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片甲骨惊天下。90年前，河南殷墟的考古发掘正式开启，惊天面世的甲骨文，将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提前到了商朝。

　　釉里红瓜菱形水盂，35年前，手工业大遗址邛窑在四川考古队的努力下重现天日，这个跨越8个多世纪的古代陶瓷名窑，又用绚丽的釉下彩惊艳了世界。

　　在国家文物局2016年印发的《大遗址保护“十三五”专项规划》中，像殷墟、邛窑这样的大遗址共有152处。而无一例外地，它们均因其规模大、价值大、影响力大等特点，在中华历史长卷中，勾勒出了浓墨重彩的一笔，现今也因其保护和利用难度大，亟须研究制定有效措施。90年过去了，35年过去了，这些大遗址的现状如何，保护和利用的关系处理得怎样，大遗址前世今生的故事又会怎样讲述？一个个问题的答案正等待被揭晓。

　　5月10日—17日，刘奇葆副主席率全国政协专题调研组赴河南、四川等地，就“大遗址保护和利用”开展监督性调研。

　　“调研是奔着问题来，为了解决问题去的。”刘奇葆说，要通过调研，深入了解掌握目前大遗址保护利用现状特别是亟须解决的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的意见建议，进一步推动工作，让这些文化遗产更好地发挥古为今用的作用。

　　8天的行程，调研组从河南的安阳、开封，走到了洛阳、郑州，又来到了四川的广汉、成都和绵阳，对大遗址保护和利用相关问题的研究与思考，也在一路的调研和探讨中，碰撞与延续。

　　从大遗址追溯华夏文明

　　72米、71米、70米……来到河南开封城摞城的顺天门遗址前，调研组首先被考古坑内的一竖排数字所吸引。原来，根据考古人员的土层分析显示，不同的海拔高度，代表不同年代的古遗址：海拔68米处是清代遗址，67米处是明代遗址，66米处是元代遗址……看到这儿，全国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孙庆聚若有所思。不一会儿，就见他扬扬手机显示的测算结果，语气兴奋地说道：“你们看，咱们现在的海拔高度是82米。”这意味着，此刻大家离1939年的开封城只有10米，离1889年的清代开封城只有14米。

　　“真没想到，咫尺之间，竟已是跨越千年了！”全国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协原主席陈际瓦感慨道。

　　大遗址所给予的惊喜和震撼，还远不止这些。在数天的调研过程中，调研组从考古现场走进博物馆，从博物馆移步到遗址公园，大遗址仿佛是一件尘封已久的宝藏，又如同一扇穿越时空的大门在徐徐打开：古人建筑的风貌、器物的匠心与精巧、文字的玄妙与占卜的奥义，先民的智慧一次又一次令调研组惊叹。

　　“大遗址传递出的历史信息之丰富，文化内涵之深刻，是一般文物无法比拟的。它承载着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历史和辉煌灿烂的文明，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标识。”刘奇葆副主席指出，要从厚植中华民族根脉的高度，来认识加强大遗址保护和利用的重大意义。

　　全国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王世明说：“大遗址能使人身临其境地感受到千古文明对今人的文化滋养。《论语》中孔子说道，‘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人类文化不是天然就有的，是从历史中传承发展而来的。保护利用大遗址，就是要寻找历史的足迹，并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深挖其中蕴含的中国智慧。”

　　全国政协委员、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院务委员会委员张宏志深表认同：“对大遗址的研究，让我们能搞清楚中华民族从哪里来。中国古代遗址的挖掘，也能构建我们自己的人类学、历史学、民族学的话语体系。大遗址的保护和利用，具有科学价值、文化教育价值和经济社会价值。”

　　刘奇葆强调，加强大遗址保护和利用工作，最重要的是要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物工作的重要要求，增强对历史文物的敬畏之心，做好大遗址规划保护、考古调查、勘探发掘、合理利用等各项工作，切实挖掘好、传承好、弘扬好老祖宗留下的宝贵遗产。

　　遗址保护与城市规划如何衔接？

　　调研组的首站，选在了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殷墟。去殷墟的路上，全国政协委员、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南京大学文化与自然遗产研究所所长贺云翱始终留心观察着窗外的风景。与安阳主城区车水马龙的现代气息相较，踏入大遗址保护区殷墟时，他明显感受到了一丝荒凉，心中不免多了些许落差。

　　“殷墟是世界文化品牌，具有非凡的国际影响力。如果说主城区是政治中心、经济中心、生活中心的话，那么殷墟理应是文化中心、旅游中心、生态中心才是。但我们现在看到，殷墟的配套服务设施和它的文化地位不相匹配，仍存在很大的提升空间。”贺云翱说，“安阳的总体规划不应忘了殷墟，而应和主城区进行互动：大遗址分享主城区现代化发展成就，主城区分享大遗址保护和利用的文化成就，二者互补均衡、互动发展。”

