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一带一路”是中法学术界都十分关注的议题，但由于双方在信息获取、价值观念、历史经验等方面都存在着不小的差异，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也有着显著的不同。具体而言，中法学术界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差异集中在“一带一路”是地缘政治战略还是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是宽泛模糊的计划还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框架，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是为了国内利益国际化还是打造命运共同体、是为了成为全球发展治理的楷模还是实现民族复兴，“一带一路”将加剧中欧竞争还是促进中欧合作、“一带一路”发展过程中设立的制度规范是替代性的还是补充性的六个问题上。缩小中法学术界的认知差异还需要长期的努力。

　　一、引言

　　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在国际社会引发了广泛关注。欧洲国家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对该倡议反响不一。法国内部就“一带一路”讨论热烈，但法国官方仅表示了谨慎的欢迎，既没有与中国签订合作备忘录，也没有排除加入的可能。如何使法国停止观望，如何推动中法“一带一路”合作深入开展，就成了中法关系研究中的重要议题。

　　围绕中法合作为何难以开展，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理论分别提供了不同的分析路径。现实主义理论强调中国实力的迅速增强给法国带来了结构性压力，比起合作，法国更应该考虑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追随美国制衡中国。自由主义理论指出，法国对中国的合作动机和合作诚意抱有怀疑，无法相信中国不会将合作收益用于改变权力结构、推翻国际制度。建构主义理论强调制度文化的差异使得法国将中国看作“他者”，双方缺乏共有知识和相互认同。这些分析路径都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解释目前中法之间的合作困境，但也存在以下两点不足：首先，这些角度都将法国视为单一行为体，忽视了法国内部不同群体、不同利益集团的特性与差别。事实上，法国国内的企业家、汉学家、政治精英、新闻记者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非常不同，我们有必要针对不同的群体具体分析。其次，这些角度忽略了国际政治互动终究是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情感、认知等非理性因素也会影响人们对“一带一路”倡议的理解。故此，本文以对外交决策影响重大的学术界为研究对象，从认知差异的角度探讨中法“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的困境。这些探讨一方面能够弥补宏观理论分析的不足，从微观视角提出解决问题的新思路；另一方面也能够为我们更有针对性地对法开展工作奠定基础。

　　现有的从认知视角研究法国或欧盟对“一带一路”倡议态度与观点的文献总体较少，但仍有一些学者做出了有价值的分析。新闻界，有唐青叶、史晓云、邓颖平等对法国或欧盟媒体“一带一路”倡议相关报道的研究。政界，有王振玲、曾晓阳等对法国或欧盟政治机构报告的研究。与本文相关的法国或欧盟学术界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态度，也有学者进行了研究。如高小升分析了欧盟几大顶尖智库的“一带一路”相关报告，认为这些智库在总体上对“一带一路”倡议评价积极，但一定程度上存在错误认知。李洪峰认为法国国际关系智库对“一带一路”倡议及其他中国的创议观望、戒备心理严重，他们担心中国会打破现有的权力平衡和全球治理模式。陈扬分析比对了法德智库“一带一路”倡议相关文献，认为双方对“一带一路”的研究各有侧重，但共识性意见更多，且总体客观。国外从认知视角研究法国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文献基本来自于智库，如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Institut français des relations internationales，简称IFRI)、欧洲中国研究智库联盟(European Think-tank Network on China，简称ETNC)都有相关报告。

　　这些研究虽然从不同侧面、不同角度介绍了法国方面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但仍有不足之处：首先，大部分研究只是单方面的梳理归纳法方意见，没有与中国国内同一群体意见进行对比，缺乏问题意识和对现实合作困境的关切；其次，这些研究仅仅停留在“法方的观点是什么”的阶段，没有上升到价值、理念、历史经验层面探讨相关认知出现的原因；最后，一些文章所选样本的范围过于局限，以点带面，代表性不足。

　　本文的样本，既包括了2014-2019年上半年中法学界公开发表在期刊杂志上的与“一带一路”相关的学术文章一百余篇，也包括了法国国际关系类智库的研究报告28篇。在此基础上，笔者通过NVIVO软件对这些文献进行了文本分析。本文将首先归纳中法学界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六项认知差异，然后从信息、价值观念、历史经验三个层面分析认知差异产生的原因，最后提出缩小认知差异的建议。

　　二、中法学术界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差异

　　法国学术界高度关注“一带一路”议题，不少汉学家、外交政策研究人员都对此进行了分析和探讨。相较于中国国内的热情洋溢，法国学者整体对“一带一路”倡议持怀疑态度，他们担心中国之于国际秩序的真实意图，认为法国应当审慎应对。具体来说，中法学界对“一带一路”在以下几个方面存在认知差异：

