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二十多岁以后，开始决定写作，至于会写成什么样，也完全没有想过。一步一步，一年一年走到现在，有时候想起来已经三十多年过去了，会非常恍惚和吃惊。

　　《初夏手记》，河南文艺出版社2018年10月即将出版，38.00元

　　《下弦月》，花城文艺出版社2016年11月出版，38.00元

　　《吕新文集》（10册），北岳文艺出版社2018年1月出版，390.00元

　　1993年第1期的《花城》，推出的主打作品依次是吕新的《抚摸》、格非的《锦瑟》、苏童的《烧伤》、范若丁的《皂角树》。

　　1997年，《抚摸》作为“先锋长篇小说丛书”由花城出版社出版。吕新以“写作是对于生命的一种安详的抚摸”，表达自己平缓的心情与平静的写作习惯。这习惯自他写作时起没有改变过。尽管多数评论惊羡他有高超的叙事技巧、充满灵性的语言和超拔的想象力，也有人质疑他的小说只是一堆“语言的泡沫”。

　　吕新不为所动。用他的话，就是“我做事一直都比较单一，做什么就是做什么，很少会想到这件事以外的任何别的事。”只是写着写着，就发现离过去已经很远了。

　　25年后再读吕新，会感觉他并没有太多变化，又觉得其内涵和底蕴比初始的吕新更为开阔丰厚。归来依旧是少年。吕新的语言看似轻描淡写，实则结构紧密又充满张力，场景、人物、细节描写以及心理活动很出色，叙事平实又充满了隐喻，引而不发，让人回味。然而对于多数习惯在故事中寻找乐趣的读者来说，可能依然存在着阅读的挑战。

　　吕新的小说不是没有故事，他的高明之处在于，把大量的留白给读者想象，他的故事则藏在风中的烟叶里，藏在纹理清晰的树轮里，藏在月夜满地的清辉里,藏在细雨迷蒙的傍晚里。

　　中华读书报：1986年您发表第一篇小说《那是个幽幽的湖》是在什么情况下创作出来的？这篇被评论为读不懂，又“无人能写，无人不觉得好”的作品，您自己怎样评价？

　　吕新：那时候住在单位宿舍，晚上经常一个人，有时候停电，周围一片黑暗。这个小说好像是点着蜡烛写出来的。写的过程中，看见墙上老有影子在晃来晃去，还有山的形状和河流的形状。写完以后就给了《山西文学》，大部分作者可能都会这样做。责任编辑祝大同先生从自然来稿中发现了它。

　　这样的评价，其实还是一个对于年轻作者的鼓励和爱护，如果劈头盖脸地给你一顿痛击，各种冷嘲热讽，那可能对一个人的打击也会很大。至于小说，我想一定存在很稚嫩的地方，一个二十多岁的人能有多深刻，不过可能也写出了一种比较真实的感觉。任何作品都会与写作者其时的心境和内外环境有关，寒冷的人，句子也会哆嗦，长期住在温室里的人，说话就懒洋洋的。

　　中华读书报：您那时阅读情况如何？是很快就接受了西方文学思潮吗？

　　吕新：在此之前，外国传统的所谓现实主义的作品我其实已看过不少，包括中国的。现代的还没有开始了解，最激进的可能到海明威为止，第一次看《乞力马扎罗的雪》也觉得很好，看了两三遍。我记得很清楚，三个小时，一口气看完《太阳照常升起》，那是我阅读史上速度最快的一本书，而且还是逐字逐句看完的。那时候还没有看过《百年孤独》《喧哗与骚动》。后来买到了博尔赫斯那本黄色封面的小说集，又一轮阅读就开始了。

　　人的阅读情况很复杂，有的一看就非常喜欢，有的则正好相反，还有的年轻时不喜欢，年龄大了开始喜欢，更有原来喜欢，后来不喜欢的。这种事很像是人与人之间的那种复杂关系。

　　中华读书报：在众多的外国文学作品中，您觉得哪类作品更容易引起共鸣？

　　吕新：还是被称为现代的那些，博尔赫斯的那本小黄书，一看就喜欢上了，我看书唯一做过标记的就是他那本，用红蓝铅笔在里面画了红线。同时买的劳伦斯的，毛姆的，还有几个人的，好像就没那么喜欢，有时候看着能睡着。第一次看《百年孤独》《喧哗与骚动》也非常激动。当然还有鲁尔福。所谓拉美文学，我也就喜欢这三个人。

　　最近这一二十年，我真的没有发现过再让我很喜欢的作家。那年看到马尔克斯去世的消息，感觉眼前迅速拉起一道黑幕，从此不再期待什么。其实，即使他还在，八九十岁的人了，也不能再期待他什么，他能在获奖之后写出《霍乱时期的爱情》，就已经是超越所有人的奇迹了。

　　中华读书报：为什么这么说？您觉得获奖对于作家有什么特别的挑战吗？还是说获奖作品已是他创作的顶峰？

　　吕新：普通的奖励当然不至于对人有什么太大的辐射，但是像诺奖这样的，大家公认是全世界或者整个人类最高的文学奖，人到达这样一个顶峰以后，出于本能，本身就会不由自主地松一口气，或者完全松懈，涣散，从此再也不能像原来一样集中精力做什么，一百年来的事实已经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同时也证明获奖作品确是他创作的顶峰。另外，按照自然规律，任何一个事物，到了抛物线的顶端，剩下的也就是开始下滑了。另外还有一个客观的年龄问题，获这个奖的基本都在五十岁以上，更多的甚至七八十岁，八九十岁，这年龄，即使不获什么，也已经到了写作的顶端了，对于生命来说更是已经接近了尾声。

