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提高中国文化软实力，扩大中国学术话语的国际影响力，必须精心打造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术话语体系。为此，必须正视中国学术话语创新存在的主要问题，分析存在这些问题的原因，加强构建中国学术话语的顶层设计。当代中国学术话语与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不相称，政治话语与学术话语的脱离是影响当代中国学术话语创新的主要原因，要解决这一问题，必须正确处理政治话语与学术话语的关系，实现政治话语与学术话语的统一。

　　关 键 词：政治话语/学术话语/话语体系

　　作者简介：秦宣，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主要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彻底解决“挨打”“挨饿”之后的“挨骂”问题，必须提高中国的国际话语权。提高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必须打造中国学术话语体系。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高度重视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建设问题。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坚持政府主导、企业主体、市场运作、社会参与，扩大对外文化交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和对外话语体系建设，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1]2013年12月，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发表讲话，指出：“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要努力提高国际话语权。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精心构建对外话语体系，发挥好新兴媒体作用，增强对外话语的创造力、感召力、公信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阐释好中国特色。”[2]2016年5月，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上，他再次强调：“发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作用，要注意加强话语体系建设。在解读中国实践、构建中国理论上，我们应该最有发言权。”[3]2016年12月，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又一次强调：“要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和教材体系，推出更多高水平教材，创新学术话语体系，建立科学权威、公开透明的哲学社会科学成果评价体系，努力构建全方位、全领域、全要素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4]提高国际话语权，必须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术话语体系。构建中国的学术话语体系，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处理好若干重大关系。本文拟就如何正确处理好政治话语与学术话语的关系谈点认识。

　　一、当代中国学术话语与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不相称

　　2016年5月，习近平同志在分析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状况时曾明确指出：“我国是哲学社会科学大国，研究队伍、论文数量、政府投入等在世界上都是排在前面的，但目前在学术命题、学术思想、学术观点、学术标准、学术话语上的能力和水平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还不太相称。”[5]这是党和国家领导人对当前中国学术研究的一种客观评价，也反映了当前中国学术研究的一种现实状况。反观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学术的发展，我们不难发现，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相比，中国的学术研究确实存在不少差距。

　　第一，中国的学术话语在世界上并未产生太大的影响。在当今世界，由于存在“西强我弱”的国际话语权基本格局，中国话语传不出去；由于意识形态的矛盾和差异，中国话语即使传出去之后，西方部分学者和政要也不愿听；由于中国不熟悉国际话语体系，有一些话语传出去后，西方有一些人听不懂。正如习近平同志所说，在解读中国实践、构建中国理论上，我们应该最有发言权，“但实际上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国际上的声音还比较小，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6]这说明，如何提高中国的国际话语权，仍然是一个大问题。正是针对这种情况，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讲好中国故事，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

　　第二，中国的学术话语缺乏对中国成功的解释力。在当今世界，中国无疑是一个快速发展的新兴大国。中国过去四十余年的改革开放无疑是非常成功的，也是繁荣中国学术不可多得的研究样本。从常理上看，中国学者对中国发展问题的研究和中国经验的总结理应最有发言权，但目前中国学者关于中国改革开放及其发展经验的研究成果并没有得到世界的认同。为了在国际学术讲坛上寻找中国学者的立足之处，中国有不少学者也试图用西方的话语解释中国成功的奥秘，分析当今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存在的问题，寻找解决中国发展起来之后众多复杂问题的出路，但结果并不理想。这也许就是党中央特别重视、学界也特别重视中国哲学社会学术话语创新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未能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在当今世界，中国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是党的指导思想和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中国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产生了一个又一个理论创新成果，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境界。中国拥有全世界最多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已经对中国乃至整个世界都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但在西方学者看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在国际领域多停留在政治意识形态领域，因而中国学者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学术研究并未得到国际认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并没有成为国际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一个流派，也没有在国际学术界产生太大影响。

　　第四，中国的学术话语深受西方学术话语的影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伴随着对外开放的扩大，中国学术在吸收借鉴国外哲学社会科学文明成果的同时，也深受西方学术话语的影响，中国学者讨论的许多学术话题、学术观点都是由西方学者提出来的，如20世纪90年代初期讨论的“文明的冲突”、90年代末期的“知识经济”，21世纪初的“华盛顿共识”以及此后“文化软实力”“巧实力”等等，都是从西方引进的，这种现象在国内哲学社会科学的许多学科中都不同程度地存在，有的学者甚至成为西方话语体系的“搬运工”。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有的人奉西方理论、西方话语为金科玉律，不知不觉成了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吹鼓手。”[7]在学术评价方面，有些学科也在一定程度上照搬西方的评价体系，把中国学术研究置于西方学术话语体系之下进行评价，从而使中国的学术评价丧失了自身的特性。这种现象也直接影响到中国学术话语的创新和发展。

