基督教在日耳曼人和斯拉夫人中所起的作用。新宗教意味着新的生活方式，僧侣、学者、教师、工匠不断从朝鲜和中国渡海而来，不仅带来新的观念和新的生活方式，也带来了中国的文字、语言、文学和艺术。与此同时，一批又一批日本人来华留学，成为华夏文明的皈依者。回国后，他们在文化和制度变革方面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最终发生了著名的大化改新。

　　始于646年的大化改新以唐朝为模式，试图全盘移植中国政治制度。此后，日本政经制度与中国官僚帝制虽差别甚大，但各方面都打上了不可磨灭的中国印记，甚至在土地所有制和税收方面也采用了中国制度。文明移植影响深远，日本因此从6世纪前的氏族制社会一跃成为7至12世纪的贵族官僚国家，之后虽暂时封建割据，但及至德川时代，再次跃升为一个中央集权制君主国，与西欧17至18世纪中央集权制君主国类似。最后，明治维新后日本以现代民族国家的面貌登上世界舞台，在日俄战争中获胜，令西方刮目相看。

　　唐朝衰亡后，日本虽不再大规模遣留学生来华，但对中国文明的吸纳并未结束，而在通商及其他交往中继续接受中国文化的熏陶。日本引进中国文化并非照单全收，而根据需要有选择、有拒绝，也有创新。比如日本人以汉字为基础创造了假名。再比如对于儒学，日本更强调“忠”，对“孝”并非那么重视。至于佛教，也加以本土化改造，同时发展原有的神道教。

　　总之，20世纪日本经济得以腾飞有多方面的原因，只有分析其中的深层原因，才有可能理解当年的“奇迹”何以产生如今的后续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