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1月26日，由复旦大学上海史国际研究中心、上海市中共党史学会、上海市历史学会、上海市地方史志学会、上海江南书院共同主办的“陈独秀诞辰140周年学术研讨会”在上海社科国际创新基地召开。来自上海、安徽等地的陈独秀研究方面的专家学者，以及陈独秀的后人，共同参加了此次学术研讨会。

　　陈长璞女士在大会开幕致辞中，与大家分享了自己温情而感人的三个故事。陈长璞自幼对爷爷人生充满好奇，上世纪80年代起，她致力于陈独秀史料的搜集和整理，于1995年创建了陈独秀生平陈列室，宣传陈独秀的思想文化；并投身墓园建设工作，多次修葺墓地，多年来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支持，以及各位专家学者的无私帮助，对此她铭记在心，非常感激。

　　在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一级巡视员、副主任、上海市地方史志学会会长王依群全程主持下，与会代表本次主要围绕“陈独秀与建党”、“陈独秀与上海”、“陈独秀与学术研究”三个核心议题展开讨论。

　　与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分析认识“陈独秀与建党”这一议题，谈了自己的真知灼见。

　　原上海市历史学会会长、复旦大学姜义华教授仔细梳理了陈独秀从1920年4月来到上海渔阳里2号、5月开始筹备、至1920年8月在上海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事实。指出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毛泽东年谱》第62页上已明确记载：8月，“上海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该组织拟定一个具体的党纲党章内容的文件，并选举陈独秀为书记，函约各地社会主义分子组织支部”。而陈独秀成为建党领导人也并非偶然。他丰富的群众运动实践经验和运筹帷幄的组织能力，使他成为当之无愧的创建者。

　　姜义华提出诸多建议：将上海渔阳里2号确认为中国共产党诞生地，重新布展；确认陈独秀为创建中国共产党第一人；在2020年8月，举行中国共产党在渔阳里2号创建100周年纪念活动，并将之作为2021年纪念中共“一大”召开100周年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

　　上海市中共党史学会会长、上海大学忻平教授认为，陈独秀有两大首创之功：一是对五四运动的启蒙之功，二是创党之功。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最主要的创始人。毛泽东在1920年写给蔡和森信中谈到“建党一层仲甫先生在做”。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著《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中恢复了历史真相:“在中国共产党创建过程中，陈独秀起着重要作用。在上海成立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的发起组织”，“上海的组织一开始就叫中国共产党，北京的组织则称为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它们都是不久后组成统一的中国共产党的地方组织”。其次，陈独秀和毛泽东先后启蒙了当代中国人。陈独秀作为五四运动的主将，启蒙了近代中国人的现代意识。同时陈独秀也启蒙了毛泽东。正是1920年夏天毛泽东在上海老渔阳里与陈独秀的长谈，让毛泽东在那个夏天“已经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上海大学李瑊教授则是以“渔阳里”这一独特城市空间为中心，探讨了陈独秀与建党的关系。1920年春，陈独秀入住老渔阳里2号（今南昌路100弄2号），在他的引领之下，中国共产党完成了初创时期的精英集聚、理论宣传、阶级动员、人才培养、组织创建等项工作，创造了许多“第一”，包括：1920年8月，中国第一个共产党组织在此诞生地；8月15日《劳动界》周刊创刊，这是最早向工人阶级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刊物；8月末，全国第一个青年团——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在此成立；9月，中国共产党组织的第一个出版机构“新青年社”成立；9月，中国共产党建立的第一个培养青年干部的学校——外国语学社成立；在此，出版《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全译本；11月出版《共产党》月刊，这是第一个中国共产党党刊；11月成立第一个由中共组织领导的工会——上海机器工会；1921年，这里成为中共“一大”筹备之处；1921年中共“一大”选举陈独秀为书记后，他的寓所成为第一届中央局驻地，成为中共创建初期的决策中心和首脑机关所在地。

　　陈独秀与上海这座城市有着无法割舍的缘分，他长期工作、学习在上海，上海不仅为其提供了相对安全的空间，亦为他的思想发展的提供养分，为其施展才华的最佳舞台。

　　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上海江南书院院长熊月之提出，陈独秀这样独特的人物是我们研究江南文化、海派文化、红色文化最佳的连结点。陈独秀从抗清、到旅沪、再到创党等一系列的经历，都体现出江南文化、海派文化和红色文化的互通互融的情形。他分析指出陈独秀因其思想、能力、作为，成为中国共产党初创时期的魅力型的权威人物。这也是后来他虽然没有参加中共“一大”，却依旧当选为中央局书记的重要原因。熊月之认为，陈独秀的起步、北上、南下，以及建党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都与上海息息相关。而陈独秀一再选择上海，是由上海这座城市五方杂处、一市三治的特殊政治环境决定的。

