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是每位作家深藏心底的文学地理所在，在小说中，它们或深或浅、或隐或现，甚至改头换貌，以精神风骨再造一个文学中的新故乡。作家刘醒龙在许多年前的小说中，调取了关于家乡的一部分真实记忆，之后，家乡的形象在他后续小说中便深深隐藏起来，从年轻时的血气方刚心不在意到如今略感陌生入内勘探的害羞之情，刘醒龙终于在新作《黄冈秘卷》中正视家乡的当下与过去。正如书名所传递出的，借由现实观察和历史反思，他试图揭开黄冈这片地域长久以来的精神秘密。

　　黄冈，如今以教育成就蜚声全国，而在历史上，它不仅是众多文化名人的故乡，也催生了许多军事人才。黄冈地域重视宗族伦理，农商并举，投资教育，这些都是形成地方文化的基因，但同时，几乎在长达七个世纪的时间里，它一次次被裹挟进全国性的动荡漩涡，这同样铸成了它的文化特质。历史学家给出的是既成事实的数字，而小说家则需要给予一种文化以心理上的阐释和疏导。或许，这也是刘醒龙希望在《黄冈秘卷》中所保持的反思视角，从现实进入黄冈历史，从自我走向父辈和祖辈，也往世道人心里投石问路，探问一方精神风骨的来路和去向。

　　在文学中，真诚的继承，比勇敢的抛弃更为紧要

　　记者：《黄冈秘卷》中，祖父和父亲对“我”名字上的分歧意味着两种文化意志的诉求，一个叫珀惇，一个叫破墩，而小说中坦承我 “脊骨一样的文学精神来自祖父”，对你而言其实文学精神几乎可以看作是承继父辈精神遗产的一个浓缩。

　　刘醒龙：也许我们有必要像青春时期那样，对一切的精神遗产保持怀疑态度。同样，我们也必然会无法抗拒地继续接纳维系父辈的生命过程，那些由物质变成的精神，以及由精神变成的物质。父亲是如此，父亲的父亲也是如此，透过小说回到生活中的我们，无论相信还是不相信，也终将是如此。文学精神并非仅仅孤悬在文学之中，而是社会生活中的人心状态，以文学形式存在，通过文学的形式得以发现和广而告知。在祖父往上的人生中就蕴含着“贤良方正”，有没有写进文学作品里，都会存在于过去，存在于现在，存在于明天。在文学中，真诚的继承，比勇敢的抛弃更为紧要。所以，我一向坚持，不可以在“毫无顾忌的批判”和“文学精神”之间画上等号。

　　记者：文学精神也根植在黄冈历史，古语云，“惟楚有才，鄂东为最”，黄冈从古至今在文教方面颇有建树，从程朱理学代表人物程颐、程颢到近代的作家闻一多、废名，更早还曾有杜牧、苏轼、李贽等人在此客居，但强势的教育传统似乎也是双刃剑，小说一开篇写到了高中女生北童想要火烧题库《黄冈秘卷》，从现实到小说，你对教育问题一直有所关注。

　　刘醒龙：小说有提到所谓的“高考秘籍”，并不代表我要对教育传统发表哪些高见。那些流行于朋友圈中的文字，也不能作为一部真正小说的来由。脱离小说本身，在这里倒是可以说几句，就教育来看，现阶段维系住教育传统，包括文学教育，才是百年大计。

　　记者：黄冈和附近地域还有一个特征是，自古也出了许多武进士、武举人，到近代更有许多军事家诞生于此，它和传统文化里“尚文贬武”的观念形成了新的补充，包括个人英雄浪漫主义在内的观念意识可能也在后来推动当地形成了现代革命力量，如何看待这种复杂的文武并举的文化现象？

