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无疑是一个“论文生产”大国。暂且不论发表在中文期刊上的论文，2018年大陆学者光是发表在SCI收录期刊上的论文总数就超过39万篇，SSCI收录期刊论文总数超过2.5万篇。而且，这个数字一年比一年高，犹如不断膨胀的宇宙！这里不禁要问：我们需要发表这么多论文吗？

　　一个全球性的问题

　　其实，这个问题同样存在于国外。丹麦知名记者夏洛特·佩尔森（Charlotte Price Persson）等人2017年在一篇名为《基础研究中的危机：科学家发表了太多论文》（Crisis in basic research:scientists publish too much）的报道中指出，在全世界范围内，科学论文发表的数量日益增长。对一个学者来说，论文发表多多益善，它们不仅是获得工作的入场券，而且是获得科研基金、成为一名愉快的老板的敲门砖，因为大学基金往往是根据大学教师的科研发表情况而分配的。但是，这一趋向导致大学教师在论文发表中对数量的重视超过质量。为了尽可能增加发表的数量，不少学者会把某一研究的结果拆分成不同的短文章进行发表，即所谓的“意大利香肠科学”（salami science）。此外，为了更多地发表，大学教师可能会改变自己的研究方向，转向那些容易出、很快就能出文章的领域。其负面后果是：科研质量的下降，大量不必要的重复，以及造成其他同事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阅读、甄别相关领域的研究文献。

　　同样，国际著名比较教育专家菲利普·阿特巴赫（Philip G Altbach）2018年在一篇名为《太多的学术论文被发表》（Too much academic research is being published）的文章中指出，现在学术界的科学发表呈爆炸性增长态势的同时，整个学术界也面临着巨大的论文发表压力。背后的主要原因包括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和全球（全国）排名的兴起、社会学的制度同形理论（即大部分高校模仿顶尖大学，把科学研究作为提升声誉的法宝）、博士生不断被要求在学术杂志发表论文。这种发表论文的压力，催生出各种问题，如投稿评审系统的瘫痪（太多论文了）、以收钱为目的的“不良刊物”（predatory journals）的大量增长、轻教学重科研的取向等等。在他看来，大部分出版物没有存在的必要，完全可以把它们砍掉。因为在高等教育大众化系统中，研究密集型大学只能是少数，大部分属于教学型或应用型大学，它们应明晰自身的定位，大力奖励好的教学和服务，而不是科学研究。更何况按照欧内斯特·博耶的多元学术观，学术卓越并不要求出版。

　　一个特殊性的环境

　　既然没有必要发表那么多论文，那么为何学界还是前赴后继？

　　从中国的角度来看，一是大学向上的强烈冲劲。国内的顶尖大学多以世界一流大学为办学目标，国内的普通大学又多以国内重点大学为模仿对象。最近国内实施的“双一流”建设，也有可能成为这股向上的动力。如何向上，最重要、最直接的手段就是发表论文，尤其是在高水平期刊上发文，因为无论在哪种评价体系中，论文都占据着核心的位置。

　　二是大学工分制的绩效管理模式。在绝大多数的大学管理中，活生生的人被当作“经济人”来看待，大学教师的工作量，尤其是论文发表，都换算成“工分”，并以此确定薪酬。在中国大学，一篇论文往往根据其发表刊物的档次，会赋予不同的金钱奖励；篇数越多，等级越高，科研奖励金额越高，甚至数倍于年薪。

　　三是大学存在一种要求“人人发表”的文化。在中国，无论是哪一种类型的高校，上至北大、清华，下至普通的职业院校，教师大都被要求发表论文；无论是哪一种类型人员，从辅导员到普通行政人员，甚至学校后勤有编人员，他们在晋升时通常都要求有论文公开发表。此外，中国庞大的博士生、硕士生都有发文的需要。

　　过于追求论文发表，除了带来常见的论文质量下降、教学与科研失衡等问题外，中国大学的以下几个负面影响表现得尤为突出：

　　一是大学青年教师（包括博士生）身心健康堪忧。青年教师是科研的主力军，他们面临着巨大的科研压力，尤其在部分已实行“非升即走”制的高校。许多大学教师是没有下班概念的，而只有永远在路上。长期超负荷工作，直接损害了教师的身心健康，甚至导致一些优秀的教师英年早逝，令人扼腕。