　　上海师范大学的苏智良教授全面梳理了上海与陈独秀之间的关系。他认为陈独秀在上海的人生经历可分为四个阶段：1901年至1903年，这时的上海只是陈独秀匆匆路过的码头，而近代化都市的繁华和自由留给他深刻印象；1903年至1914年，这一时期陈独秀的早期革命活动主要在安徽，上海仅是一个暂时的避难所；1914年至1929年，陈独秀视上海为中国革命的中心，并在上海施展他的政治才华；第四阶段是在1929年之后，大革命的失败对中国共产党和陈独秀个人都造成强烈冲击。直到1937年出狱辗转来到四川江津，再也没有回到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徐涛以1922年陈独秀离沪赴俄出席共产国际四大为时间节点，讨论了在此之前他与上海之间层层递进的关系。徐涛认为，陈独秀与上海关系有着三段经历：1905年前，他还是一位康梁信徒，对上海多是一种想象，也曾短暂来沪尝试办报；1915年、1916年间，是陈氏不忘办报创刊之初心与定居上海的时期；1920年后，他携《新青年》南下，展开建党大业。这三段上海经历，也伴随着陈独秀思想从有教无类，到敬告青年，再到启发劳工、动员左派的三次跨越。上海成为了陈独秀思想每一次华丽跳跃的最佳舞台。从陈独秀的个人思想演变亦可窥见，中共“一大”在上海召开是历史必然的结果。

　　上海历史学会会长、复旦大学章清教授在致辞中指出，上海市历史学会能够作为主办方共同承办这次会议，意义重大。陈独秀先生精彩的一生和上海这座城市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因此在上海召开此次会议亦非常合适。我们始终关注如何持续深入推进陈独秀的学术研究。我们现在身处一个史料层出不穷的年代，较之于过去不可同日而语，如何利用各种新文献、使用各种新方法，扩展这样一个对近代中国历史发展有至关重要影响的人物，是史学界同仁皆应尝试和努力的方向。

　　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教授徐光寿对陈独秀已有研究做了完整的学术综述。他认为陈独秀百年学术史的脉络，分为五个阶段：1919-1927年，“光芒万丈的彗星”，陈独秀是正面人物，誉之者谓为“中国的列宁”；1927-1949年，这是毁誉相参22年，定性评价多于具体研究、政治结论多于学术研究；1949-1978年，是以批判为主的30年，陈独秀被陆续戴上了“九顶帽子”；1979-1999年，是全面研究的20年；1999-2018年，进入全面深入研究的20年。他指出当前陈独秀研究面临三个主要难题：一是如何切实运用唯物史观，客观公正的研究政治与学术交织的陈独秀；二是如何科学的分析和全面把握1927年后陈独秀对中国革命的基本主张；三是如何做好陈独秀研究的组织规划工作。陈独秀研究蕴含着政治、学术、教育和道德的多维价值。

　　张江园区综合党委常务副书记陈立雄发言中指出，“一切历史都是历史”，在建党即将百年之际，在新一轮实事求是、思想解放的契机下，客观看待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发展历史，客观看待对党史中的人物予以正确的评价，既是党员教育宣传的需要，更是当今一个党成熟走向未来的需要，因此不能囿于成见，要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高度，给予陈独秀在党史上更重要的地位和评价。

　　上海江南书院理事长羊国荣认为，一个民族越要往前走，就越需往后看，要时时回望起点，“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惟其如此，方得始终。今天我们在这里纪念这位伟大的历史人物，重读他的经典著作，重温他的历程功业，我们一定能从他的人格、精神和思想中，汲取有益于我们当下的养分和力量。

　　大会主持人王依群总结指出，本次会议恰当其时、层次很高、成果丰硕。他认为与会代表对于陈独秀个人研究的历史、现状与未来，对党史和新中国史研究诸多关键问题，都提出了不少新观点、新见解，不仅有助于进一步提升陈独秀个人研究的学术基准，对于我们更好、更准确地理解近代中国历史亦有很大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