　　刘醒龙：黄冈一带的人文，历史上就有“五水蛮”之说。两晋时期，巴蜀之地的“南蛮”总在造反，朝廷为了一劳永逸，而将其中最强悍的八千人，强行迁徙到鄂东黄冈的举水、倒水、巴水、浠水和蕲水等五条河之间。经过了几代人，其间虽有几场大的暴乱，山水气息的大不同，让这类人安居下来。我始终觉得，苏轼诗歌的豪放在黄州达到顶峰，其受贬谪离开灯红酒绿的京城只是起因，关键是所接触到“五水蛮”的强悍文化性格起了作用。前一阵，我到鄂西长阳，当地土家族人，也就是从前的巴人，将老虎称为老巴子，鄂东黄冈一地也是将老虎称为老巴子，这种文化上的细节，也佐证了两地人文的内在联系。黄冈人亦文亦武是古已有之，这种血脉之中流淌的传统，如同鄂东五条大河一样强大，遇上干旱河流会干枯，只要一场雨浇下来，又会齐头并进汇入长江。

　　记者：文史研究者把武力看作是头难以摆脱的“历史怪兽”，而文学书写承担了重塑历史形象和大众心理疏导等作用，比如黄冈历史上，思想家李贽客居在此大幅评点和编辑出了《水浒传》的新版本，或是小说家冯梦龙把他的观察写入了反映市井大众价值观的白话小说中。在这部小说中你也提供了深入思考，比如国家变革前后家族内人物的不同命运，这类反思不仅是自己的，也是面向大众的，历史在小说中将诞生新的观念。

　　刘醒龙：十几年前写《圣天门口》时，就有过“小地方的大历史，小人物的大命运”的主张。这话后来被不少人加以引用或应用。《黄冈秘卷》的写作，还要再加上一句：“小故事的大道理。”凡是讲道理的事，就不能驴唇不对马嘴，只管说来过瘾，不问日后会不会成为笑话。那些表现大道理的小故事，是由岁月铭刻在人身上最柔软，同时又是最坚硬的地方。经常有人会冷不防冒出一句，说自己心里搁着一块石头。这种搁在心里的石头，就是用来铭记的柔软而又坚硬的地方。所以，这部小说能使人认识到，之前他所阅读的历史并非是一块坚不可摧的石头，相反，与历史远隔千里，相隔百年的人心才是真正的铁石。经典小说是往人心里搁一块铁石。就像破土而出的一片有字符的甲骨，一尊刻有铭文的青铜器，寥寥数语，就会颠覆貌似早有定论的史学。

　　记者：说到相隔百年的人心，《黄冈秘卷》中像老十哥、王朤伯伯这样的人物命运，都指向了历史“劣胜优汰”的机制，但他们一生依然能够秉持“贤良方正”，在你越写越清晰的“父辈形象”身上可以看到地方文化最柔软又坚硬之处。

　　刘醒龙：近期北京的一个会议，要我准备两个发言，其中一个是关于 “英雄”的。我就想到时候说说老十哥和王朤伯伯。生活需要舍身扑灭山火的人，需要用血肉之躯堵塞溃口的人，这样的人成了英雄是不容易怀疑的。那些有办法不让山火发生，不使河堤溃口的人，才是日常生活里，普通人生中的一种正脉。就像做母亲的，千辛万苦度尽劫难分娩出婴儿和平平安安不动不静地生育成功，二者都要称为伟大。平淡无奇，细水长流般潜藏着的贤良方正品行、贤良方正信仰，可以保证一方水土的正确方向。

　　那些个人主观的文字游戏，并不能产生触动灵魂的精神力量

　　记者：我们传统文化历来重视“史笔”评价，族谱也体现了这一点，小说中许多人物的动机都系于《刘氏家志》，家志如大河之源，为后代心灵提供了一个处方，这让我想起你曾说过，“人人心里都存有一个‘圣’的角落”，家族志乃至小说都是在召唤个体的使命感。

　　刘醒龙：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最简洁省心的永生就是“家族谱志”。我很了解自己头一回在那古老的册页上默诵毫不知情的先祖名字时的神秘感和神圣感。也是这类古老册页，让我理解到爷爷当年为何一而再、再而三在我们面前说，家乡黄冈历史上从不出奸臣。家族谱志能让人心生神奇效应，在于一切人的一切污点丑行，都将在此摈弃。这么做并非是不要真相，而是更在意未来。