　　二是学术不端、造假行为层出不穷。学术不端是全球学术界普遍面临的一个问题，中国也不例外。隔三岔五我们就可以看到类似于如下的新闻：有学者因学术不端/造假，多篇论文被某学术出版集团或学术期刊撤稿。学术不端为何如此之多？无疑跟我们过于追求论文发表数量的导向以及背后关联的各种名利紧密相关。

　　三是研究论文缺乏现实解释力。为了尽可能地发表论文，尤其是在高水平期刊上发文，我们往往会迎合杂志和评审专家的取向，用各种数学模型分析问题。这种论文虽然显得“高大上”，但却使得科学研究日益象牙塔化，沦为一种“精致的平庸”，忽视了真实的世界。北京大学教授朱苏力就指出：“（学术人员）喜欢简化变量，喜欢按照逻辑或模型分析，而社会生活强调的是细节，是周到。”

　　四是学术人员对社会现实问题的忽视。科学研究的最终目的是服务于人类，但在我国，诸如此类能解决现实社会问题、“接地气”的研究还是少。原因何在？对此，清华大学副教授杨军指出：“这方面的研究发不了SCI，更不用提Nature、Science和PANS等高影响刊物……从事相关研究的人员要么转向细胞分子，要么分析气候变化、全球变化的影响，尽量向高大上的方向靠拢，结果是SCI文章发了许多，但城市生态建设实践的问题却是越来越多。”

　　一场系统性的改革

　　2018年10月24日，科技部、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五部门联合发文，要求开展清理“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后来又增加了“唯帽子”）专项运动，改进人才评价制度。在这“五唯”之中，“唯论文”无疑是核心，因为其他“四唯”很大程度上建立在前者的基础之上。换言之，政府部门也意识到论文发表太多的问题了，因为“唯论文”必然带来论文数量的激增，二者是一脉相承的。那么，如何才能解决这个问题？这是一个全局性、系统性的问题，需要改革的地方太多太多，这里提出三条建议：

　　首先，重新定位大学的办学使命。当前，分类办学的思想已经很明确，例如有些高校定位为研究型大学，有些定位为教学型大学，有些定位为应用型大学。然而，这种定位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也不具有强制性。不论怎样的定位，大学大都倾向于追求更多的论文发表、更高的办学层次、更高的社会声誉。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就需要教育主管部门做好顶层设计工作，重新厘定不同类型大学的办学使命。

　　其次，改进大学教师的评价机制。当前，我们在此方面已经做了相当多的尝试与努力。例如，有些教师因优良的教学而评上教授，也有教师因其良好的成果转化而评上教授，也有教师因其卓越的社会服务而评上教授。但是，诸如此类的教师还是极少，绝大部分教师的晋升还是建立在论文发表之上。因而，还需要进一步加强改革的力度，尤其是那些非研究型大学。此外，还应拓宽大学教师的评价途径。例如，浙江大学2017年尝试把“在报刊、电视、互联网上刊发或播报的，具有广泛网络传播的优秀原创文章、影音、动漫等作品”纳入教师学术评价体系，就值得其他高校借鉴。

　　最后，调整大学教师的薪酬体系。当前，大部分中国高校的薪酬体系分为两块：基础性工资+绩效工资，且后者往往占据着大头。而在绩效工资里面，论文奖励又是重中之重。“重奖之下，必有勇夫”。我们可以发现，有些教师拼命“灌水”“刷论文”，就是为了获得学校的科研奖励。鉴于此，我们非常有必要调整大学教师的薪酬：一是大幅提升基础性工资，以让教师安心教学和科研；二是降低论文发表奖励，既不能简单地以篇数来奖励，也不能对发表在高影响杂志上的论文过度奖励。有些高校对教师发表在Nature、Science等高影响刊物上的论文奖励额度高达50万，这有违科学研究的初心。

　　以上改革的方向，目的是创造一种宽松的外部环境，鼓励教师开展非常规性的、创造性的研究工作。最关键的还是取决于大学教师的内心追求。当一个大学教师把学术研究当作获取名利的工具，自然会成为投机者和营利者，并尽可能多地发表论文，甚至不惜造假；当一个大学教师把学术作为“志业”或“天职”，他自然更有可能“甘坐板凳十年冷”，做他认为真正有意义、创造性的工作。

　　（作者单位：浙江师范大学田家炳教育科学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