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政治传播已成为时代大变局的重要变量。在国际政治不确定性日趋增加、国内政治形势日益复杂的时代大变局中，政治传播时时刻刻都可能成为一把锋利的双刃剑，既可以为时代的进步作出独特的贡献，也可能背离自己的价值本性，阻碍人类文明和人类社会的进步。因此，时刻警示和唤醒政治传播“不忘初心”的价值旨归，应成为政治传播研究者高度的理论自觉和社会责任。“政治”从诞生之日起就是一个不断地维护公共秩序、扞卫公共利益、实现人类“公共性”的过程，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观的基本要义，也是“政治”任何时候都不能背离和脱离的价值本性和使命担当；而“传播”应以传递、运载、呈现客观信息为旨归，以追索事物真相、揭示客观真理为本性。合理的政治传播机制与形态中，政治当有正义的追求，传播当有公正的使命，资本当有正当的边界。政治当有为传播和资本确定正义方向的责任，传播当有监督政治和资本的责任，资本当有服务正义的政治和公正的传播的责任。几个重要的变量之间，在各自正当合理的基础之上和边界之中，既相互制约，又交叉合力，始终保持适度和良性的张力，以使政治传播在强化理性深思、传播真实信息和维护人类正义的轨道上运行。

　　关键词：政治传播；价值旨归；时代大变局；公共性；

　　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实践的中国特色政治传播研究，经过多年来学界和业界的辛勤耕耘和潜心钻研，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可以说，中国特色的政治传播理论体系正在形成，并逐步在现实的政治传播实践中发挥着指导和引领作用。但是，实践是常青的，理论是灰色的，进入新时期以来，国际局势风雷激荡，国内局势日趋复杂，此种情形之下，与国际国内政治情势紧密裹挟在一起的政治传播，随着国际政治不确定性和国内政治复杂性的增加，也多少有些迷离。甚至在“后真相政治”思潮风靡和泛滥中有些躁动不安。我认为，学术理论研究者，越是在迷乱的情形之下，越是要保持清醒和淡定。据此，重申和进一步明晰政治传播的价值旨归，对于当下政治传播的学术理论研究，当有较大的现实意义。

　　一、政治传播以“重要变量”融入时代大变局

　　该怎样描述和认知当下我们所置身于其中的“时代大变局”?我觉得至少应从世界历史演进和中国社会进步两个视野，把人类历史的纵向前进和时代变迁的横向延展两个维度结合起来，才有可能对“时代大变局”的坐标有一个比清晰和相对准确的把握。

　　从世界历史演进即人类历史的纵向前进这个维度看，我们仍然处于马克思一生所倾力研究的人类社会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进步的“历史大时代”.尽管很长时期以来社会主义运动似乎有些“式微”,但是，人类历史必然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迈进这一理论论断的科学性并没有被驳倒，也并没有冒出来任何新的理论能够取代这一伟大理论论断。因为“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人们的头脑中，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1]区分历史时代的根本依据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即社会的生产方式。正是生产方式的不断发展，使人类社会经过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从资本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迈进。从世界社会主义500年的大视野来看，尽管我们所处的“历史大时代”同马克思当年所描述的时代相比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但正像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我们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这个历史时代，就是社会主义从理论到实践走上世界历史舞台的“历史大时代”.

　　众所周知，从历史进步的动力系统看，浩浩荡荡的共产主义运动，依赖着轰轰烈烈的以社会主义事业和共产主义理想为核心的政治传播。可以说，这个“历史大时代”的产生与行进过程，也是一个依赖社会主义政治传播而形成的过程，政治传播以“主变量”的身份融入“历史大时代”之中。可以放飞一下我们的想象，当年“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为了对这个幽灵进行神圣的围剿，旧欧洲的一切势力，教皇和沙皇、梅特涅和基佐、法国的激进派和德国的警察，都联合起来了”[2].共产主义这个幽灵，从在部分人思想中游荡到成为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最高政治信仰，该是何等壮观何等辉煌的政治传播历史。

　　当“历史大时代”在中国这块肥沃的土地上进入到21世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便势不可挡地登上世界舞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引领和示范效应，使世界历史进入前所未有的“时代大变局”,我们完全可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是人类历史的纵向前进和时代变迁的横向延展两个维度的完美结合。正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新时代开辟了科学社会主义发展的新阶段，具有重大而深远的现实和历史意义。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发展取得的重大成就的基础上，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党和国家各方面工作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雄厚的物质精神基础。

　　我们曾经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是政治传播“恰逢春风劲吹时”.政治的文明，媒介的进步，传播技术的发展，信息生产的丰饶，新形态的政治传播日新月异，尽展风采，可谓政治传播的激情“化作浓墨写青山”.尤其是，相对区别于西方政治传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传播，摆脱了西方那种为特定竞选政治服务的窠臼，跳出了西方那种具有特定政治目的的“媒介中心”的专业化操弄，为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和致力于为人类贡献智慧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了独特的贡献。现在，谁也难以否认，政治传播已然成为时代大变局的重要变量。