　　记者：除了伦理道德引导效应之外，我们也看到地方志、家族志往往和主流历史记录形成补充乃至修正的关系，小说中《组织史》和《刘氏家志》这两条线的交织也体现了这点，作为小说家你在阅读地方史料方面有些什么重要收获？

　　刘醒龙：我喜欢翻阅地方志，也经常搜集地方史料。中国太大，各个地方的文化又太不相同，哪怕不是为了写小说，读一读这类文字，偶尔从中发现某种藏在历史背后的秘密，也可以在丰富文化储备的同时丰富自己的人生。比如，在地方史料中发现欧阳修的《醉翁亭记》和更早一些的王禹偁的《黄州竹楼记》之间，存在着千年以来不曾有人提及的微妙关联。我不认为真的是千百年来唯有自己才看出端倪，问题是别人看出来了，为何沉默不语，为何不指出来？虽然不关我任何事，认清这一点后，也就刻骨铭心了。读史而明志。而读地方志，则可以使人明目，看人看事，多一些清醒。

　　记者：这部小说有强烈的书写者家族史的自传氛围，从早期小说《弥天》到新作，你很谨慎地调动了自己部分真实生存经验和观察，十多年来，面对书写这类素材你的文学观念有什么变化？

　　刘醒龙：小说家写的每一部作品，都是在前一部作品基础之上的发展进程。写《弥天》时发现记忆是一条能抽打灵魂的深刻的鞭子。《圣天门口》写出了眼界，“用人的眼光去看，全世界都是人；用畜生的眼光去看，全世界都是畜生”。到《天行者》时，则感慨“界岭小学那帮人有毒”，同时很渴望能有人会 “中界岭小学的毒”。在《蟠虺》的写作过程中，我找到了“识时务者为俊杰，不识时务者为圣贤”。因为这句话，一方面几乎用尽了全部学养，另一方面又有了前所未有生活积累。写《黄冈秘卷》，是在经历这么多的沟沟坎坎后，才对熟视无睹的日常秘密恍然大悟。作家差不多都是这样，年轻时血气方刚，看什么都不顺眼，都想按自己的想法重新评判一下，就连骨肉相连的故乡也不例外，总想用笔下的文字来批评个人眼里的种种不是。直到熟悉的长辈一个个离我们而去，一间间老屋在风雨中倒塌，一群群不认识的孩子在一座座拔地而起的新楼里撒欢，才意识到血气方刚并不是十全十美的东西，也没有得到道德的全方位授权。有时候，文学中的血气方刚不是才华的体现，而是初出茅庐，为名利所累，自以为是的轻率和傲慢。那样的“深刻”更像是个人主观的文字游戏，是一种过分任性，与能触动灵魂的精神力量完全是两码事。

　　记者：这些作品对现实和历史的处理方式也令人印象深刻，特别是 《黄冈秘卷》，既没有二元对立激烈对抗也没有陷入局外人的历史虚无视角，让两者彼此产生复杂的作用和反作用，并观察不同时代群体的人文精神如何消长、如何扞卫，这或许可以体现你对现实主义写作的基本观念。

　　刘醒龙：现实主义必须面向现实，还必须面对真的现实。同时，现实主义主张也应当是现实当中有可能行得通的，可以对现实的进步起到美的和善的作用。任何时候，都要扞卫文学就是人学的原则。文学是用人性、人心、人民的方法来处理艺术美学，而不是用艺术美学来处理人性、人心、人民。这是现实主义文学的伟大所在，同时也是现实主义文学的悲剧所在。

　　记者：对于故乡不同作家赋予了不同情感，小说后记中你使用了“害羞”一词，《黄冈秘卷》展现了一部分故乡历史文化，在后续写作中故乡形象还会如此清晰直面吗？

　　刘醒龙：产生害羞的感觉，首先是由于陌生。害羞是害怕的缩减版，是迷你型的胆怯，是不知所措与老谋深算之间的分水岭。我还不清楚，在故乡面前不再害羞后，会不会重新像年轻时那时，又开始对故乡指手画脚。我得小心地提早防范。最好的防范措施当然是暂时将故乡收藏到心底。所以，下一部作品应当不是正面写故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