　　除了马尔克斯，一百多年来，你看看还有哪一个人创造了这样的奇迹。

　　中华读书报：您的小说向来都以隐喻见长，大风，炊烟，阴沉的天空，冬夜，月亮和糖等意象既充满隐喻，又具有结构功能。《下弦月》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隐喻。这部小说的结构自然是有新意的，但是，对于读者来说，也面临阅读的挑战。这一点您考虑过么？

　　吕新：有时候这种事也实在是没办法，随着年龄的增长，心态的改变，实际上我觉得我已经改了不少了，改了很多了，包括性格和习惯。现在有时埋头一阵猛写，写完以后发现有的句子存在问题，段落也有问题，比如意象过于繁复或者晦涩，别人可能会不明白，那时候就会给句子或者段落动手术，进行一些改造，从用词到说话方式，能切除的就切除，尽可能让人明白，这在二十多年前是很难做到的。做这些心里其实非常矛盾，因为真是太厌恶陈词滥调了。如果用陈词滥调组合一篇小说，唉，那真是宁可不写。

　　中华读书报：在这样自由自在无所顾忌的表达中，您有怎样独特的收获和感悟？

　　吕新：还真没有你说的那种感觉和表达，要有就好了。心里常常紧缩。

　　写作这种事，其实有时候挺可怜的，比如忽然想到一个很好的人物的名字，或者作品的名字，也都会令人非常的高兴，满足。换作是别的领域的人，这又能算是个什么事呢。

　　很多的事情其实都是一样的。一个人去集上卖完鸡以后，回来的路上偶然捡到一个兔子甚至一只小羊，那也一定是非常高兴的事，就像你为你的人物忽然想到一个很好的名字一样。

　　中华读书报：评论把您归入“先锋作家”，您认同吗？您对“先锋”是怎样的理解？

　　吕新：实话实说，这么多年，我从来没有想过这种问题。

　　按照我的习性，本来不想说这种事，你问起来了，就随便瞎说一下。这么一种现象或者说精神，如果用一些词来描述，我想可能应该是这样的一些词：向往自由，不驯服，想反抗，想另辟蹊径，另起炉灶，不喜陈词滥调，墨守成规和因循守旧，语言或形式上的革新，甚至革命，首先对于语言的要求大于其他一切，在这种前提下对于真正有价值有重量的东西也仍然青睐有加，古代和现代的那种比大部队提前先出发的小分队或者先头部队，尖刀班甚至敢死队，或者压根就不属于什么大部队和集体，喜欢单打独斗，自由行动，也可能三五个人志趣相投，像“竹林七贤”“扬州八怪”，法国的格里耶他们，应该还存在着一种较深的自恋，世人皆浊我独清，或者扎起围栏，隐身迷雾与神秘，像品钦那样……等等的东西。

　　中华读书报：2014年，《白杨木的春天》获第六届鲁迅文学奖。这时，距您发表处女作已过去了近三十年。能否谈谈这篇小说的来历？

　　吕新：已经过了好些年了，现在几乎想不起这个小说当初是怎么来的，首先可能应该与一些实物有关：一座偏远的小城，青白色的不太明亮的街灯，街两边的连环画一样的人家，店铺，隔墙飘出的大提琴哭泣一般的声音，寂寥无比的直属粮库，城外的草木，当然少不了杨树，通往远处的公路，一种老式的在小孩子眼里像是长着脚的长途汽车，这些多为实物和记忆。另外就是精神方面的，一些在心里盘旋已久的东西。两方面一经融合，小说就有了。

　　中华读书报：您的理想就是当作家吗？这么多年来，您有坚持文学理念或理想吗？

　　吕新：没有，小时候最羡慕的人是那种戴着很脏的白手套开着大车的司机，不知道他们过着怎样的生活，令人生发无穷的想象。甚至觉得开拖拉机也很好，天寒地冻地起来，流着鼻涕，用摇把把拖拉机摇醒，突突突地发动起来，然后冒着黑烟远去，天黑后再披星戴月地回来。读过《三侠五义》以后，最大的愿望是能够飞檐走壁，拥有一身绝世武功，目光和手指所及所指之处山崩地裂。说来可笑，这梦想可能至今还有一些影子或轮廓存在，并没有完全泯灭。大概二十多岁以后，开始决定写作，至于会写成什么样，也完全没有想过。一步一步，一年一年走到现在，有时候想起来已经三十多年过去了，会非常恍惚和吃惊。会按照自己所想的去写，理念或理想自然也融化在其中。

　　中华读书报：《初夏手记》居然是您的首部散文集？此前是写得不够还是受关注度不够？

　　吕新：我也好像从来都没想过这事，以为没有散文，这次经督促，一整理发现竟然也足够一本书。其实里面的很多东西当初都是很被动地写出来的，而且有不少可能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散文，谈写作的比较多。这么些年，随写随忘，有些一看，恍若隔世。

　　中华读书报：可否谈谈《初夏手记》的出版，在您的创作历程中有何独特的意义或价值？

　　吕新：这本书属于河南文艺出版社的“小说家的散文”系列，已经出了不少。对于我本人来说，也算是一次比较特别的经历，有一种“异类”之感，因为我所有的书都是小说，只有这一本不是小说。书很漂亮，我也很喜欢，感觉就像一家人全是清一色的兄弟，突然又有了一个可爱的女儿。以前家里也没有一件花衣裳，现在开始有了。（鲁大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