　　政治传播成为时代大变局的重要变量深刻地意味着，在国际政治不确定性日趋增加、国内政治形势日益复杂的情势中，政治传播时时刻刻都可能成为一把锋利的双刃剑，它既可以为时代的进步作出独特的贡献，也可能背离自己的价值本性，阻碍人类文明和人类社会的进步。因此，时刻警示和唤醒政治传播“不忘初心”的价值旨归，应成为政治传播研究者高度的理论自觉和社会责任。

　　二、政治传播价值旨归一：建构和维护政治公共性

　　政治传播不是“政治”与“传播”的机械叠加和拼凑，而是“政治”与“传播”的有机“同一”.政治与传播的同一，决定了政治传播的“元初”的价值旨归就应基建于政治和传播的价值品性之上。然而，现实的政治传播，总是在融合着特定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十分复杂的社会环境之中进行的，因而，要做到不忘本性不偏不倚是十分困难的。很多时候，政治传播会偏离甚至背离其本然的价值旨归。

　　从理论上讲，“政治”与“传播”并不是一种“等位序列”的范畴。政治传播中的“政治”总是处于主体和强势的地位，因此，当我们强调政治传播不能偏离其本初的价值旨归的时候，还是需要首先进一步明晰“政治”的天然本性。

　　美国着名政治学家达尔曾说：“确切地说，任何人都能懂一些政治，但政治是格外复杂的事物，很可能还是人类所遇到的最复杂的事物之一。如果不具备处理政治复杂性的技能，人们就会草率或过分地简化政治，这就是危险。公正地说，我们认为，大多数人确实都把政治简单化了。”[3]现实中确实如此。由于每个人都处在特定的政治之中，所以貌似人人都熟识政治，但是，身边的政治从哪儿来？现在怎样？应该怎样？却未必人人都能理解。在古希腊时期，赫拉克利特将政治界定为“城邦”--相对于私人家庭的“社会”;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卢梭将政治设想为“公意”;德国古典哲学家康德将政治表达为“绝对命令”,之后的黑格尔将其改造为“伦理理念的现实”,最后到马克思这里，政治重新被视为经由国家而又消灭国家之后的“没有国家”的“新社会”.我们既然是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那么应该理解并认同，政治从诞生之日起就是一个不断地超越“个人”“家庭”而走向新“社会”的维护公共秩序、扞卫公共利益、实现人类“公共性”的过程。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观的基本要义，也是政治任何时候都不能背离和脱离的价值本性和使命担当。

　　“公共性”意味着对现实的各种个人个体或团体利益的超越，正像卢梭所言，政治着意的是一种超越任何私利的“公意”.正因如此，任何政治都是从一种超越现实的对未来进行设计和规制的理想出发，政治理想和基于这种理想之上的政治目标是政治的“基石”和出发点。而又由于政治掌握着“公权力”,所以任何政治在实现其特定的政治理想和目标时总是“本能”地首先以政治宣传的形态来实现其政治传播。政治宣传的本质和主要特征，就是基于超越现实的理想性政治目标的政治信息“灌输”和政治权力意志的“推展”过程。政治宣传最能体现政治传播中的“政治统摄传播”.

　　从学理上讲，我们并不否认政治传播中一定的政治宣传的合理性和合法性。政治宣传天然性地存在于国家政治之中。国家政治所依赖和使用的主要工具或传播路径，正是政治宣传。政治宣传所具有的意识形态本质特征和强大的国家机器功能，就是因为它是国家政治存在和运行的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这一点正如欧根·哈达莫夫斯所言：“事实上，从一开始就没有纯粹的宣传可言。宣传的目的就是要取得权力，宣传只有被当成意识形态的工具才算取得胜利。若意识形态的工具被剥夺，将导致权力结构的瓦解。意识形态、宣传和权力三者不可分。”[4]但是，必须高度警惕的是，当政治被演变为为少数利益集团服务时，政治宣传就会成为政治权力的工具，就会变成马克思当年批判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所说的，完全成为统治阶级用来欺骗人民群众的手段。而当这样的政治宣传成为政治传播的主轴时，政治传播中的“政治”就已经背离了政治的元初价值旨归。