　　(一)关于“一带一路”倡议的性质

　　中法学者对“一带一路”倡议有不同的分析侧重和性质认定。法国学者重视“一带一路”倡议的政治后果，而中国学者强调“一带一路”的经济属性；法国学者将“一带一路”与权力挂钩，强调博弈的零和性质，而中国学者强调“一带一路”带来的合作前景，突出共赢。具体来说，双方的分歧集中在两个问题上：

　　1.地缘政治战略还是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

　　法国学者对“一带一路”的认知和判断可以分为三种：第一种并且是主流认为，尽管“一带一路”的地缘经济特征非常明显，但它其实是服务于中国外交的全球化工具，是旨在提高中国的权力和影响力的进攻性地缘政治战略，是中国巩固现有权力、提升整体实力以期2050年跃居世界第一的行动框架，将在地缘政治上产生长期影响；第二种认为虽然“一带一路”有地缘政治意义，但它首先是以基础设施为核心的经济合作方案，旨在加强经贸联系，推动实现“互联互通”、自由贸易和现代化；第三种认为“一带一路”是与马歇尔计划类似的、以中国为中心的、着眼于未来经济政治秩序的、带有政治控制和经济扩张双重性质的战略规划。它是对以美国为主导的单极世界的挑战。中国学者也从不同的角度对“一带一路”倡议做出了不同的判断。经济视角下，中国学者认为“一带一路”是全方位对外开放的必然逻辑，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新举措、新要求，是一个以基础设施建设为先导的挖掘全球经济增长潜力的工程，是中国引领的以“包容天下”为核心的新一轮全球化，也是中国新的经济外交策略和新的发展援助合作框架。战略视角下，中国学者将“一带一路”看作中国争夺国际话语权、建立自己的话语体系的机会，它也是与美国展开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和软实力“三重博弈”的战略工具，从大周边的视角“一带一路”还是中国应对当前周边形势的顶层战略。治理视角下，中国学者有的将“一带一路”看作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有的将其看作中国的区域协调发展规划，还有的认为“一带一路”是中国向世界提供不同类型的公共产品的机遇。

　　2.宽泛模糊的计划还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框架？

　　不少法国学者批评“一带一路”倡议含混不清，缺乏细节。迄今为止，中国官方没有给“一带一路”下一个明确的定义，“一带一路”具体有哪几条路线、经过哪些国家或城市、包含哪些项目都是不确定的。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由此认为，这种模糊化方式是中国的政治策略，中国可以借此一直增加“一带一路”涉及的地区、国家和领域。

　　中国学者则认为“一带一路”倡议的模糊性是其内在性质导致的必然结果。因为“一带一路”倡议虽然是中国提出的，但却是一个能惠及所有参与国，让所有国家搭上中国发展的便车与快车的过程。“一带一路”不仅是路上和海上的贸易通道，更是经济合作带、区域经济一体化建设，因此任何想要参与到与“一带一路”相关的经济合作和贸易往来中的国家都会受到欢迎。

　　(二)关于“一带一路”倡议的目的

　　中法学者之于中国缘何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有不同的理解。中国学者在分析时强调国内外环境压力和中国的良善意图，而法国学者更强调他们所理解的中国的内在偏好和中国的野心。关于这一问题，中法的认知分歧存在于两方面：

　　1.国内利益国际化还是命运共同体？

　　法国学者认为，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是为了实现“国内利益国际化”，将自己的战略优先项变成世界的利益与需求。这主要体现在中国提出的“政策协调”上。近几年来，中国与许多国家在“一带一路”的名义下建立了合作平台与合作机制，这被看作是“中国的伙伴国提出具体的合作项目发展中国的计划”，而中国正在尽可能多的和其他国家建立这种关系，以便在合作中实现自己的目标和战略需求。还有学者撰文指出，“利他”只是中国的修辞技巧，“一带一路”的目的在于满足当代中国的地缘政治需求，服务于中国的经济利益和战略利益。“一带一路”(BRI)这一名称本身也是经过精心设计的外交话语，有意使西方人联想到马可波罗、郑和、金砖国家(BRICS)，是中国提高软实力的又一表现。

　　中国学者认为，“一带一路”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具体路径。“一带一路”搭建的合作平台和合作框架首先有助于沿线各国分享发展机遇，协调利益关系，合理分配收益，从而形成利益共同体；在构建利益共同体的同时，各国承担与自身利益和能力相匹配的责任，共同应对压力与挑战，形成责任共同体；在同舟共济、权责共担的基础上，各国“在多元关系中和而不同，在制度差异中的理解尊重，在价值分歧中协商一致，充分照顾各方舒适度，努力实现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不同文化的和谐共生，不同国家、不同制度、不同社会的和平共处”，最终发展成为命运共同体。

