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园林自从出现之日起，就与时代风尚、社会发展与文学艺术产生了密切的联系。自封建时代阡陌纵横、人居与农耕混处的园圃发展到曲水流觞、庭院深深的私家园林，自帝王高耸入云、上与神通的楼台演变到奇花异草与叠山理水争艳的皇家苑囿，这些在从上古的神话、《诗经》、楚辞、汉赋到唐宋诗词、明清的戏曲、小说等文学作品中都有生动的描绘，文学与园林在各自走向成熟的过程中共生互映，二者的关系可谓源远流长。

　　保留在《山海经》《淮南子》等书中的上古神话，描绘了世人想象中神仙的玄圃和上古帝王的苑囿。这些描绘影响深远，因为长生是很多帝王的梦想，由此一池三山便成为后世皇家园林固定的模式，玄圃更是成为后来文学中对于神仙园林想象的源头。周文王的灵囿、殷纣王的鹿台、楚王的章华台、秦代的阿房宫和兰池宫等在周秦时期的文献中都有记载，这些园林的功能也由通天、通神走向追求长生和世俗游冶。另外，不论是《诗经》对于周文王灵囿的描写，还是《楚辞》对于楚王章华台的描写，都已粗略具备了园林的基本要素：精心选培的动植物与人工雕饰的建筑物。而章华台的建筑还启迪了屈原的文思，他在《九歌》中写过河伯的宫殿“鱼鳞屋兮龙堂，紫贝阙兮朱宫”。可见，章华台的宫殿样貌很可能给了屈原创作的灵感，使得他笔下的宫殿恢弘艳丽而又充满神秘色彩。

　　汉代称得上园林文学的，是描写宫殿园囿的大赋，最具代表性的为司马相如的《上林赋》，其所描写的上林苑是典型的秦汉园林形态。上林苑本是秦代旧苑，汉武帝时对其进行重修扩建，纵横三百里，有灞、浐、泾、渭、沣、镐、涝、潏八水出入其中，其广大壮丽、丰繁豪奢的建筑风格与汉代大赋结构宏大、铺张扬厉的艺术特征相得益彰。司马相如的《上林赋》中虽有对帝王奢侈之风的批判：“苑囿之大，欲以奢侈相胜，荒淫相越，此不可以扬名发誉，适足以贬君自损也。”但更多的篇幅是在极尽能事地描绘此皇家园林之“巨丽”，详述其占地之广、宫殿之多、山川之奇、动植物之繁盛、物产之富，是将园林与文学相结合的典范之作。

　　山水归隐与文人审美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文化史上重要的转折点，园林和诗歌也都有新的变化。东晋简文帝说“会心处不必在远，翳然林水，便自有濠、濮间想也，觉鸟兽禽鱼自来亲人”，已将皇家园林原本崇尚奢华、长生的品格提升到意境深远的文人欣赏层面，其间也蕴藏着当时方兴未艾的山水画、山水诗对园林建设和游园兴致的影响。此外，园林也促进了当时的文学创作，邺城的西园，建安名士“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成就了许多辞赋文章。而在金谷园、兰亭，魏晋名士们的生命、诗情与园林小环境所昭示的宇宙大环境的生机一起律动。东晋陶渊明的《归园田居》、北周庾信的《小园赋》，则揭示出田园、故乡及归隐之路之于乱世中的知识分子回归生命本真的意义。

