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主办，中共济宁市委统战部承办，济宁市民族宗教局、孔子研究院协办的“儒家文化与伊斯兰教中国化”学术会议日前在山东省济宁市召开。共计60余位专家学者参与研讨，提交30余篇论文和讲话稿。

　　“以儒诠经”的历史价值与现实意义

　　北京大学哲学系副教授沙宗平认为，明清之际以伊斯兰教金陵学派王岱舆、刘智为代表的穆斯林学者倡导“学通四教”“回而兼儒”，运用中国传统思想概念诠释伊斯兰教思想，认为伊斯兰教之礼“虽载在天方之书，而不异乎儒者之典”“圣人之教，东西同，今古一”，开启“以儒诠经”之文化会通道路，建构了中国伊斯兰教义学。“以儒诠经”运动是伊斯兰文化在华夏大地通过穆斯林内部的文化自觉而主动与中国传统文化互学互鉴，这一成功案例对于新时代中华文化仍具有借鉴意义。

　　中国伊斯兰教经学院研究员高占福从“以儒诠经”活动兴起的社会背景、“以儒诠经”的代表人物及其著述、“以儒诠经”的学术思想和“以儒诠经”的社会作用四个方面全面呈现了“以儒诠经”的历史活动，指出通过“以儒诠经”，将伊斯兰教由阿拉伯的形式和语言变为中国的语言和形式，把伊斯兰教的思想体系纳入中国人的认识范围之内，通过结合中国传统文化来阐述伊斯兰教及其在中国内地的变化，并最终形成中国伊斯兰教的本土化思想。标志着一个既符合中国传统社会文化，又符合伊斯兰教信仰的内地穆斯林社会特有的人文思想体系的形成，大大加速了伊斯兰教的中国化进程，影响至今。

　　济宁学院儒学与地域文化传播中心副主任、教授刘振佳详细论述了“以儒诠经”的历史背景和具体过程，指出“以儒诠经”是穆斯林学者基于长期生活所形成的生活体验以及对于中国文化的学习和理解，在哲理层面新的引入和思考。他认为明清时期的伊斯兰学者，根据当时伊斯兰教发展的具体需要，不仅从外在社会生活上主动和中国社会现实政治贴近和靠拢，还从内在哲理观念和心性修养上与传统儒家思想观念相融合，形成伊斯兰教的中国化新局面。

　　中国回族学会副会长、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副会长米寿江阐述了“以儒诠经”运动渐进发展的三个阶段以及刘智在伊斯兰教中国化进程中的贡献，认为刘智自觉坚持国法大于教规的理论和实践，为生活在政教分离的中国现代社会的穆斯林提供了宗教信仰自由的原则。同时，刘智坚持用汉语阐释伊斯兰教信仰、教义、礼仪不仅有利于当时穆斯林和非穆斯林全面认识和了解伊斯兰教及其文化，而且对当今社会也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伊斯兰教与儒家文化的和谐会通

　　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学院教授杨桂萍在综括伊斯兰教在中国传播历史和伊斯兰教与儒家文化的相通之处基础上，认为伊斯兰教与儒家文化和谐与共的历史经验在于：一是中国穆斯林涵泳于伊斯兰教和儒家两大文明中，保持伊斯兰教的独特价值，也承认儒家文化的主体性。二是伊斯兰教与儒家文化和谐并存、共同发展，伊斯兰教和儒家文化的关系是“和”，是“共生”，是“美美与共”；三是以和平方式化解民族、宗教、社会矛盾，缔造民族、宗教、文明间和谐关系；四是为应对现实社会的民族宗教问题提供丰富的文本资源和深刻的历史智慧。

　　山东青年政治学院儒学与一带一路研究院院长、教授金刚认为，在新时代，“回儒”的思想活动能够带给我们多种有益启示：一是相适应是外来宗教在中国生存发展的必然要求；二是中国化是外来宗教适应中国社会的基本规律；三是宗教文化交流是中外文化交流的主渠道；四是文化融合和创新是人类社会文明发展传承的必然趋势；五是和而不同应成为不同文明之间交流的重要原则。

　　孟子研究院科研工作人员李龙博以济宁东大寺为例，通过对东大寺的概览，呈现出东大寺中国式的建筑风格与中国特色的匾额楹联，充分体现出清真寺的中国色彩以及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密切关系。

　　伊斯兰教中国化的理论探索

　　伊斯兰教几乎在传入中国就开始了中国化进程。伊斯兰教中国化是全面贯彻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依法管理宗教事务，坚持独立自主自办原则，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原则下的中国化。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李维建细致梳理了中国伊斯兰教思想的发展历程，指出唐、宋、元三朝，穆斯林有向儒家靠拢的现实需要，穆斯林在宗教上则以自我隔离为主，无向外传教动力，宗教上有优越感而较少危机感；明清两朝，是中国伊斯兰宗教思想大发展、成型、成熟的阶段。并就当前中国伊斯兰教的现实问题等详细作了回应。

　　山东省伊斯兰教协会副会长王明璧从山东学派的视角论述了山东学派传统经学思想的“道合儒宗”精神对抵御和防范极端思想的传播，坚持伊斯兰教中国化方向的历史借鉴意义。

　　廊坊师范学院讲师冯峰认为，山东学派经师的文化生活以讲传经学为主，以“经外五艺”为辅，将伊斯兰信仰与中国传统文化融会贯通于文化生活。山东学派“义以穆为主，文以孔为用”的文化融合观，是中国穆斯林以中国文化涵养伊斯兰教信仰学说的经验，是伊斯兰教中国化进程的真实写照。

　　伊斯兰教中国化的实践路径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党委书记、研究员赵文洪对宗教信徒公民身份与宗教中国化的关系进行了探讨。他希望我国宗教界、宗教管理界、宗教研究界都能更好地运用公民意识来推动宗教中国化。

　　中国人民大学继续教育学院教授张践认为，要推进宗教的中国化，必须坚持指导思想的中国化，从中国国情实际出发，解决我们自己面对的问题。

　　中国伊斯兰教协会会长杨发明认为坚持伊斯兰教中国化方向有三个基本路径，一是坚持强化政治认同；二是坚持推动文明互鉴；三是坚持促进社会适应。伊斯兰教中国化有四个方面的主要任务，一是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构建中国伊斯兰教经学思想体系；二是正确认识和处理国法和教规的关系，努力提高穆斯林群众的法治观念；三是弘扬伊斯兰教优良传统，坚决抵御极端思想；四是高度重视人才队伍建设，培养高素质的爱国爱教人才。

　　山东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院长、教授赵文亮提出伊斯兰教中国化应遵循六个“相结合”原则，一是国际性与民族性相结合；二是传统性与现代性相结合；三是宗教性与世俗性相结合；四是教义教规与中华传统文化相结合；五是伊斯兰教的发展变革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相结合；六是中国各地的地方化和民族化相结合。他同时强调，伊斯兰教中国化是一个渐进的历史过程，需要尊重宗教发展规律、社会发展规律，行稳致远、久久为功。

　　(作者系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民族宗教研究室教师；山东大学统一战线学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