　　当下，放眼世界，人类社会的政治进入有史以来的“不确定”的新形态之中。传播的激情，借助于传播技术的革命，导致了人类社会同样进入有史以来的信息迷乱的新形态之中。固然，政治与传播深度融合的政治传播，为人类政治文明的进步和人类社会的政治治理也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是，政治上的种种类型的民粹主义力量花样翻新，打着“人民”或“平民”的名义“反智识”“反逻辑”“反建制”“反精英”“反中心”“反真相”.民粹主义支配下的政治在“人民至上”“国家至上”“民族至上”的幌子下，越来越背离人类政治前进的方向。比如，我们很容易看到和感受到的，以美国特朗普为符号的政治治理观所导致全球政治的不确定甚至混乱，就是最好的反面例证。[5]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按照马克思主义政治理想创立的政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也是一个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依靠政治理想建国的国家。中华民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复兴的辉煌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从大到强的成长历史，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不断地实现政治理想的历史。正因如此，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不断地在政治上开展党性教育，以保持政治上的先进性。尤其是，当前正在开展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主题教育，就是让全党尤其是党的领导干部不忘“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要求党的干部理论学习有收获、思想政治受洗礼、干事创业敢担当、为民服务解难题、清正廉洁作表率，锤炼忠诚干净担当的政治品格、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伟大梦想共同奋斗。毫无疑问，这正是一种期望可以取得实效达到目标的政治回归其“公共性”价值旨归的政治传播实践活动。

　　三、政治传播价值旨归二：揭示和呈现事物真相

　　虽然作为一种“政治统摄传播”的政治传播，其政治的运行逻辑制约着整个政治传播过程，政治的“公共性”价值旨归牵导着政治传播的最终目的和效果，但是，政治传播毕竟不是纯粹的政治权力操作过程，“传播”在其中愈来愈活跃、愈来愈强劲、愈来愈关键、愈来愈重要。甚至可以说，传播技术的革命性变革，作为一种“活跃性变量”,不断地在刷新着政治传播的形态。当年传播学家麦克卢汉曾就传播媒介的作用放言道：“媒介是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也是区分不同社会形态的标志，每一种新媒介的产生和应用，宣告我们进入一个新的时代。”[6]“传播媒介”的本性和传播的运行逻辑的深度融合和制约，决定着政治传播在具有政治的公共性的价值旨归的同时，具有传播真实信息、追索事物真相、揭示客观真理的价值旨归。

　　从理论上讲，“传播”本质上只是一种被人使用的中介。传播作为一种中介，其主要功能，是通过“信息的流动过程”,使社会“不断减少确定性”.而只有追索和呈现事物真相、揭示客观真理，才能使社会从不确定性转化为确定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呈现事物真相、揭示客观真理成为传播的价值品性和价值旨归。

　　然而在现实中，传播的运行会转化为一种特殊的“权力”,甚至像曼纽尔·卡斯特尔所言：传播即权力，传播作为一种权力是政治权力和其他权力运作的核心，因为权力的实践总是建立在对信息和传播的控制之上。控制了信息和传播，就能控制人们的思想和行为。[7]如果说，在政治传播的实践中，政治传播要始终坚持基于政治“公共性”的价值旨归需要反复告诫，那么，政治传播坚守基于传播的“揭示真相传递真理”的价值旨归就更应高度警醒。

　　现实政治传播的“传播”容易在几个方面“失守”.

　　第一，“屈服”于政治。

　　任何政治均需要通过传播而实现特定的政治社会化，需要通过传播培育自己的“政治人”.由于政治拥有强大的公权力，其天然性的总是要求传播为自己的特定的政治目的服务，要求传播逻辑附着乃至臣服于政治逻辑。因此，当政治乃能坚守为公众利益服务的“公共性”价值旨归时，传播就通过不断揭示真相传递真理展现和释放出对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正能量；而当政治没有坚守为公众利益服务的“公共性”价值旨归时，传播本应监督、揭示和批判政治的弊端，矫正政治的偏离和脱轨。但是，现实中传播往往畏惧政治强权，偏离甚至背叛自己的价值品性，掩盖政治真相，传播政治谎言，蛊惑政治野心，成为政治的“帮凶”.历史上，此等案例并不鲜见，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希特勒就是利用野蛮的政治权力征服甚至蹂躏了传播，而那时的传播彻底屈服于纳粹，上演了一场政治传播完全成为“欺骗”和“愚弄”民众的荒谬“政治宣传”的历史悲剧。当下，少数西方敌对势力威胁和颠覆中国与之类似的案例并不乏见，国内政治腐败分子和势力把传播作为自己私利的工具来欺骗民众瞒天过海的例子也不胜枚举。

　　第二，“献媚”于资本。

　　在人们日常的认识中，权力作用于政治领域，资本作用于经济领域，其实不然。马克思一生致力于对资本和资本主义的研究和批判，他的结论是，资本从来到世界，每个毛孔都奔涌着主宰世界的血液。资本和政治权力一样，已经完全是支配包括生产、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和现实世界的整个现代社会的“整体性力量”,而且，二者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8]还应该指出，由于“市场经济”的“相通性”,这里的“现代社会”包括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资本的本性是唯利是图，因此，我们这里所说的政治传播中传播对资本的“献媚”,首先就是在利益的诱惑下以获取利益为最终目标和目的，进而在可以带来利益的资本力量的威逼利诱之下造谣惑众掩盖真相。相信这一点在现代社会中我们有更为切身和切近的体会和感悟。

