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韩江奇迹”与韩江其人

　　北京时间2024年10月10日晚7点，瑞典文学院揭晓了本年度诺贝尔文学奖。韩国“70后”女作家韩江因其“以强烈的诗意散文直面历史创伤，揭示人类生命的脆弱性”获此殊荣，从而成为第一位荣获该奖项的亚洲女作家。

　　消息传来，韩国媒体与评论界迅速掀起了广泛热议，盛赞这是韩国文学走向世界舞台的重要里程碑。《首尔新闻》巧妙地借用了20世纪70年代韩国经济实现的“汉江奇迹”一词，将韩江的获奖誉为“韩江奇迹”。资深文学评论家、前首尔大学教授全炯俊表示非常认同瑞典文学院公布的获奖理由，尤其赞赏他们捕捉到了韩江作品中的“诗意”，并向这位亚洲首次获得该奖项的女性作家、并且是21世纪以来最年轻的获奖者致敬。

　　韩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不仅满足了韩国文学界对在国际舞台上获得更高认可的期待，也与韩国在政府层面上推动的文化产业政策有一定关联。近年来，韩国政府不仅致力于推动以影视、音乐等为代表的大众流行文化走向世界，打造“K-POP（韩流）”文化，也注重推动韩国文学的对外传播，提升韩国文学在世界上的知名度。当然，韩江作为当前韩国最具国际影响力与知名度的女性作家之一，她的作品本身跨越了语言、文化和历史的界限，从而引起了世界文坛的关注。

　　韩江于1970年出生在全罗南道光州市，后随家人迁居首尔，就读于韩国名门学府之一的延世大学，主修韩国文学，现任韩国艺术大学文艺创作系教授。其父韩胜源也是韩国著名作家。韩江自幼受父亲影响，热爱文学。1993年，她在韩国著名文学杂志《文学与社会》冬季号上发表了《首尔的冬天》等四首诗歌，正式登上了文坛。第二年，她发表了第一部短篇小说《红锚》，此后开始了孜孜不倦的文学创作。2005年，她的短篇小说《蒙古斑》获韩国最具影响力的文学奖“李箱文学奖”，韩江也因此成为韩国文坛上唯一一位与父亲同获该奖项的作家（其父所作《海边的过客》曾获1988年第12届“李箱文学奖”）。2007年，韩江出版了《素食主义者》，该小说中囊括了此前已经发表的《蒙古斑》的内容。《素食主义者》英译本获得了2016年度的布克国际文学奖，从而韩江成为第一位荣获该奖项的亚洲作家。2014年，以20世纪80年代光州民主化运动为背景创作的小说《少年来了》荣获韩国另一大文学奖“万海文学奖”。2018年，小说《白》再次入围布克国际文学奖。2021年，她发表了以“济州岛四三事件”为背景的小说《不做告别》，该小说于2023年荣获法国梅迪西斯外国小说奖。

　　韩江通过她对人性的深刻探讨，以及对历史创伤的敏锐书写，赢得了世界文坛的广泛关注。在中文世界，早在二十年前，她的《蒙古斑》就由中国著名韩国文学翻译家薛舟翻译成了中文。截至目前，韩江共有8部作品（集）被翻译成中文，其中包括长篇小说《玄鹿》（2013年译）、《少年来了》（2018年译）、《失语者》（2023年译）、《不做告别》（2023年译），中篇小说《白》（2022年译），中篇小说《素食主义者》（2021年译；也有译本题为《素食者》），以及短篇小说集《植物妻子》（2023年译）和诗集《把晚餐放进抽屉》（2023年译）。可见，中国读者对韩江也并不陌生。

　　二、深切关注女性命运

　　作为女性作家，韩江非常关注韩国女性的生存状况。父权制在韩国有悠久的历史，“男尊女卑”的观念使女性长期处于社会边缘。尽管韩国政府于1999年制定了禁止性别歧视的法案，力图实现两性平等，但父权对女性的压制依然无处不在。法律并不能从根本上消除已深入到韩国社会内部和人们意识深处的传统思想与女性歧视。这一现象也经常出现在韩国女性作家的书写中。韩国另一位“70后”女作家赵南柱2016年推出的“现象级”作品《82年生的金智英》也是一部深刻反映韩国社会性别不平等的小说。

