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学术史拥有自身相对独立的体系与传统，但只是派生之“流”，学术生命根源于参与现时代社会建构的学术生长、深化与创新。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中国学术史建设具有学术奠基意义，但脱离现实问题的学院化偏执倾向已导致以学术史之“流”取代根源性学术活动这一现象的出现。这一状况与中国当代社会转型巨大的实践形成尖锐对比。中国社会科学研究只有投入这一社会实践，才可能产生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原创性学术。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学术与学术史; 源与流; 现时代;

　　作者简介：尤西林，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资深教授，西安，710062。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是制约包括学术研究在内的各类思想活动的重要原理。古今中西的经典思想大多深刻地植根于其所处时代的社会存在。在当代中国，这一原理特别需要基于现代化转型历程予以重新理解与诠释。如何处理与现时代的关系，是当代中国学术发展面临的一个紧迫课题。

　　广义的学术，根源于以劳动为主干的人类生存活动所必需的自觉意识机制。从巫术开始，人类即以符号系统收集、整理并运用相关的生存经验，这一过程是符号系统亦即学术形成与发展的根源。符号系统将生存经验保留并抽象为具有普遍性的符号规则，这些符号规则作为学术之“流”，以知识形态传递给未曾直接参与源初实践的其他人，人类的生存经验由此获得继承。康德对近代科学发生基础的简洁揭示，也是对人类活动的主体内在机制的揭示：“思维无内容是空的,直观无概念是盲的。”1学术所代表的符号系统为人类提供整理加工外界感知所必需的概念架构方式，而对外界的感知则充实与激活学术系统代表的概念思维。符号观念运用于新的感知经验活动，不仅有助于其源初经验的激活，而且在加工新的活动经验中自身获得扩展与改造，这一过程即创新。马克思正是基于此揭示出学术观念的社会存在根源：“工艺学揭示出人对自然的能动关系，人的生活的直接生产过程，从而人的社会生活关系和由此产生的精神观念的直接生产过程。”2它浓缩着《〈政治经济学批判〉序》所表述的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辩证关系。

　　一、学术史的独立地位及其限定

　　学术的独立与系统化扩展积累为学术史，其概念逻辑体系成为以社会存在为根源的巨大的“流”，人类通过教育制度传承学术史所浓缩的社会实践方式。继17世纪以经典物理学为代表的自然科学形成之后，19世纪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先后形成。

　　人文科学类型的诸门人文学科，特别是超越（meta）经验科学（physic）的形而上学（metaphysics）哲学（包括起源于自然哲学的抽象的数学公理体系）与人性情感结晶的艺术，自始即表现出超越时空的自在永恒性。不同于更新周期愈来愈短的科学技术，从马克思所称道的永恒魅力的希腊神话到中国的唐宋诗词，从柏拉图到老庄，古典人文作品一直包含着超时代的意义。但即使是玄学，也有其深邃隐秘的社会存在根源，这正是学术史的深度研究内容，3如果自闭于学术史的观念逻辑，就会陷入恩格斯晚年评论梅林作品《莱辛的传奇》时指出的偏执：

　　历史思想家（历史在这里只是政治的、法律的、哲学的、神学的——总之，一切属于社会而不仅仅属于自然界的领域的集合名词）在每一科学部门中都有一定的材料，这些材料是从以前的各代人的思维中独立形成的，并且在这些世代相继的人们的头脑中经过了自己的独立的发展道路。当然，属于这个或那个领域的外部事实作为并发的原因也能给这种发展以影响，但是这种事实又被默默地认为只是思维过程的果实，于是我们便始终停留在纯粹思维的范围之中，这种思维仿佛能顺利地消化甚至最顽强的事实。4

　　学术史一旦失去与根源的联系，而以“流”为“源”时，直接危及的是学术自身。重返现实生存之“源”，不仅是克服危机的必由之路，也是刷新与推进学术史之“流”的必由之路。这一规律支配着人类学术史与文化史，从神圣的宗教体系到传统悠久的学派，从科学定律到抽象的数学逻辑，概莫能外。

　　以宗教为例，佛教根源于佛陀对古印度次大陆邦国战乱及其贪婪占有的否定，这一经验升华为佛教的宇宙观、人生观，同时积累为巨量的佛学经文。由此发生的危机是，作为社会存在精神机制的佛教信仰演变为关于佛教学术的佛学概念系统，经文注释的“义学”压倒了灵修之“慧”与修持之“戒”，佛学僭越佛教而凝固为信众的知识学。中国佛学大师玄奘曾这样自述深陷佛学章句的困境：