　　第三，“沦陷”于技术。

　　现代社会，传播的实现越来越依赖于传播技术的发展，技术的发展决定着传播形态的革命。因此，对于传播而言，除了政治和资本之外，面对的强大的力量就是技术。技术产生于科学，所以，法国哲学家布鲁诺·拉图尔认为，“在现代社会，绝大多数新兴权力是来自科学，不论是什么样的科学，而不是来自于经典的政治过程。”[9]但是，必须指出的是，技术并不能等同于科学，技术只有被人使用时才具有现实性，而当技术被人选择和利用时，就以最为隐蔽和柔软的方式蕴藏着最为尖锐和鲜明的价值观。这一点，现在最为时髦的传播技术中的“算法政治”就是对我们的最尖锐的警示。哈贝马斯就此把技术对人的控制上升到“新的意识形态统治”的高度。当技术中隐含的政治权力内在地左右着技术的使用的时候，越来越依赖于技术的传播则就深深地沦陷于技术的绑架和约束，其信息传递的社会角色和功能，就有可能被绑架在政治或者资本的权力链条之中，根本无法实现甚至背离自身的价值旨归。

　　“传播”本应以传递、运载、呈现客观信息为旨归，以追索事物真相，揭示客观真理为本性。因此，当受制于技术的传播附着于政治权力和金钱资本、沦落为政治权力和金钱资本玩弄的工具时，传播就偏离了本性。而当偏离了本性的政治与传播合谋，左右了人类社会的信息呈现面貌，进而改变着人类交流和交往方式的时候，就意味人类的政治传播已经脱轨。历史上，由于政治传播脱轨给人类社会带来灾难的教训，我们是不可以忘记的。

　　四、建构合理张力，矫正政治传播

　　冷峻地观察和省思新的时代，全球化的浪潮已经把政治传播紧紧地捆绑在滚滚向前的车轮上，因此，全球化与逆全球化的激烈博弈，已然把政治传播的正反张力撕裂到了极致。在不确定性和社会风险性增强的时代，政治传播中的“政治”,正在建构和维护公共性与强权维护私域性的撕裂中挣扎；政治传播中的“传播”,亦在呈现真相引领正义与献媚政治获取利益的撕裂中挣扎。我们理论研究者，有义务警示政治传播回归本位，以为人类文明的进步贡献正能量。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纪念五四运动一百年大会上讲了这几句话：“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上，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迫切需要迎难而上、挺身而出的担当精神。”我们认为，这种精神移植到我们眼下的政治传播上也是很适合的。试想，应对挑战、抵御风险、克服阻力、解决矛盾，政治传播都不敢挺身而出，那能靠谁呢？但是，若没有正确的、正能量的政治传播，那就相反，会加大挑战、增加风险、加重阻力、激化矛盾。

　　政治、传播（媒介）、资本都具有自己的特质，在具体的运行中，都具有“本能的逻辑”--“政治逻辑”追求权力控制；“媒介逻辑”追求事物真相；“资本逻辑”追求经济利益。而且，政治逻辑对媒介逻辑和资本逻辑具有一种本能的控制欲和吸纳欲，以便不断强化自己的合法性基础。而资本扩张到一定阶段，也会寻求与政治和媒介的结合，以通过制造社会舆论和或引起政治权力参与达到利润最大化。

　　合理的政治传播机制与形态中，政治当有正义的追求，传播当有公正的使命，资本当有正当的边界。就是说，政治当有为传播和资本确定正义方向的责任，传播当有监督政治和资本的责任，资本当有服务正义的政治和公正的传播的责任。几个重要的变量之间，在各自正当合理的基础之上和边界之中，既相互制约，又交叉合力，始终保持适度和良性的张力，以使政治传播在强化理性深思、传播真实信息和维护人类正义的轨道上运行。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25.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71.

　　[3]达尔。现代政治分析：第6版。吴勇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3.

　　[4]罗伯特·福特纳。国际传播：“地球都市”的历史、冲突与控制。刘利群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97.

　　[5]荆学民。走向传播深处：“后真相思潮”的哲学检讨。南京社会科学，2019,4:110.

　　[6]保罗·莱文森。数字麦克卢汉--信息化新纪元指南。何道宽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12.

　　[7]曼纽尔·卡斯特尔。网络社会与传播力//全球传媒学刊。2019,2:72.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66.

　　[9]谈克华。权力视阈内的技术。自然辩证法研究，2011,2: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