　　唐代相较魏晋南北朝，门阀制度逐渐被打破，园林不再是皇族与权贵的特权，普通的文人阶层拥有和营建园林的能力逐渐提高。与此同时，文人的园林观也逐渐形成，并与文学创作密切相关。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三种类型中：一类以王维和他的辋川别业、辋川诗为代表，园主艺术、审美地栖息于园林，敏锐、细致地感受人与环境之和谐相处及园林四时变化之美感，心灵似乎也在禅定中归于平静。“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王维的辋川别业因此也成为后世追摹的典范。一类以李德裕为代表，园主极力搜罗世间的奇花异草、异兽名禽装点自己的园林，并郑重地写下《平泉山居戒子孙记》，想要长久地保有名园。然而他最终却因宦海沉浮一生极少在园中居住，耿耿于胸中的情结化成了多篇吟咏、怀念园中之物的诗篇和文章。对后世影响最大的一类，是白居易的园林观及园林诗。他所开创的“中隐”模式恰好与园林闹中取静、以小见大的文化品格与审美范式相契合。在文化姿态上，保持着可退可进的状态，在审美眼光上，是“壶中天地”映出江湖丘壑的境界。可以说，唐代园林与文学的关系，已初步奠定了仕与隐、物欲与心境、自然与禅定等系列问题的典型范式。

　　诗酒风流与文化家园

　　宋代园林的文人化程度进一步加深。宋代文官制度发达，能够在经济和政治上给文人提供保障。这使得很多宋代文人士大夫可以有宽松的环境、充裕的金钱和闲暇的时间来游赏甚至营建园林。在此基础上，宋代休闲文化盛行，文化特质趋向雅致、内敛，文人的文化品格渐趋成熟，审美日常化与对所居环境精神品质的追求加深。宋代士人赏园和造园的热情极高，只要具备一定的经济能力，大多数士大夫都会营建园墅。因此，宋代文人园林发展的速度、普及的程度、涵盖的地域，大大超过了唐代。

　　从空间角度来看，园林为宋代文人雅集吟咏提供了必要和适合的场所。洛阳城中钱幕文人集会、平山堂“坐花载月”的诗酒风流、湖州前后六客会、西园雅集等，士大夫们在此宴饮集会，构成了宋代诗歌史上鲜明、丰富的文学景观，这也是园林“诗场”效应的结果。受园林的影响，宋代诗歌及其评论接受了园林意境那种散发艺术气氛、包蕴神情韵味、负载意趣情思、暗含景外之景的影响，以有限表现无限，以实境表现虚境，产生了新的审美意义。此外，宋人从对园林的观照中寻求自己的生命本质与人格力量，赋予园林更多的文化家园和精神栖息的含义，司马光的独乐园、苏舜钦的沧浪亭、东坡的雪堂、稼轩的带湖与瓢泉等即是这方面的代表。

　　世俗审美与人园合一

　　明清时期，园林艺术走向成熟，以明代计成的《园冶》为标志，园林营建技术更加精细和实用。与此同时，园林雅集和文人结社成为文人园林活动的主流。如元明之际杨维桢的草玄阁、倪瓒的清閟阁、顾瑛的玉山草堂等都是江南着名的文人集会之地，其核心人物几乎包括了当时所有的东南名流，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这一时期文学的面貌和走向。清代，以李渔的《闲情偶寄》为代表，园林审美与世俗享乐融为一体，园林营建技法与绘画、建筑互为表里，展示了通俗美学的新气象。就文体而言，园林意境在文学中的再现从诗文领域转移到了戏曲、小说领域，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牡丹亭》与《红楼梦》。《牡丹亭》里脍炙人口的“游园”“惊梦”发生在南安府衙的一座废园中。借助园林，作者不但大胆地给了幽闭空间的丽人一场春梦，并在现实时空中将它实现。《红楼梦》中，人与园的结合达到了空前理想的境界。大观园中的一年四季，象征着人的一生，这使园与人成为一场终生难忘的梦境。

　　古典园林是瞥见古人之生活、照见古典之人性的镜鉴；古典园林与文学也在时代的推移和文体的演进中逐渐影响和改变着彼此的样态，同时又形成互映生辉、妙境双生的跨界现象。文人心态、作品生成、士林风尚、时代风气、女性存在、隐逸文化、审美空间等文学问题均可从园林角度来分析和探讨，研究文学与园林的关系，可以使我们更清晰地认识到具有民族特性的文学美和园林美及其背后更为丰富的文化基础与人文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