　　“大遗址保护和利用，要有定位有规划，要把大遗址保护和利用列入城市建设规划中来。”王世明说。

　　一路上，城市规划与大遗址保护和利用规划该如何衔接，不仅是各地面临的实际问题，也是调研组始终关注的话题。

　　在开封，同样的瓶颈也在困扰着这座4100多年的古城。

　　“现在开封古城地下普遍埋有宋金、明代文化遗存。但现在古城地上还生活着22万人，我们已经采取了限高限深、疏解老城人口的措施，但遗产保护和城市建设之间还是存在突出矛盾。”开封市委书记侯红说。

　　此时的开封细雨绵绵，边考察边听介绍的刘奇葆副主席停下脚步。他说：“对于大遗址保护而言，有两个规划非常重要：一个是城乡建设规划，一个是大遗址保护规划。对开封这样的历史文化名城来说，做好这两个规划的统筹和衔接尤为重要。”

　　刘奇葆说：“老城疏解，为大遗址保护提供了空间，这是很重要的一步。但同时，大遗址保护也要合理规划，要突出重点，告诉大家什么地方是核心保护区、哪些遗址是保护的重点，什么地方能干什么，什么地方不能干什么，使得保护和利用更加明晰，更加科学合理。”

　　遗址保护与城市建设的关系，作为国家文物局局长的全国政协委员刘玉珠，也同时强调了文物管理部门的责任。“大遗址保护工作具有重要性、复杂性和紧迫性等特点，属地政府需要落实责任，文物管理部门也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我们在开展工作时，要考虑地方主政部门面临的实际问题。制定的科学规划，既要满足考古发掘和文物保护需要，也要服务于社会发展。”

　　“做到这些方面，‘统筹’二字至关重要。”陈际瓦说，“大遗址保护和利用，还涉及土地问题、补偿问题、税收问题、政策问题等，这些领域同样要进行衔接，这些问题仍需要不断研究和探索。”她说。

　　调研期间，刘奇葆副主席出席了两次座谈会，分别与河南、四川当地的财政、国土资源、住建、文化等部门进行深入交流，不时提问，详细了解各地在大遗址保护和利用中的实际情况。

　　百姓参与的积极性高吗？

　　为了更充分地了解地方情况，调研组还适时兵分两路，一路进行实地考察，一路与地方基层干部、群众展开交流。

　　在与当地老百姓的实际交谈中，全国政协常委、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修福金对百姓的感受十分关注。

　　“在殷墟交流时，有居民反映，在纳入大遗址保护前后，他们的收入受到了一定影响。我们不能让老百姓觉得，把文化遗址给保护住了，但是他们的钱包却瘪了。这样，老百姓保护的积极性就不会高。”修福金说。

　　孙庆聚同样为此陷入沉思：“土地是当地农民唯一的生产和生活资料，生产资料减少了，老百姓的收入自然会下降。如果让老百姓参与到大遗址保护和利用的产业链中来，让他们不需要像过去种地那样花那么大力气，收入又能得到提高，他们才会有获得感，保护意识才会更强。”

　　归根结底，大遗址的保护和利用需要做好顶层设计，既要有长远规划，又要有阶段性目标。

　　“否则争取到的补贴也都是死钱，不把死钱变活钱，花完就完了，不可持续。”孙庆聚说，保护大遗址文化遗产，要全社会共同参与：政府发挥主导作用，百姓发挥主体作用，企业也要勇于担当它的社会责任。

　　“这样，企业有资金，政府有智库，百姓有人力，形成一股合力。如果大遗址周边的老百姓，人人都可以当解说员，大家都参与进来，大遗址就活了。”孙庆聚说。

　　“我们也可以建立补偿机制，帮助当地农户扶持新的产业，要用发展的眼光来研究和看待这件事。”全国政协委员、四川省文史研究馆馆长何天谷说。

　　刘玉珠深有感触地说：“大遗址保护不仅是一项文化工程，更是一项民生工程。”

　　如何让文物“活”起来？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

　　对此，全国政协委员梁留科深表认同：“大遗址也是如此，不要让游客觉得‘有说头没看头’，诗和远方都要结合好。”

　　“你看这些遗址，我们学考古专业的会看得津津有味，但对于普通游客来说，第一眼觉得很震撼，但再看一会儿会发现很难看懂，甚至会越看越糊涂。”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袁靖，每到一处，都要细心观察博物馆、遗址的展示方式，但他忍不住眉头紧锁，“有些大遗址展示的模式还是略显单一。”

　　刘奇葆副主席说，在加强大遗址保护和利用工作中，要正确处理保护和利用的关系，加强保护是前提、是第一位的，在加强保护的同时要着力让各类遗址“活”起来，不断激活文化遗产的生命力。

　　“要让普通游客也能轻松了解考古成就，我们就应该讲好大遗址故事。将那些生动、好玩儿的故事挖掘出来，有考古依据，又有历史传承，多好！我们还可以拍摄短视频来讲故事，不如就叫10分钟穿越3000年吧！”袁靖甚至连名字都提前想好了，“大遗址的展示，要探索多元、时尚的传播方式，让游客也热爱这个遗址，也能从这里感受到文化自信。”