　　奘闻江海遐深，济之者必凭舟楫；群生滞惑，导之者实假圣言。……但远人来译，音训不同。去圣时遥，义类差舛。遂使双林一味之旨分成当现二常，大乘不二之宗析为南北两道，纷纭争论凡数百年，率土怀疑莫有匠决。玄奘宿因有庆，早预缁门，负笈从师年将二纪，名贤胜友备悉咨询，大小乘宗略得披览。未尝不执卷踌躇，捧经佗际。5

　　一代大师却“未尝不执卷踌躇，捧经佗际”，他所建立的力求忠实于学术史的唯识宗以皇家为后盾，其影响却仅经三十余年即式微。与之对照的是文盲樵夫出身的慧能，其顿悟南禅搁置学术史（“不立文字”），以日常生活化的心性功课复活了被漫长巨大的佛学传统僵化了的佛陀开悟体验，重新将个体现在时的直接经验(“现量智”)置于全部佛教活动中心，使在佛学那里被作为学术知识静态处理的佛陀开悟重新显示为根源状态的动态生命，由此产生出历史性成果《坛经》，《坛经》也成为海量大藏经中唯一享有“经”阶地位的汉文佛经。

　　古代很多儒生皓首穷经却终成腐儒。王阳明早年虔诚谨守理学训条，庭前格竹求证格物致知，结果大病一场。龙场悟道则是他在生死处境中备石椁俟命所返回的根源境界，由此诞生的良知心学与其卓越的经世实践浑然一体，植根现实的学术思想焕发出远播东亚、持续至今的生命力。他所警戒的正是脱离生存活动之“源”而囿限于概念学术之“流”的口耳之学：“某于此良知之说，从百死千难中得来，不得已与人一口说尽。只恐学者得之容易，把作一种光景玩弄，不实落用功，负此知耳。”6

　　二、学术生长点植根于本时代的现实实践

　　当学术研究直接面对本时代实践课题而不是自闭于学术史时，学术才可能真正面向其学科对象。活动形态的学术而非静态的学术史知识，其意义不仅是对本时代社会存在的参与建构，而且也是学术史得以生成与延续的源泉。真学术首先是对本时代深层问题的真切感应与超越流行观念的敏感,这种时代感应是以学术形式获得深度的。学术杰作必定兼具深度感应时代的思想史价值与严谨的学术概念史价值，但在这二者中,时代感应乃是根基。原创性的学术思想往往同时创造出新的学术概念,这一学术史现象表明后者对前者的依赖性，如若颠倒过来，学术便成为失去内在生命的概念符号重复或儒家鄙薄的口耳相传之学。

　　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学术思想，表面以对学术观念史的挑战突破为标志，却无不渊源于对时代精神及时代需求的使命性回应：孔子的“仁”观，是对殷周之变华夏血亲社会建构的伦理回应；大一统的氏族团体崩解时代个体安身立命并落实西周天命个体化的历史要求，孕育了思孟学派的心性学；雅典城邦处死苏格拉底的社会政治斗争,刺激柏拉图构思世界理型（ιδεα），为终极真理及其道义提供超越现实势力的本体;技术主义的生产生活方式及其技术制造品对现代人类意义视野的遮蔽,迫使海德格尔追问与“存在者”不同的“存在”本身。

　　具有生命力的学术只能是植根于本时代社会存在的学术。这就是马克思以青年黑格尔话语击破基督教千年观念史统治的经典命题：“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的精华。”7真正的哲学应当“是自己的时代、自己的人民的产物，人民的最美好、最珍贵、最隐蔽的精髓都汇集在哲学思想里”8。

　　这一观点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中也得到中国化的表述与发展：

　　一切种类的文学艺术的源泉究竟是从何而来的呢?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革命的文艺，则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人民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这是自然形态的东西，是粗糙的东西，但也是最生动、最丰富、最基本的东西;在这点上说，它们使一切文学艺术相形见绌，它们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这是唯一的源泉，因为只能有这样的源泉，此外不能有第二个源泉。有人说，书本上的文艺作品，古代的和外国的文艺作品，不也是源泉吗?实际上，过去的文艺作品不是源而是流，是古人和外国人根据他们彼时彼地所得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创造出来的东西。我们必须继承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东西，作为我们从此时此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创造作品时候的借鉴。……但是继承和借鉴决不可以变成替代自己的创造，这是决不能替代的。文学艺术中对于古人和外国人的毫无批判的硬搬和模仿，乃是最没有出息的最害人的文学教条主义和艺术教条主义。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否则你的劳动就没有对象，你就只能做鲁迅在他的遗嘱里所谆谆嘱咐他的儿子万不可做的那种空头文学家，或空头艺术家。9