　　同样，韩江在作品中也塑造了多位遭受父权暴力的女性形象。在《素食主义者》中，韩江通过塑造英惠这一角色，深刻揭示了父权社会中女性的生存困境。英惠从小生活在一个非常传统的韩国家庭里，父亲是家中的绝对权威，对英惠动辄拳脚相加，母亲则顺从地承担着家务和照顾子女的责任。英惠结婚后，也成为了一名家庭主妇，把照顾丈夫当成自己的义务。但儿时父亲的暴力行为严重影响了英惠的心理健康。尤其儿时英惠曾被狗咬伤，父亲报复性地把狗绑在摩托车上活活拖死，并让全家人一起吃狗肉的行为，映射了父权的压制和暴力。英惠通过“素食”这一颇具象征性的行为来表达自己对暴力的反抗。血淋淋的场景与狗的眼睛不断出现在成年英惠的梦中，这是她儿时心理创伤在成年后的延续，也是造成她痛苦的根源。肉食在某种程度上象征着暴力和压迫，英惠选择素食，也就意味着对父权规训的拒绝和切割。所以当父亲强行让她吃肉时，她选择了割腕这一决绝的方式以示抗争，这是在父权压制下女性为争取自由做出的最极端的选择。而即便是这样，家人们都认为英惠的行为不可理喻，最终英惠被送进了精神病院，患上了厌食症。

　　英惠与她的生活充满了撕裂。一方面，她与丈夫维持着夫妻关系，却没有爱情；另一方面，英惠与姐夫产生了情愫，但姐夫也没有承担起救赎她的责任。对于姐姐仁惠来说，她面对的是丈夫与妹妹的双重背叛，是另外一种难以突破的困境。最终，仁惠一面独自抚养着儿子，一面照顾在精神病院的英惠。小说向我们展现的不仅是英惠的悲剧，也是仁惠的悲剧。仁惠自幼隐忍善良，但也没有过上幸福的生活。小说悲剧性的结尾使叙事更具张力，也更凸显了女性面临的困境，引起人们反思性别暴力对个人造成的压迫。

　　中国外国文学研究专家郝岚曾从《素食主义者》与西方文学关系的角度对英惠的行为进行过解读。她认为韩江笔下的女主人公以素食表达的沉默的反抗与卡夫卡的《饥饿艺术家》存在某种关联，也因此韩江文学与西方文学产生了契合点，这也是韩江文学获得国际评奖机制肯定的原因之一。

　　在《植物妻子》中，韩江通过丈夫的视角，讲述了一个逐渐与现实脱节、最终异化为植物的“妻子”的故事。在整篇小说中，“妻子”始终没有名字，她仅以“妻子”的身份存在，她被囿于家庭空间里，没有社会生活，能够交流的人只有“丈夫”。她与《素食主义者》中的英惠一样，也是一名家庭主妇，不同的是婚前她有一份比较不错的工作，并攒了一笔钱，有追求自由生活的可能性。但就在这时，她步入了婚姻，辛苦攒下的钱也被用于缴纳租房的保证金。婚后沉闷的生活，使她逐渐失去了生机，最终异化成了一棵植物。幻化成植物可看作是她用身体做出的最终的抗争，从人到植物的变化，虽然意味着肉体的消亡，但也隐喻着其精神世界获得了自由。韩江通过非现实的叙事方式，以奇幻的方法隐喻了女性内心世界与外部现实之间的矛盾，深化了对韩国女性生存困境的反思。

　　韩江的作品笔法细腻，善于通过挖掘人物的内心世界展现复杂的情感纠葛。像《素食主义者》中就通过英惠琐碎的日常生活，将其内心痛苦的根源一层层展现在读者面前。在《少年来了》和《不做告别》这类关注韩国历史创伤的作品中，韩江同样以细腻的笔触，通过第一人称、第二人称等不同的叙事视角，以及独白、对话等多种叙事方式，刻画了东浩妈、仁善妈正心等在杀戮中幸存下来的多位女性形象。在《少年来了》中，以东浩妈自述的口吻回忆了被军警屠杀的东浩的成长经历，展现了一位失去孩子的母亲的悲伤。在《不做告别》中，正心失去了几乎所有的亲人，幸存的她一直走在寻找被逮捕的哥哥的路上，在明知哥哥可能已经被枪杀的情况下，她还是不断寻找哥哥的踪迹，并关心、爱护其他遗属，表现出崇高的人性之光。东浩妈与仁善妈都身怀创伤，她们在苦难面前表现出超乎寻常的韧性，展现了韩国传统女性隐忍的品质。

