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人民政协报

　　编者按：
　　近日，由北京鲁迅博物馆（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策划推出的“文白之变：中国新文学诞生百年纪念展”在北大红楼新文化运动纪念馆开幕。1917年，胡适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主张用白话文代替文言文，至此已整整一百年。在百年之际，“笔走龙蛇四十年――《陈思和文集》”出版并发布。为此，记者特别专访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专家、复旦大学中文系陈思和教授，结合其学术研究谈谈中国新文学的百年发展及其意义。
　　百年新文学百年新文化
　　学术家园：陈教授您好，近日媒体都在报道您的文集出版并在珠海发布，能否介绍一下文集出版的相关情况？
　　陈思和：《陈思和文集》共七卷，由广东人民出版社最近推出。前六卷是文艺评论集和学术论文集，第七卷是散文和回忆录卷。前六卷的内容集中在中国现当代文学领域，一到三卷是当代文艺评论，第四卷是现代文学文本细读，第五卷是巴金研究论文，第六卷是文学史整体观。限于篇幅与体例，我以前发表的学术传记、读书随笔、序跋杂文、文献资料等方面的文章都没有收录；在内容方面，世界华人文学、比较文学与外国文学、教育出版等方面的文章也没有收录。因此，比较确切地说，这套文集是我的文艺评论和现当代文学研究论文的结集。
　　学术家园：上世纪80年代，您主张打通现当代文学，完整地把握20世纪中国文学，并提出了“中国新文学整体观”，在探讨新文学百年的当下，这种“整体观”是否还适合？又该如何来理解这种“整体观”？
　　陈思和：“整体观”的提出，是在1985年，那时理论界流行方法论。“整体观”也是一种方法，把文学发展看作是整体性的发展，现代文学、当代文学本来就是一个文学史整体，被人为分割成两个学科，给研究者带来许多不方便，甚至造成片面性的局限。我把百年文学看作一个整体，很多问题就清楚了。同时，现代文学史是没有下限的，它将会随着时间发展，进入新的世纪，甚至走得更远。百年现代文学仅仅是现代文学史的一个开幕式。又正因为它具有整体性、未来性、发展性等特点，所以现代文学史是不确定的，随着生活的发展变化，会不断出现新的作家、新的形式、新的文学，我们通过研究未来出现的新文学现象，对整个文学史的认知也会发生变化。所以，现代文学史是一部没有定论、也不可能定论的文学史。这也是我们在1988年提出“重写文学史”的理由，文学史是需要不断重写、不断创新、不断加入新的内容的。这就是文学整体观的基本内涵。
　　学术家园：上世纪90年代以来，您在文学史研究中先后提出“民间理论”“无名与共名”“先锋与常态”“潜在写作”等学术概念，产生了很大影响。有人认为：正因为有了像您这样一批学者孜孜不倦的努力，我们学科才有了建构本土话语体系的可能，才有了文化自信的基础。您在提出这一系列自成体系的话语建构时，正是学术界大量引进西方学术话语的时候，来自西方的新名词、新概念一度在中国学术界狂轰滥炸，您这样做有没有纠偏的意思？
　　陈思和：这是两回事。我要强调的是，虽然我在文学史研究领域提出过一些有针对性的新概念新术语，也被有些青年学者所接受，但我从来没有自觉意识这是在营造本土话语。像我们这一代从上世纪80年代成长起来的学者，对于西方新的学术理论、学术观念包括一些新的概念术语都是怀着天然的敬意。我们是从一个相对闭塞、自以为是的文化环境里走出来的，当年在大学里如饥似渴地阅读国外理论著作，吸取西方先进理念、树立新的人类理想的学习过程，现在想起来都是历历在目，令人激动。
　　我很少直接引用西方的理论术语来解释中国现当代文学，那是因为我的研究都是有意识地从实践出发，在文学实践中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并试图解决问题。我提出的这些理论话语，包括一些文学史研究的方法，都是为了解决学术上的实际问题而建构的。这里当然也融汇了西方理论资源，只是我已经把它们消化了，成为自己的研究视角和方法。譬如对民间理论的提出，我讨论的是中国文学史上的问题，但是民间理论是巴赫金提出来的，我觉得用来解读贾平凹、莫言、余华的小说特别合适。我讨论民间文本隐型结构是借鉴了西方原型批评的理论，并且举一反三而形成的。其他如法国萨特、卡缪的存在主义理论、荒诞理论、弗洛伊德、荣格的精神分析与集体无意识等理论，都是我一向心仪的，也都贯穿在我的文本分析中。我后来提出文学的恶魔性因素、世界性因素、先锋与常态，都是来自西方理论和文学传统。我有很长时间学习比较文学，学习西方文学理论，只是我不喜欢炫耀，更不会一知半解就拿来套用中国文学。我经常告诉学生，不要把中国文学仅仅当作证明外国理论普遍价值的一个注脚，但不等于我们一定要拒绝西方的理论话语，而拜倒在老子孔子话语的脚下。
　　赓续文化脉络展示文化自信
　　学术家园：百年新文学是中国文化传承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如何体现着文化自信，延续着中华文化的根脉？