　　《讲话》以更清晰扼要的中国化话语“源与流”，表述社会存在与意识形态的关系。意识形态不仅植根于“人民生活”，而且有着“彼时彼地”与“此时此地”不同时代的重要区别。更深入的规定是，“彼时彼地”的意识形态是“流”，而“此时此地”亦即现时代进行时态的人民生活，则不仅是统摄历史形态的意识形态之“源”，而且同时是“此时此地”创作的意识形态之“源”。《讲话》不仅继承了马克思所强调的“自己时代”的现时代基点，而且通过“流”与“源”之时代区分，实现了对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原理的中国化推进，实质提出了一种以现时代定位的理论：包括文学艺术在内的学术与文化拥有自身相对独立的体系与传统，但只是派生之“流”，学术之“流”泉涌不息的活水之“源”是学术活动参与（服务）的现时代人民生活。

　　20世纪人文科学解释学原理同样强调，理解与解释学术史的历史文本与他人观念，在根本上既不是主观的意识行为，也不是学科规则的演绎操作，而取决于主体实践活动所进入的存在方式，亦即以社会存在为后盾的整体生存经验的运动。伽达默尔的一个重要观点是：“我们一般所探究的不仅是科学及其经验方式的问题──我们所探究的是人的世界经验和生活实践的问题。”10值得思考的是，自21世纪开始，“返回古典”成为学术界所标榜的一个方向。但是，返回柏拉图还是返回孔子的对立，却更强化了跨世纪的“中西”之争。古典学在中国的兴起，与通识教育相关，力图克服知识论传统模式，强调浸淫研读经典，其目标指向经典作品所植根的社会存在。这诚然呈现了从学术史之“流”向社会存在之“源”的深刻转向，然而，这一转向的立场却是“彼时彼地”古代的社会存在，而非“此时此地”现时代的社会存在。在“中西古今”四个维度中，中、西、古先后占据着当代学术的中心位置，唯独标志现实社会存在的“今”在一定程度上被遮蔽了。就学术自身而言，人文社会科学为现实服务并非回到鄙陋的实用主义，而是从学术角度深化与建构现实。学术与现实存在的实践关系孕育出现实感，进而激活学术史而形成学术问题意识。发展学术史的原创性瞬间，甚至在古典哲学史研究中也是必须依赖的“现在时”基点。11

　　三、参与当代社会存在建构是中国学术的生命线

　　从思想史角度看，20世纪80年代“文化热”突出的是学术史研究热潮，中国学术界如饥似渴地推动人文社会科学等的复兴与译介。由此开始，沿波讨源的逻辑引导中国学术界走向学术史研究，一个可以概览的趋势是，中西学术史的复兴发掘、译介研究愈渐远离现实。

　　当代中国学术史建设仍在深入进行中，但包含着以学术史知识为学术的偏执。20世纪90年代后期，美学、文学理论与文化研究领域发起中国学术话语“失语症”的辩论，论者批评西方学术理论及其概念术语在中国的权威统治地位，倡导发掘与复兴中国传统学术史。然而，学术史范围内的“中西”之争并非根本，根本症结是封闭于学术史的学术已脱离研究对象而失去学术指导现实并发展自身的生命力。用学术史研究取代学术研究已是当今较为普遍的趋势：研究哲学史却缺乏哲学眼光来对待生活，不关注现实伦理行为而沉溺于爬梳伦理学说史，隔膜于现实审美经验却独尊美学史，不关涉文学经验的文学文献史与文学理论史……各行各业“彼时彼地”的历代学术成果积累为学术史，却如佛家所警戒的“认指为月”，行规技术性的学术史整理代替了学术研究本身。12