　　二、政治话语与学术话语脱节是中国学术话语影响力趋弱的重要原因

　　出现上述情况的原因是极为复杂的，有国际方面的原因，如西方话语长期主导着国际学术话语权；也有国内原因，如中国学术缺乏独立自主的创新精神，中国当代的学术体制严重制约了学术的创新和发展，等等。但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中国政治话语与学术话语的脱节。

　　在当今中国，我们一直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话语体系：政治话语是一套体系，学术话语是另一套体系；对外宣传是一套话语体系，对内普及教育又是一套话语体系；网络媒体上是一套话语体系，现实生活中是另一套话语体系。我们每一个人，会场上下、课堂内外、公开私下、体制里外、网络上下，用的似乎都不是一套话语体系。会上讲成绩，会下谈问题；课堂讲正史，课外讲野史；公开场合讲正统，私人场合讲段子；体制内讲官方话语，体制外讲群众话语。网上用假名说真话，网下用真名说假话。社会的分化，信任危机的出现，让许多人几乎变成了双面人。而这里面，最重要的问题是学术话语与政治话语的分离。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学术话语严重滞后于政治话语。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学术话语绝大多数主要是由政治话语引领的，即政治话语在前，学术话语在后。回顾这段历史，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我们许多重大理论话题都是由政治家作为政治话语提出，然后再进入学术研究领域的。比如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本质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社会主义荣辱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经济新常态、供给侧改革、生态文明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等，这些都是由政治家提出然后进入学术话语体系的。学术界的研究似乎不在创新，而在诠释、注解和装修。这种现象的存在导致两个结果：(1)学术话语总走在政治话语后面，学者失去了独立思考的能力，学者的研究落后于时代、落后于现实，谈不上“解释世界”，更谈不上“改变世界”。(2)政治话语因为缺少学术支撑而缺乏科学性，从而削减了政治话语的影响力。用习近平总书记的话说，就是没有做到政治性和学理性的统一。

　　第二，学术话语远离政治话语。这种远离可以分为两种情况：(1)对政治话语不屑一顾，甚至贬低政治话语，把政治话语作为调侃的对象，如对共产党在改革开放中提出的“三个有利于”标准、“三个代表”“先富共富”“中国梦”“四个全面”等政治话语随意进行调侃，学术界也出现了所谓“高级黑”“低级红”现象；(2)部分学者试图撇开政治话语搞所谓纯学术的研究，脱离政治一味强调所谓的“学术中立”，保持所谓的学术崇高，学术评价也越来越注重学术而轻视政治，结果理论脱离实际的现象越来越严重，学术成果离社会现实越来越远，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越来越小。这种现象已严重阻碍了中国学术的繁荣发展，阻碍中国学术话语的对外传播。学术话语与政治话语绝不能等同起来，学术话语应该有相对独立性，但学术研究不能脱离实际、脱离实践，否则，这种研究的现实意义非常小。

　　第三，用学术话语对立政治话语。这种对立有如下几种表现：(1)完全站在政治话语的对立面，用学术话语批判政治话语、对抗政治话语，专门挑政治话语的毛病，解构政治话语；(2)用西方的所谓学术话语解读政治话语，不加分析地强调所谓的“普世价值”，盲目套用当下流行的西方学术话语，导致人们对政治话语理解上的偏差，达到西化的目的；(3)以学术话语的名义传播西方的政治话语，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西方的话语霸权，削弱了中国政治话语的国际影响，使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处于“挨骂”的境地。

　　实事求是地讲，一个国家的学术话语与政治话语是不能完全等同的，学术话语必须保持自身的相对独立性。但学术话语不能与政治话语完全脱离，更不能对立。

　　三、打造中国学术话语，必须实现政治话语与学术话语的统一

　　2016年5月，习近平同志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上提出，我们“要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8]。贯彻习近平关于繁荣发展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讲话精神，建立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学术话语体系，已经成为繁荣发展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一项重要任务，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承担着义不容辞的责任。

　　第一，要有高度的政治自信和理论自信，不断加强对中国当代政治话语和学术话语体系的理论探讨和研究。要使中国的学术话语与中国的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相当，在国际上产生较大影响，中国学者必须着力打造中国特色的学术话语体系。为此，中国学者首先要有高度的自信。习近平总书记曾说：“现在，国际上理性客观看待中国的人越来越多，为中国点赞的人也越来越多。我们走的是正路、行的是大道，这是主流媒体的历史机遇，必须增强底气、鼓起士气，坚持不懈讲好中国故事。”[9]用中国话语讲好中国故事，中国学者首先要有政治自信。改革开放取得的辉煌成就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发生的历史性巨变已足以支撑中国学术话语的国际传播，国际学术领域必须给中国学术话语留有足够的空间。其次要有理论自信。当今中国发生的变革，是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取得的，实践已经证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顺应时代潮流、扎根中国大地、切合中国实际的21世纪马克思主义，国际学术界要承认、中国要承认改革开放的成功，必须承认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最后要有崇高的社会责任感。中国的学术话语只能由中国学者构建，加强学术话语体系建设必须依靠中国学者。中国学者应该庆幸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动实践为我们提供的打造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实践基础，中国学者拥有国外学者无法拥有的优势。因此，中国学者必须把这种生动的实践转换为学术创新之基，把这种优势转换为学术创新的责任，进而转换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研究成果。