　　陈思和：你这个问题提得很好。五四新文化运动已经百年，古人说，百年积德。也就是说，一百年了，可以积累一点经验，百年不过三代人，三代人就可以有传承有发展，传统就隐隐约约地形成了。中国新文化应该是一个学科。我记得在很多年以前，有个朋友与我闲聊时说过这样一个想法，我至今还很赞成：中国应该有一门学科，叫做现代学。现代学的一个主要标志就是，它的内容是现代的，语言也是现代的，进而研究问题的思维方法也应该是现代的思维形态。新文学白话文就是一个标志。这是与古典学相对应的学科，讨论研究的是现代文化的种种方面，包括现代政治、现代经济、现代教育、现代文艺、现代语言等各个领域的问题，这也是指向未来发展的学科。现代学与古典学应该是相辅相成的，但更应该起到主导的作用。我们研究学问都应该立足于现代，立足于实践；古代传统在今天现代社会建设中能够产生积极意义的，才是我们需要继承发扬的优秀传统，如果没有积极意义，那就是死的传统。这是理解传统的关键。在这个意义上说，新文化传统不仅可以被容纳到旧文化传统中去延续香火，开拓未来，而且古代文化传统（旧传统）是通过新文化传统的检验、批判、重新解释以后，才得以复活传承，才会有新的生命力。这个关系不能被倒置，套用孔子的话说：未知生，焉知死？如果我们不知道现代文化发展的状况，没有现代的社会实践，又如何会知道旧文化传统中哪些是有生命力、哪些是早就枯朽了的？
　　再说文化自信的问题。我认为，文化自信主要是体现为我们要对国家民族文化有充分的信心。至于我们与世界文化之间的关系，照我的理解，一是拿来主义，二是多元主义。拿来主义是鲁迅提倡的，他大致说过这样的意思：汉唐时代的汉民族文化吸收了大量西域元素，就是因为那个时代中国比较强大，文化比较多元。而到了元代清代，汉民族文化自身衰弱了，才会有意识地拒绝外来强势文化，企图用自我封闭来挽救濒临灭亡的所谓本土文化。真正的文化自信就要求我们理直气壮地去面对全世界各民族的文化，吸取应该吸取的与时俱进的先进文化营养，抛弃已经过时的封建落后的文化。这样我们才能够平等地与别的国家民族进行对话。其次是多元主义，就是要相信，世界文化是多元的，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而且人口那么多，中国文化存在于地球上，就是世界文化的一部分。所以我不太主张用“走向世界”这样的口号，好像中国不属于世界似的，还需要特别去“走”进去，求得人家的承认。但是各个国家民族不同文化之间需要平等的交流，不是需要求同存异，世界文化本来就应该大放异彩，而不是以前殖民主义时代所强调的先进文化消灭落后野蛮文化，殖民主义的文化侵略本身就是极其野蛮的。
　　学术家园：您刚才说到文集前三卷是文学评论，最早一篇是发表在1978年8月22日对《伤痕》的评论，最近的一篇是2017年4月20日对《芳华》的评论，时间跨度长达近四十年。您一直坚持在文学评论领域有所开拓，最深的体会是什么？
　　陈思和：我学习写文学评论的时间较早，开始是在1970年代中期，我在上海卢湾区图书馆写书评的时候。那时候我也是在当时主流话语阴影下写作的，这次编文集我没有收录这些文章。我选了进大学以后为支持《伤痕》而发表的评论文章作为我的学术生涯的起点。伤痕文学是思想解放运动的产物，也是“文革”后现实主义文学重新崛起的起点。今年是恢复高考四十周年，明年是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我愿意把我的写作道路与这两个历史事件联系在一起。
　　文学批评，某种意义上说，是主观性很强的写作活动。批评是有选择的。从1980年代开始，我就一直关注几个作家，几乎贯穿了近四十年的评论。我不是一个来者不拒、什么作品都能够解读的评论家，只有与我的兴趣或者某种隐秘的生命要素吻合的作品，才会激起我阐释的兴奋。我是借助批评诉说我自己内心的某种激情。我曾经把批评与创作比作一条道路两边的树，相看两不厌，一起慢慢生长，不离不弃。我的评论与作家创作的关系，基本上符合这样一种关系。
　　学术家园：您能否对自己四十年的学术道路做一个简单的概括？
　　陈思和：我的学术道路大致分为三个方向：第一，从巴金、胡风等传记研究进入以鲁迅为核心的新文学传统研究，着眼于现代知识分子人文精神和实践道路的探索；第二，从新文学整体观进入重写文学史、民间理论、战争文化心理、潜在写作等一系列文学史理论创新的探索，梳理我们的学术传统和学科建设；第三，从当下文学的批评实践出发，尝试去参与和推动创作。总的来说，我很惭愧，我们这代人学习起步太晚，在还没有充分知识准备的时候，就被时代过早地推到了社会上工作，虽然多了一点阅世经验，但是能够学到的知识太少，恢复高考后有幸在大学里补课学习，但毕竟离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学者所需要的学识准备，有很大的距离。四十年来，我一直是抱着学习的出发点来研究各种学问，这七卷文集也仅仅是我学习过程中写下的一点心得体会，也可以看作是我四十年来的一份作业，今天交卷了。（郭海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