　　学术史研究有三个基本层次：经典文献及其思想观念的基础性考证，经典思想运用于现实经验对象，经典思想在现实运用中创新而实现自我的变革性发展。当代中国学术史研究状况目前多处在第一个层次，但沉陷于这一层次的学术史研究将学术静态化为知识对象，而文献考证的基础工作今日已开始越来越多地转交给人工智能。学术史研究的后两个层次才是学术活动更应追求的状态。这里需要注意的是，真正独立特别是创新的学术，不仅要进入现实存在根源进行深度的反思，而且在运用学术史既有的经典范式时能自觉保持问题意识而不依傍学术史。20世纪西方哲学两大方向的代表学者都堪称此种榜样：语言分析哲学代表人物维特根斯坦的著作是对研究对象直击要害的判断与描述，其格言句式完全不引经据典；对数字的直观经验，支持胡塞尔肯定康德所否定的“知性直观”（Intellektuelle Anschauung），胡塞尔所创立的现象学不仅禁止引用脱离直观经验的学术史成说，乃至悬搁（Epoche）一切间接知识，并且力戒将现象学自身学术史化为固定的理论模式，而力求保持现象学作为实践方法的活动状态。

　　21世纪以来有迹象表明，中国哲学家已尝试不一味依傍学术史而直面本学科对象独立表述。其研究主题不再是学术史的论题与人物，而是现实中直接的精神经验，或者是借用既有术语资源对当代课题作原创性的阐释。今日中国正处在中华文明未曾有的历史巨变的合题阶段，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当代科学技术正在深刻改变人类的生存方式及时空感知，这里包含着新的自然物性经验与人际交往经验，以及逼问区别于智能机器的人性生活意义等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挑战。这一时代对中国社会科学提出更强烈的创新要求，对一些前所未遇的时代问题的研究与回答，可能历史性地实现中国社会科学学术成果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中国的社会科学工作者如果深度感应这一时代，何尝不能诞生经典巨章？1978年发表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对“两个凡是”的否定，成为中国社会转型的观念启动标志，其所体现的正是学术之“源”对学术史之“流”的超越。继承与发展马克思主义不仅仅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彼时彼地”具体观点的恪守，更是立足21世纪“此时此地”的社会存在投入创造性的活动。这正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基于其所处的“彼时彼地”所做的。同样，投入参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构，也是中国学术的生命线，它必然会产生具有中国特色的原创性学术。这也正是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一切有价值、有意义的文艺创作和学术研究，都应该反映现实、观照现实，都应该有利于解决现实问题、回答现实课题。希望大家立足中国现实，植根中国大地，把当代中国发展进步和当代中国人精彩生活表现好展示好，把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阐释好。原创性是好作品的标志。……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要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提出具有自主性、独创性的理论观点，构建中国特色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13

　　注释

　　1.[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52页。

　　2.[德]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429页。

　　3.参见[德]阿尔弗雷德?索恩-雷特尔：《脑动：西方历史的认识论》，谢永康、侯振武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95页。

　　5.石峻、楼宇烈、方立天等编：《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卷王阳明全集》卷2，中华书局，1983年，第三册，第6页。

　　6.吴光等编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1297页。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20页。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2002年，第219~220页。

　　9.《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60~861页。

　　10.[德]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卷上，洪汉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第6页。

　　11.此文在当代国际哲学转向背景下突出了“现在时刻”对哲学的关键意义：“创造哲学概念的过程……不再像传统哲学那样忽略时间因素的重要作用，使概念附属于定义与命题，而是将概念理解为发生了一次哲学事件。这等于扭转了概念的思考平台，从而使概念成为当下正在形成的思想场景。”“它在时间上具有‘只此一次’的意味，拒绝重复……可以有无数次‘从现在开始’的时间。哲学史也是这样，每个哲学家都从自己创造的概念开始，生长出哲学森林里的一棵树。”“如果说生活的真谛就是永远从现在开始，那么‘现在’的同时性正在发生着不同时的事情。”“对于哲学研究来说，最重要的事情，并非去知道什么是正确的（解释性的工作，例如定义与推论），而是去发现新的思考出发点--永远还不曾开始，而现在正在开始。”参见尚杰：《“我思”在别处：如何创造哲学概念》，《南国学术》2019年第夫拉2期。

　　12.正如德国作家沃尔姆?艾伦伯格思考方式，但是每(Wolfram Eilenberger)所说：“我觉得学院出了很大问题，我们的学院对当下的世界没有任何新的既没有人想写、更没有人想读的学术论文。学院成了产业，围着自己转，生产空话。有人算过，一篇哲学学术论文平均只有两个半读者，审稿的评阅人可能都要比读者多。不知道什么时候大家会起来反抗这种荒谬的学术发表体制。我经常说，世界上从来没有过这么多数量的受哲学训练的人，然而哲学也从来没有这么无聊过。”见盛韵：《艾伦伯格谈德语哲学的黄金时代》，《上海书评》2019年9月29日。

　　13.习近平：《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能没有灵魂》，《求是》2019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