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消息：“学界现在有一个不太好的倾向，就是一些学校只追求论著的数字、数量和规模，而对学术质量、学术水准漠不关心。这种过分强调学术成果要量化指标的现象，不仅让有的教师‘苦’不堪言，更使做学问‘十年磨一剑’的好传统荡然无存”。在京出席“两会”的部分全国人大代表谈及学界的怪现象忧心忡忡。

　　十届全国人大代表、国家行政学院法学部主任应松年教授说：“所谓‘数字面前人人平等’，表面看公平合理，但做学问特别是搞人文学科不能形而上学，忽视精神创造的特殊性。否则客观上极易诱惑学者走上粗制滥造甚至投机取巧之路。”

　　他说，按照现在的有关规定，教授、副教授、讲师等每年都应在核心期刊或相应刊物上发表一定数量的文章，有的教师还被制度性地要求出版多少专著，简直像技术工人生产模具一样。思想的火花不是时时迸发出来的，上哪去弄？有的大学因此出现了轰轰烈烈的科研“大跃进”：要么托人带写，或花钱把出版社“搞掂”；要么自己重复、拼凑乃至抄袭，全国一些学术专家辛辛苦苦编出的好教材或全国指定教材放在那不用，都改用自己本校老师编的。知识再生产出现了严重的商业化趋向，重复性的东西越来越常见，短平快的东西越来越多，你抄我，我抄你，连学生和刚参加教学的青年教师也动辄编纂一个“大块头”。

　　中国科学院院士、河北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孙大业代表就碰到这样的尴尬：为提高研究质量，他们研究室限制一些重复性论文的发表，却使一些老师在职称评定上碰到了困难。“这种片面要求数量指标的做法必须改变，否则对科学研究百弊而无一利。”

　　南京师范大学党委书记沈健代表认为，对高校来说，主要任务在于知识创新。而今，一些学校为了提升自己的层次和办学水平，不断扩大招生，而教师的师资力量并未得到有效补充。另一方面，有的导师也不愿放弃招收研究生的计划，因而对扎扎实实做学问有些放松。出现了一个教授或博士生导师，一年便出版几本甚至十几本学术专著，制度性的低水平重复和“关系稿件”充斥于市。一些所谓的“文章”发表后，就被学校当作该校教师学术水准高的证明。

　　他说，学界出现的这些现象，并非纯属个人道德修养问题，更多的是要反思我们管理体制上存在的问题。长期以来，一些高校缺乏学术交流、学术积累的自觉意识，鲜有学术创新的勇气，满足于陈词滥调，低水平重复，对一些暴露出来的问题处理不力。

　　应松年代表不无忧虑地说，以往老学者们反复讲，年轻人要多读多听多想、多写、少发表，现在似乎正好反过来了。如果科研单位和学校都按这个定量化加定期甚至短期化的办法来搞的话，那么中国的优秀学者就很难涌现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