　　2.世界的楷模还是民族复兴？

　　法国学者认为，“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的长期发展战略，很有可能持续到2050年，与中国的第二个百年目标相一致。届时，中国将成为全球领先大国，而根据历史，这样的国家往往会输出他们的价值观念和治理经验，中国也不会例外。中国将不仅成为政治经济大国，还会在文化、意识形态、语言、观念等领域取得优势，最终成为规范化力量，在多个领域为世界创造新的标准并迫使各国采纳。中国将重回世界的中央，成为世界的楷模。(Ekman，2018：29-31)而中国学者强调，“一带一路”倡议是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的路线图，是沟通“中国梦”和“世界梦”的桥梁和纽带。“一带一路”不仅有利于中国消化过剩产能，推动经济转型，构建对外开放新格局，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还有助于拉动世界经济增长，促进沿线国家现代化，推动参与各方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三)关于“一带一路”倡议的影响

　　中法学者关于“一带一路”倡议的影响亦有不同的分析。总体来看，法国学者更重视参与“一带一路”的相对收益，而中国学者与之相反更强调绝对收益；法国学者担心“一带一路”的制度规范是“另搞一套”，而中国学者则认为这是一种“治理机制创新”。

　　1.加剧中欧竞争还是促进中欧合作？

　　关于“一带一路”的影响，欧洲对外关系协会(Europea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简称ECFR)巴黎分支指出，中国的海上丝绸之路会在轮船制造、海上贸易、专营市场、军事存在、地缘政治影响五个方面影响欧盟的利益。在基础设施建设、轮船制造等领域，中国和欧盟的公司是竞争对手；在军事存在和政治影响上，中欧是互斥的。因此尽管中欧在蓝色海洋经济和海洋安全上有合作的空间，但是总体来说竞争多于合作。中欧之间的竞争还体现在意识形态和政治影响力上。在发展中国家，中国会借助“一带一路”项目推广自身的发展模式和“中国方案”，影响欧洲的发展援助计划和其作为规范性力量的感召力。在中东欧，法国学者认为“16+1”和“一带一路”提升了中国的政治影响力，加剧了本已存在的欧盟内部矛盾，使欧盟政策协调更加困难。

　　中国学者普遍认为，“一带一路”为中欧合作带来了新的机遇。如刘昌明、姚仕帆认为，“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的欧亚一体化战略，欧洲是该战略最核心的地区。在欧盟深陷多重危机的背景下，中国模式将会为欧洲带来新的选择和新的问题解决之道。王义桅认为，“一带一路”构成的互联互通将把作为世界经济引擎的亚太地区与世界最大经济体的欧盟联系起来，给欧亚大陆带来新的空间和机会，使欧亚大陆重回人类文明中心。

　　2.替代性的制度规范还是现有国际制度的补充？

　　“一带一路”推进实施的过程中建立了许多双边、多边的合作机制，对于这些机制与现有国际制度的关系，中法学术界也存在分歧。法国学者认为，这些新兴的贸易规则和合作机制对现行的、美国主导的国际制度来说是替代性的，是中国与西方竞争制度性权力，削弱美国优势的表现。“一带一路”始于经济制度的建立，可能日后会涉及安全领域。最终，“一带一路”将重塑以中国利益为核心的地区秩序，而美国会被排除在外。(Duchâtel、Duplaix：19)

　　中国学者则认为，美国相对衰落，制定规则的能力和意愿都在下降，中国作为全球化的发动机有责任制定新的规则，为世界提供公共产品，使中国发展的红利惠及周边乃至全世界。“一带一路”新建立的制度性框架并不是排他的，而是在原有合作机制上架构一个更加包容的合作框架，这是对全球治理机制的创造性探索。(李文、蔡建红：6)

　　三、中法学术界认知差异的产生原因

　　中法学术界对“一带一路”的认知差异属于主体间认知差异的范畴，它与认知主体之间在长期的社会化过程中习得的迥然有异的认知图式密切相关。笔者认为，中法学者出现认知差异的原因可以从信息获取、价值观念、历史经验三方面考虑。