　　第二，打造中国学术话语必须理直气壮地讲政治。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在《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开篇中说：“我是以一名爱国者和一名学者两种身份来写作本书。作为一名爱国者，我深盼我的国家能够保持团结和力量，继续是一个在自由、平等、法治和个人权利的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社会。作为一名学者，我发现美国国家特性/国民身份的历史演变及其现状存在着一些引人入迷的、重要的问题，需要深入的研究和分析。可是，爱国之心与治学之心有时是会有冲突的。我意识到这一点，所以我尽量努力争取做到超脱地、透彻地分析各种现象。但仍需要提醒读者，我对这些现象的选择和说明很可能还是受到我的爱国心的影响，因为我希望发现它们在美国的过去及其可能未来所具有的意义。”[10]从他的谈话中，我们可以感觉到，每个学者都具有爱国者和学者两种身份，当两者发生冲突时，爱国处于优先地位。可以说，正是这种爱国者与学者双重身份的统一，成就了亨廷顿。而亨廷顿的这段话启示我们，每一个学者都必须把爱国放在首位。中国学者要把爱国放在首位，就必须把讲政治放在首要位置，因为爱国就是忠于祖国、忠于人民，就是讲政治。那种试图完全脱离政治话语的学术话语创新是无法得到认同的。

　　第三，要实现政治话语与学术话语的有机结合。打造中国的学术话语，习近平总书记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指出，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必须“坚持政治性和学理性相统一”“坚持价值性和知识性相统一”[11]。这同样适用于中国的学术话语创新。因此，在打造中国特色的学术话语体系的过程中，我们既不能脱离政治话语而搞所谓的纯学术话语，光讲学理性不讲政治性。光讲知识性不讲价值性，很容易犯方向性错误；也不能脱离学术话语单讲政治话语，光讲政治不讲学理。光讲价值性不讲知识性，政治话语会缺乏科学性、学理性，就无法掌握群众从而变成“改变世界”的物质力量。中国学者要用学术话语为政治话语提供理论支撑和智力支持，政治话语要从学术话语中汲取滋养并为学术话语的广泛传播提供良好环境。中国的学术评价也应该注重政治标准与学术标准的统一，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当学术标准与政治标准发生冲突时，必须以政治标准为准。

　　第四，立足中国，面向世界，努力概括出理论联系实际的、科学的、开放融通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通过学术话语创新引领政治话语。在西方话语仍然主宰国际话语体系的大背景下，建立中国特色的学术话语体系，必须注重与世界话语体系的对接，充分吸收和借鉴西方发达国家在建构适合本国国情的话语体系方面成功的经验，并在此基础上根据中国的实际加以创造性的转化和发展。为此，一方面，我们要按照习近平同志所要求的那样：“对国外的理论、概念、话语、方法，要有分析、有鉴别，适用的就拿来用，不适用的就不要生搬硬套。”[12]另一方面，要立足中国实际，“善于提炼标识性概念，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引导国际学术界展开研究和讨论。”[13]

　　第五，要在政治话语与学术话语的统一中开展中国的对外学术交流，打造中国学术话语，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相适应的国际话语权。在此方面，习近平总书记先后曾提出这样几点要求：(1)“要鼓励哲学社会科学机构参与和设立国际性学术组织，支持和鼓励建立海外中国学术研究中心，支持国外学会、基金会研究中国问题，加强国内外智库交流，推动海外中国学研究”；(2)“要聚焦国际社会共同关注的问题，推出并牵头组织研究项目，增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国际影响力”；(3)“要加强优秀外文学术网站和学术期刊建设，扶持面向国外推介高水平研究成果。对学者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发表学术文章，要给予支持”[14]；(4)“要把握国际传播领域移动化、社交化、可视化的趋势，在构建对外传播话语体系上下功夫，在乐于接受和易于理解上下功夫，让更多国外受众听得懂、听得进、听得明白，不断提升对外传播效果。”[15]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讲话要求，在中国学术的对外开放过程中，中国学术界必须把中国问题当作重大学术问题进行研究，当作重大课题进行攻关，寓政治话语于学术话语之中，通过多种切实可行的途径把中国学术话语传播出去，以此弥补国际学术领域中国学术话语的“赤字”。

　　此外，为了建构中国特色的学术话语体系，我们还应该积极探索有利于建构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体制机制，建立中国自己的兼顾政治话语与学术话语的社会科学独立评价体系，营造有利于学术创新和话语体系创新的良好氛围。

　　参考文献：

　　[1]《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535页.

　　[2]《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162页.

　　[3][4][5][6][7][8][12][13][14]《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346、378、338、346、327、338、341、346、346页.

　　[9][15]习近平：《加快推动媒体整合发展，构建全媒体传播格局》，载《求是》，2019年第6期.

　　[10]塞缪尔·亨廷顿：《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程克雄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5年版，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