　　“当今世界，数字影像技术日新月异，发展迅速，我国在应用领域也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只有我们想不到的场景，还没有我们还原不了的画面，更没有拍摄不出的内容。”全国政协委员、原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副局长童刚对影视技术如数家珍，正因如此，他同样希望数字技术能在大遗址保护和利用中发挥作用，“如果有一些遗址在展示上有难度，我们完全可以对其进行数字虚拟复原，让呈现在荧幕上的大遗址更生动更立体，这也能为宣传和普及大遗址文化内涵，起到更为积极的作用。”童刚说。

　　“或许海外的一些好经验，我们也可以多借鉴。”全国政协委员、北京鲁迅博物馆副馆长、国际博物馆协会副主席安来顺曾多次到海外交流，他说，“在加拿大、意大利等国，也有不少城市废墟遗址。他们在现场会采用VR技术，游客可以身临其境地感受这座城市曾经的辉煌、曾经的生活方式，等再摘下眼镜，重新看眼前的废墟遗址时，心中也是感慨万千。因此，只要研究、解读到位了，还是能起到很好的效果和作用。”

　　全国政协常委、国防大学原副校长毕京京说：“大遗址还可以在文艺作品中发光发热。听说美国电影中阿凡达的形象，就取自于三星堆的青铜像，而影片的生命之树也是从金沙遗址神树中得到的灵感，我们同样可以发挥想象的空间，在这方面有所探索和建树。”

　　大家还谈到，无论是保护还是利用，都要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把那些最能体现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文化的大遗址优先保护起来、展示出来。

　　“一址一策”怎样落实？

　　“安阳是废墟型大遗址，开封是活态型大遗址，邛窑是手工业大遗址……”几日来，不论多晚回到酒店，贺云翱总会伏案写作，记录下每个调研点不同的特色和内容。而这些细致描述的文字，似乎也成了遗址分类的最好注脚。

　　“要探索‘一址一策’保护利用方式。”刘奇葆副主席提出，要在坚持基本要求基础上，根据每个大遗址不同的类型、环境，采取相应个性化的保护措施和管理模式。他说：“前段时间，我在西安也看了一些大遗址，加上这几天的调研，我有一个很明显的感受：每个地方的大遗址的运营管理方式差别很大。比如，秦始皇陵遗址公园采取国家公园方式，依靠国家经费进行运作；大明宫遗址采取集团运作方式；大唐西市遗址采用民营资本投资方式。到底哪种保护利用方式适用于哪类遗址？这也是这次调研需要着力研究的问题。”

　　大遗址的保护和展示，同样要因地制宜。

　　张宏志补充说：“要处理好大遗址保护和利用的关系，有一部分是需要突出展示的功能，没有展示，可能难以得到公众的认知和认可。在这方面，同样需要分类施策：比如开封古城遗址，这种活态的遗址要怎么保护展示；史前文明不具备景观功能的，要怎么展示；具备复建或仿建条件的，我们又要如何展示；像邛窑等手工业遗址，是否也要进行活态展示？”

　　孙庆聚赞同道：“我们应强调不同遗址的差异化、个性化、特色化、品牌化，有了个性才有特色，有了特色才能形成保护和利用的品牌，工作才更有抓手。”

　　人才，大遗址保护的难题？

　　5月虽未进入盛夏，但午后的阳光，早已让烈日下的人们有些头晕目眩。可就在此时，一脸黝黑的钱国祥显得丝毫不受影响，在耕耘了近半辈子的汉魏洛阳城考古遗址上，他正神采奕奕地讲述着几十年来的考古发现，连调研组也深受他的激情感染。

　　“现在，咱们考古队有多少人？”王世明问。

　　“有12人。”钱国祥说。钱国祥是汉魏洛阳城第三代考古队队长，在苍茫辽阔的遗址前，他粗壮的身影显得有些形单影只。

　　“对汉魏洛阳城的发掘是一个延续的工作，不是一代人、两代人就能够完成的。现在考古队已经有第四代了，也是十几个人。”钱国祥说。

　　“做考古的，就要坐得住冷板凳，吃得了冷馒头，洗得了冷水澡。”国家文物局文物保护与考古司副司长闫亚林深有体会地说。

　　“人才的缺失，可以说是大遗址保护面临的重要难题。整个考古界，能够带队进行考古挖掘的队长有1900人，而真正能实际带队深入现场的，只有近700人。现在整个文物界，包括讲解员，算下来才有14万人，而这还不全是大遗址的工作人员。”闫亚林说。

　　“不只是考古人才，在大遗址的保护和利用上，人类学、社会学等多学科人才都需要有。”王世明说，“像金沙遗址，现在由于技术原因，有些已经挖掘出土的象牙无法得到保护，还要进行回填。现在需要极大地加强大遗址保护科学技术研究和人才培养。”

　　“在大遗址保护和利用工作中，默默奉献着一支非常优秀的队伍，在实际工作和政策上，我们要给他们相应的尊重和支持。这是我们共同的责任。”刘奇葆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