　　(一)信息获取

　　中法相隔甚远，语言不通，双方学术界又缺乏沟通交流的平台，中法学者分析“一带一路”倡议所运用的材料有较大差别。法方的分析总体较少引用来自中方的材料，并且这其中不可避免的存在“翻译损耗”的问题。除了政府文件和首脑讲话，新华社、环球时报等媒体观点也受到了重视。中方研究人员的学术观点除了个别综述型文章外则很少被引用。这主要是因为中国媒体大都有外文网站，信息更新及时，而中方学术成果却很少被翻译推广。但媒体出于市场需要往往诉诸夸张、煽情等艺术手法，结论缺乏理性论证和论据支撑。将媒体文章作为主要分析材料的法国学者很难对中国发出的“信号”有一个清晰的认识，也很难全面了解中国内部的情况。中国学者由于靠近信息源，所引的中国官方材料比较丰富，包括了国家领导人在不同场合的讲话、金砖国家上合组织的宣言、中央地方出台的文件和重大会议内容等，对“一带一路”相关信息了解的非常全面。信息是认知的前提，中法学术界在“一带一路”议题上的信息不对称诱发了认知差异的产生。

　　(二)价值观念

　　霍尔斯蒂认为，决策者依据对环境的理解和对国家的印象制定政策，这些印象取决于决策者的信仰系统，并不一定反映现实。信仰系统是一系列关于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印象的总和，它包含所有与“它是什么和它和世界的关系”有关的知识。信仰系统一方面决定了“应该是什么”，为决策设置目标，另一方面同化新产生的观念，最大程度的减小与预期的差别。中法两国学者对中国的动机、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身份和地位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对自由、民主、人权等价值也有不同的理解。这种“信仰系统”上的差异也影响了双方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在法国学者眼中，经济影响必然会转化为政治影响，新兴经济体的崛起迟早会改变地缘政治格局。因此，经济实力排名第二的中国是一个潜在的世界性大国，有可能建立起全球霸权。(Rolland：146)一些报告认为，“中国梦”是重新成为中央之国的帝国主义梦，“两个一百年”是要在2050年成为世界头号强国，“全球伙伴关系网络”是旨在取代美国联盟体系的中国伙伴体系，中国的最终目标就是成为全球领导力量。在此基础上，法国学者自然将“一带一路”倡议与这些野心勃勃的目标联系在一起。另外，法国和欧盟长期以“规范性力量”自居，因此法国学者对“一带一路”倡议所创立的制度规范非常敏感。制度的背后蕴含价值，而中法之间有着迥然有异的政治哲学和意识形态。对大多数法国学者来说，中国是一个“不自由”“不民主”的国家，它所提出的全球化方案也是“低成本”和“不自由的”，为那些“不自由的国家”所推崇。因此与“一带一路”相关的制度规范是中国提供的替代选项，是对欧洲价值的挑战。法国学者相信，随着中国的强大它会按照自己的利益重塑国际秩序。“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中国为了逐步修改1945年以来确立的国际准则而提出的。(Jean-Pierreetal：4)中国的政治哲学既不是零和博弈也不是互利共赢，而是“赢者通吃”、“适者生存”。因此对法国学者来说“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扩张权力与利益的路径，与世界的福祉无关。

　　然而，在不少中国学者看来，中国依然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内部还有许多问题没有解决。比起权力扩张，开发西部、缓解产能过剩、实现经济转型是更为现实的考虑。在国际层面，中国学者认为，美国和西方的衰退、保护主义的兴起使得全球公共产品的供需矛盾更加突出。已成为世界经济增长引擎的中国要利用自身的相对优势提供国际公共产品，承担应有的国际责任和大国义务。另外，传统全球化重海洋轻内陆，重西方轻东方，中国有必要引领新一轮更加包容开放的全球化，缩小贫富差距，实现地区发展平衡。在中国学者看来，“一带一路”倡议既是“自利的”的，也是“互利的”。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既是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也是为了让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从买卖关系、投资关系向发展关系升级，从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向命运共同体升级。”(王义桅、吕楠：7)最终构建出“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礼序世界”。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理想蓝图也并不意味着中国要挑战现有的国际秩序。中国学者认为，现有的国际秩序确保中国处于和平环境中，为中国提供了发展空间和发展机会，为中国解决与其他国家的矛盾冲突提供了机制、规则和平台，中国没有理由推翻它。但为了解决南北国家在制度领域的不平等、应对全球化带来的新的挑战需要推动国际秩序变革。中国的大战略是实现和平发展，称霸并非中国所求。