　　上述女性形象既是韩江对女性生存状况的再现，体现出她作为女性作家对女性命运的深刻关注，也透露出她对人和人性的深入思考。她将个人的命运与社会环境、历史紧密结合起来，使作品不仅停留在个体痛苦的层面，更具备了宏大的历史视角和深刻的社会内涵。

　　三、真实再现民族创伤

　　韩江前期的创作如《素食主义者》《植物妻子》等,侧重关注的是个体女性的叙事，侧重于描写女性在婚姻、家庭和社会中遭遇的困境，以及个人身份认同面临的混乱。这些作品虽然关注的是女性个体，但也隐含了对韩国女性普遍命运的人文关怀。

　　到了《少年来了》这部作品，韩江的叙事视野有所拓展，虽然作品中展现的还是多个个体形象，但叙事的背景则从个人延伸到了更为宏大的叙事，将个人的命运与历史的暴力结合起来，在展现个人沧桑的同时，也呈现了历史的伤痕。《少年来了》的历史背景是1980年全罗南道首府光州发生的民众抗争运动。当时光州市民自发组织了抵制独裁统治的抗争，但遭到戒严军队的残酷镇压。因为韩国当时处于独裁统治之时，所以该事件发生当时便遭到人为的隐匿，并且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其真相都没有得到揭示。《不做告别》是韩江创作的另一部反映历史真实的小说，被看作是《少年来了》的延续。虽说主题是《少年来了》的延续，但《不做告别》关注的历史事件则是比《少年来了》年代更为久远的1948年的济州岛四三事件。二战结束后，美军接管了朝鲜半岛南部，一些机构继续延续了日本殖民统治时期的人员安排，从而引发了民众的不满。济州民众于1947年爆发了反抗运动，1948年4月3日，美军政当局对济州民众进行了血腥镇压。该事件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属于禁忌，因此一些历史真相遭到隐匿。韩江的两部小说将韩国现代的两件悲剧事件呈现出来，不仅使其作品的创作从个人叙事拓展到了历史叙事，也使其作品有了更强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

　　《少年来了》中的东浩是一位只有15岁的少年，他亲眼目睹了朋友正大被军警射杀的场景，于是自发加入了登记遇难民众的工作中。当戒严军包围了东浩等所在的全罗南道政府大楼时，东浩等五名高中生按照事前的指示放下了武器，但依然遭到了戒严军的枪杀。与东浩等在一起的大学生振洙则遭到逮捕，他亲眼目睹了东浩等少年的惨死却无能为力。被捕入狱的振洙遭遇了非人待遇，以至于出狱后患上了严重的心理疾病，饱受折磨的他最终选择了自杀。他认为在戒严前夜没有坚定地让东浩离开政府大楼才导致了东浩的惨死，他始终无法正视自己的良心。振洙自杀时，在遗书旁放了一张外国记者拍摄的东浩被射杀时的照片，以示纪念。受害者振洙在小说中反而承担了反思者的角色，他的自杀既是对自己良心的坚守，也是对心理创伤的逃离，也象征着那些创伤永远无法被治愈。同时，振洙的选择看似是自我毁灭，但也是人性光辉的具体体现。他用自己的生命表达了对死难者的缅怀以及对国家暴力的反抗，警醒着人们不要遗忘历史。

　　在韩国现代史上，光州是一座以“抗争”被铭记的城市。韩江虽出生于光州，但少年时随家人搬到首尔，并没有亲身经历光州民主化运动。不过，十几岁时，父亲给她看的有关光州民主化运动的相册却影响了韩江此后的人生。韩江曾多次提到，儿时间接体验过的光州事件，是让她对人性产生根本性疑问的重要契机。所以，出生于光州的使命感，以及身为作家的高度责任感，使韩江在阅读大量史料并实地采访了光州民主化运动幸存人士的基础上，通过东浩、振洙、恩淑等一系列人物的经历，再现了历史真实。

