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4日，上海大学博士生柴丽杰因学位申请遭拒起诉上海大学一案，在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当天庭审未作宣判。

　　据梳理，该博士生于2014年9月至2017年12月在上海大学应用经济学（法律金融学）专业攻读博士研究生，其撰写的博士论文通过了被告组织的开题、预答辩、盲审、正式答辩等环节。论文答辩委员会的最终答辩意见为：建议授予博士学位。然而上海大学以原告发表的核心期刊学术论文不符合规定为由，未组织学校评定委员会对原告的博士学位申请进行审核评定。

　　该博士生在校期间，在南大核心期刊上发表了1篇学术论文，并在全国性学术会议“中国商法年会”上发表了一篇会议论文。这并未达到《上海大学经济学院研究生学位授予科研量化指标》所规定的3篇。而现行《上海大学研究生学位授予科研成果量化指标》中，对文科类博士学位申请人的要求是“在国内外核心期刊或全国性学术会议上正式发表2篇与学位论文有关的学术论文”。柴丽杰读书时所在的经济学院，则在此基础上“加码”了论文数量。

　　为柴丽杰代理此案的是上海市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秘书长、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何渊，以及行政法领域的知名律师曹竹平。两人共同表示：“为保障学术自治，国务院的《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规定各高校可以自行制定细则，但没有规定学校以下的部门还能单独设细则。如果按照学院的规定不授予其博士学位，就相当于学院架空了学校的规定。”当然，学院规定是否合规合理，仍有待法院的判决。但该案的出现，恰逢全社会集中反思“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的当口，该案也就有了标志性的意义。

　　2018年10月，科技部、教育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中科院、中国工程院等五部门就已发出通知，联手开展清理“四唯”（“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的专项行动。这一行动针对的，就是当前一种浮躁的学术风气。其实，从正常的逻辑不难理解，在有限的在读时间里，一味追逐论文数量，那么质量必然下降。同样的，究竟是集中精力打磨一篇论文，还是手忙脚乱多篇论文同时上马，哪个对科研的意义更大，倒也是值得考究一下的。

　　当然，对于苦于凑不够论文篇数的学生来说，解决方案也不是没有，或者说，对于很多人来说，这压根也不是事儿，比如求助庞大的“论文产业”，该名博士生也曾表达过对“发钱发论文”的不满。当学术异化为一种GDP，数目成了最主要的考核标准，还被不断加码，那么可以想见的是，必然催生出一个产业。但这样的产业，究竟是负资产还是正资产，相信是不言自明的。

　　近日，另一案例也引发了不小的关注，南京林业大学老师蒋华松没有发表一篇论文却评上了教授，他凭着教学的硬实力，成为南京林业大学第一位“教学专长型”教授。这或许也可作为当前反思论文泡沫的一个注脚。对论文的权重重新评估，开辟另外的评价标准，这样的尝试应当鼓励。

　　需要明确的是，论文的作用不可替代，反思“唯论文”也不意味着要取消论文。但是对论文在学生生命的价值评定，需要有更为学理化的衡量，而非数字化的认定。比如纸面上一刀切的标准，是否需要给学术共同体、专家委员会的认可留下一些空间？学术规则的制定，也该到了系统性反思的时候了，不妨就从这起个案开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