　　(三)历史经验

　　决策者从国际关系史的重大事件中学到的东西是决定其认识的重要因素，这种认识又影响到他对所接收信息的解读。对法国来说，历史上几乎每一次大国崛起引发的政治格局变动都动摇了其大国地位。因此法国学者基本将影响力竞争看作是“零和”的，对中国的政治意图也异常敏感。20世纪30年代德国逐步突破国际体系的限制并最终用战争推翻国际秩序的教训使法国对中国会不会推翻现有国际秩序这一命题非常关注。而美国和苏联在二战后凭借其军事政治经济优势在全球推广资本主义/共产主义模式、输出自由民主/共产主义价值观的做法使得法国人相信世界头号强国一定会输出本国的价值理念和发展经验，意图在各个领域成为全球的楷模。在他们眼中，这些行为并不是一种个体选择，而是“历史规律”。一些法国学者将“一带一路”倡议与“马歇尔计划”相类比，这与其说是误读，不如理解为在不确定性中借助历史类比寻求应对方案的认知策略。对“一带一路”倡议含义宽泛、缺乏细节的批评也与法国的历史经验有关。欧洲一体化的每一步都是条约规则在前，政策落实在后。先提出理念框架，再由相关方共同洽谈合作细节，最后予以落实的行为模式是中国政府所熟悉的，但一时难以为法国学者和政治精英所适应。

　　在中国学者看来，“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运用自身的现代化经验解决世界难题的一次尝试。中国经济的腾飞始于改革开放，而改革开放的过程是试点——沿线——全面铺开的过程，是用基础设施建设带动经济发展的过程，是依靠经济发展维持政治稳定的过程。这与“一带一路”倡议的内在逻辑是一致的，即通过填补基础设施空白、建设沿线经济走廊，形成经济带，推动实现亚欧大陆的“互联互通”和区域协同发展，并在实施过程中创造一个更加安全的和平环境。发展问题是全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中国作为全球最早实现千年发展目标中减贫目标的发展中国家，其发展经验对世界许多国家具有借鉴意义。中国推行“一带一路”就是为了让中国的经验造福世界，为人类做出更大贡献。另一方面，中国即使是在历史最强大的时期也从来没有侵略、殖民的行为，经受近代之痛后更不会欺凌弱小民族。中国的战略偏好是利用道德优势吸引其他国家依从，和平、合作、共赢的理念是深入中国外交骨髓的，法国学者所担心的地缘政治扩张根本不在中国的政策考量之内。

　　四、缩小中法学术界对“一带一路”认知差异的建议

　　总体来看，中法学术界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性质、目的、影响三方面均存在不同的认知。这些认知差异，影响了中法双方的战略互信，更阻碍了中法之间在“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务实合作。但不可否认的是，中法之间也有一些共同的认识，比如都承认了“一带一路”倡议是一个以基础设施为核心的经济合作计划，能够给双方带来经济收益等等。以此为基础，结合中法认知差异的产生原因，笔者认为缩小认知差异可以从以下三方面进行努力：

　　首先，中法学术界应加强沟通。中国的出版社可以把更多中国学者的学术成果翻译成外文推广出去，有条件的中国学者也可以直接在外文期刊上发表文章，让法国学者更多地听到中国理性的声音，了解中国知识界的立场观点。中国的大学、智库也要尽可能和法国的对应机构建立长期合作关系，搭建好定期互访、联合研究的平台，及时了解法国学术界的最新动态。

　　其次，积极开展对法文化外交。中国传统文化资源丰富但开发不足，国外精英和民众依然对“和合”文化和“天下”理念缺乏了解，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双方对一些问题的不同认识。虽然相关机构如孔子学院、中国文化中心已经做了大量工作，但效果不够明显。笔者认为，这可以从利用好社交媒体，与当地教育文化机构加强合作和借助明星效应三方面进行努力。同时，我们要加强对文化外交项目的效果评估工作，及时针对问题进行调整。

　　最后，实践是认识的基础。信仰系统并非一成不变的，我们可以通过不断有目的的输入新信息推动中法互动逐渐发生变化。我们要建设好中法之间已有的“一带一路”项目，利用项目的示范效应，追求合作外溢，寻求更多的合作机会和合作可能。另外，中法之间在共同开发第三方市场、在气候变化等领域亦有较大的合作空间。相信这些合作经历将会增加法国学者对中国的积极认知，一定程度上削弱对中国意图的担忧。

　　当然我们也应当看到，中法学术界之间不是所有的认知差异都可以被弥合。那些基于意识形态分野和国家利益对立的认知差异是难以被改变的。我们能做的就是在可能的范围尽力达成认识上的一致，在不可能的领域不激化纷争，为中国外交决策和政策执行创造更大的便利。

　　（本文转自：《法国研究》2019年第4期，作者单位系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江苏高校东亚国际问题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