　　韩江的诸多作品中无数次出现“死亡”意象，与“死亡”相伴的则是“骸骨”“血迹”等种种感官刺激强烈的意象，使作品充满了悲凉的基调。这些视觉化的意象是对死亡的直接展示，也是对生命消逝的痛苦感知。并且，像《少年来了》和《不做告别》中还曾多次出现各种数据，这些数据一是再现了民众遭受虐杀的历史真实，另一方面也强化了事件的残酷性。

　　例如，《少年来了》中提到戒严军队当时被配发了80万发子弹，但当时光州的总人口只有40万。该小说第五章中用28次时间记录将该章分成了诸多小节，记录了善珠从晚上7点到第二天早晨5点接受军警拷问的过程。细致的时间分割增加了故事的紧迫感与真实感，也隐喻着因拷打失去生育能力的善珠的痛苦，只有通过碎片化的艰难的回忆，她才能重新拼凑起痛苦的遭遇，也间接体现了善珠遭受的刑法之残酷。

　　又如，在《不做告别》中，频繁地出现具体的数字描写，如“十个人全部倒下”“两三百人被杀”“三万人在岛上被杀”“二十万人被屠杀”“未满十岁的儿童有一千五百名之多”。通过这些数字举例，抽象的暴力被具象化，冰冷的数字背后呈现的是一条条鲜活生命的丧失，个体的创伤与集体的创伤联结，历史的悲凉感与沉重感油然而生。

　　在残酷的死亡意象与冰冷的数字背后，作家更想呈现的是这些悲剧如何被生者记忆，如何让那些消失的生命以特殊的方式被铭记。所以，韩江在作品中又特别注意深层次剖析幸存者的记忆。

　　《少年来了》中的东浩妈、善珠长久生活在痛苦中。“你死之后，我不能为你举办葬礼，我的人生便是你的葬礼。”她们用自己的一生来缅怀逝去的亲人或朋友，痛苦与回忆成为她们生活中的常态，这展现了历史创伤的持久性。类似的情感也体现在《不做告别》中的仁善妈身上。在屠杀中，她几乎失去了所有的亲人，面对巨大的痛苦，她默默坚持去寻找被军警带走的哥哥，执着地追寻亲人的音讯。即使步入老年，她依然被这些痛苦的记忆折磨，甚至在患上阿尔茨海默症后，依旧无法从痛苦的记忆中解脱。并且，她的女儿仁善“继承”了母亲的记忆，这不仅是家庭内部记忆的传承，仁善致力于拍摄与济州四三事件有关的纪录片的行为，也是其试图将记忆的范围从个人扩展到社会层面的努力，是希望更多的人能够活得“像活着一样”，彰显了人性之美。

　　之所以关注幸存者或者后来人对历史的记忆，是因为“记忆”不仅是个体的，还是集体和民族的，如何叙述集体记忆是探索一个群体、一个民族主体性的重要一环。同时，记忆也可以帮助个人和集体进行反思，帮助人们重新审视过去发生的事件。韩江的诸多作品都通过探讨个体和社会的暴力，来反思和呼吁人们不要忘记屠杀。正如韩江在《不做告别》中所描写的那样，记忆也许像雪、像鸟一样轻，但它们也有分量，再轻的分量对于幸存者来说都是不能承受之重，都成为他们究其一生都无法释怀的心殇。

　　中国的韩国文学研究专家、山东大学牛林杰教授曾言韩国当代文学是充满创伤与苦难的文学，是在被殖民、战争、民族分裂以及反抗军事独裁等重大事件造成的社会动荡背景下形成的产物。因此，韩国文学呈现的不仅是个人的苦难与焦虑，同时也是民族集体记忆的反映。

　　韩江的《少年来了》与《不做告别》这两部取材于真实历史事件的小说作品，恰是对这种集体记忆的深刻展现，也使韩江的小说超越了个体经验，成为对民族创伤的真实再现。

　　韩江的文字于清澈之中又见分量，于冷漠的暴力中又见温暖的力量，于善与恶的对立中又可见人性之光，无论是对个人生存困境的关注，还是对历史叙事的再现，都体现了作家一贯坚持的对人性的思索。正如作家本人在《少年来了》的访谈录中所言：希望读者能够超越残忍与暴力，向人性之美伸出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