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0月起五部委相继发文提出“破四唯”（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随后当年11月，教育部再加一条，提出“破五唯”（新增“唯帽子”）。

　　不论四唯还是五唯，这些指标都是绩效主义在现实生活中获得认可的表征方式之一。

　　绩效主义之所以能在短短的30年间取得如此高的认同度，是因为它的三项预设与科学共同体的内在偏好高度契合。

　　首先，绩效主义预设科学共同体也是理性人，在科学场域内同样追求利益最大化（承认的最大化）；此预设与共同体的内在激励机制相契合，也是对以往的道德绑架（君子耻于言利）的一种否定，由此最大限度上释放共同体的潜力。

　　其次，绩效主义用数量预设了一道无知之幕，由此最大限度保证了公平规则得以实施。

　　所谓的无知之幕，原本是美国哲学家罗尔斯为保证正义而设计的一种机制，它的核心主旨就是要通过一种机制屏蔽掉各种外在因素对于公平的影响，如身份与社会地位等。

　　科技界对无知之幕的追求同样是要捍卫公平。

　　中国文化是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人情文化，它极大地破坏了公平运行的条件，而以数量为代表的绩效主义恰恰以无知之幕的方式切割了人情的干扰，从而最大限度保证了公平的实施。

　　不是没有人知道单一的数量考评对于科技界所带来的危害，但是，相较而言，这种缺陷是为获得公平所必须付出的代价。

　　第三，绩效主义只关注“投入—产出”，不关心种类繁杂的过程，其所具有的简单性，也契合了降低社会管理成本的一种诉求。

　　这一管理结构既符合科技管理部门的偏好，也与社会公众不关心过程只关于结果的偏好相一致。

　　因此，绩效主义可以说是科技共同体、管理者与社会在偏好交集处共谋的结果。

　　绩效主义的弊端主要有三个：首先，绩效主义对于数量的片面追求，导致科技界的多元研究领域在终端日益趋同，即产出只有一个出口：文章数量。

　　这就不可避免地造成科技界的科研活动发生扭曲，从而破坏了科技生态的健康发展。

　　整个社会对于科技的需求是多方面的，不仅仅是论文，那些无法发文章的实用技术可能更是社会所急需的，但这些努力得不到合理的承认，导致产业界与科技界出现“两张皮”现象：社会需要的知识不被认可而供给减少，社会不需要的却被认可而产能过剩。

　　最近喊出的“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就是对这种扭曲的评价机制的一种全面抗议。

　　其次，绩效主义是一种短视的实用主义的变体，在这种语境下，没有学术理想存活的空间，既然未来是无法计算的，那么也是不值得投入的。

　　第三，从长远来看，绩效主义的泛滥会造成整个社会的同质化。文化的异质性程度与创新发生频率高度正相关，反之亦然。

　　同质化造成群体间竞争强度加大，从而导致整体的疲惫与麻木。

　　以往的管理都是通过监督来实现的，而同质化具有一种神奇的魔力，规训措施被每个个体主动内化，然后开始出现无意识的自我剥削状态。

　　它造成的幻觉是，使生产率和效率达到最大化不是对自由的压制，而是对自由的充分利用。

　　人们甚至会认为，这恰恰是自我实现的最好表征。你甚至会为自己产生的抱怨而羞愧，这就是最高超的规训技术。

　　在这种治理模式下，那些曾经的学术理想还有生存空间吗？如果一代人都没有了学术理想，只是为了当下的指标而活着，那么科技的可持续进步也就成了一句空话。

　　那么学术理想存活的条件是什么呢？今天的局面是一个缓慢历史演进的结果，因此，这个问题必须回到科学史上去寻找答案。

　　我们不妨看看两次科学革命中的科学家的处境，从中或许可以发现学术理想存活的条件。

　　第一次科学革命时期，那时的科学家如哥白尼、伽利略、波义耳、牛顿等人，他们大多生活优渥，不用为生计奔波，凭着发自内心的热爱，他们产出的成果如《天体运行论》《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等，哪一本都不是为了考核而做出来的成就，相反这些成就是他们为自己追求真理的学术理想而取得的。

　　第二次科学革命时期，如爱因斯坦、德布罗意、玻尔、薛定谔与海森堡等人，他们都有稳定的工作、体面的收入、自由的研究氛围，所在岗位也没有严苛的绩效考核标准，在这种条件下，他们都依照个人的学术理想做出了杰出的工作。

　　不难发现，学术理想的实现需要满足三方面条件：身体的需要（收入）、心理的需要（安全）、精神的需要（自由），只有在自由状态下，学术理想的探照灯才会观照到真、善、美等形而上之物。

　　尤其是后两者对于学术理想的存活至关重要。

　　对于科研工作者而言，科研是一种什么性质的工作呢？按照女哲学家阿伦特（1906~1975）的观点，人类的活动可以分为三类：劳动、工作与行动。

　　劳动完全属于私人领域的事情，工作则是社会领域的事情，而行动则属于公共领域的事情，它与生存无关。

　　所谓积极的人生就是从劳动到工作再到行动的逐步跃升过程。

　　从这个意义上说，科研活动起点较高，从一开始它就是以工作形态存在的，而工作不仅仅是解决生计的问题，它更包含了社会交往的职责，换句话说，科研活动不仅仅养家糊口，它还承担一定的社会职责，再往前一步，科研人员产出的知识则完全是公共行动，这些知识与个人生计无关，它的质量与好坏对于社会具有公共性的意义。

　　从这个意义上说，科研人员的职业先天就具有超越生活的公共使命。

　　当下中国科技界的现状是，大多数科技工作者仅仅把科研视为一种工作（职业），这本是科技建制化以来的基本含义，无可厚非，但是仅仅满足于此是不够的，也是对于科研工作本身功能的一种浪费。

　　遗憾的是，限于各种掣肘因素的存在，很多科技工作者把科研活动仅仅视为维持生计的手段，从而限制了工作职能本身的充分展开，进而无法发展出科研的行动职能。

　　真正做到把科研视为一种行动，对于条件的要求是很苛刻的。

　　仅就目前而言，心理的需要与精神的需要的供给严重不足，这种不足又是个体自身无法完全解决的，与其在不可为之处浪费时间，还不如利用绩效标准改善生存状况，这种降维选择导致科技工作者以牺牲科研的神圣属性而置公共使命于不顾的现象发生，这就形成当下学术界的学术理想全面萎缩而世俗生活却火热异常的局面。

　　破四唯/破五唯之后的后绩效主义时代，科研是否会出现大滑坡，这点倒不必忧虑。

　　建制已在，量的波动只是暂时现象，大浪淘沙之后，一切将回归正轨。

　　当下的紧迫任务在于打造从业者的“收入—安全—自由”的基础支撑条件。

　　在操作层面，解决之道在于尽早纾解不足，不妨先降低共同体的竞争强度，从而逐渐恢复群体的心理安全。

　　当大家心态日趋平和的时候，学术理想与公共使命被重新树立的可能性就会随之提高，再假以时日，随着体制改革的深入推进，增加共同体的自由度，比如把不必要的会议、评审去掉，那么学术理想重新绽放就是可以期待的事情。

　　只有到了那个时候，怀揣梦想的共同体成员才有心情安静地做一些源于激情和热爱的事情，才能真正为人类贡献出卓越的知识产品。

　　这一过程是缓慢的，但只要开始行动，积极的人生就会汇聚起来，我们期待的变化就会出现。

　　（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