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变时代的实践自觉——学思践悟集》（洪大用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7月版）逾40万字，分为学科建设、社会转型、社会治理、生态文明和教育教学五部分，文字短小精练、直奔主题，体现作者对一些重大问题的分析、重大趋势的研判、重要政策的解析和重点工作的思考。作者保留文字“原生态”，以反映个人在不同思想阶段的时代印记、认识程度和深化轨迹。通读全书，可以深入细致地了解作者思想生发生长的全过程。
虽然内容跨度较大、叙述风格不尽相同，但正如书名所体现的，有一条明确的主线纵穿始终，一以贯之，即“实践自觉”。作者提出“实践自觉”的概念并进行了系统论述，借此倡导社会学者“自觉中国现代化转型的时空背景、内容特色、研究方法以及学术研究的实践导向”。在笔者看来，这是作者对中国社会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的学术贡献之一。
接续与传承
众所周知，费孝通先生曾经提出文化自觉，意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要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发展的趋向。受费老启发，郑杭生先生提出理论自觉，主张中国社会学要增强自主创新力，打破、改变西方社会学对学术话语权的垄断。这两种自觉的提出意义重大。前者是中国社会学主体意识觉醒的重大标志，我们开始从近代以来的“文化震惊”中真正走出来，把社会学的学理接上中国传统文化的血脉。后者则标志着中国社会学主体意识的进一步确立，我们开始从对西方理论的全盘接受和“单向验证”中真正走出来，不再在西方社会学理论或社会理论的笼子里跳舞，而是致力于开创我们自己“接地气”的理论。
实践自觉是对上述两个自觉的接续和传承。笔者认为，文化自觉、理论自觉与实践自觉之间有着密切关系。作者在书中提到，一般意义上讲，实践自觉是文化自觉、理论自觉的基础和前提，文化自觉和理论自觉指导、促进着实践自觉，为实践自觉提供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费老和郑杭生先生均非常重视实践。前者倡导，在中国泥土里培植中国的社会学，就是要让社会学更深地扎根于中国实践的丰厚土壤。后者强调，中国社会学的成熟在于植根于转型社会实际，否则就会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该书作者所倡导的实践自觉是对老一辈社会学家思想的进一步发掘、整理和强化。
建设性始终如一
在作者看来，实践自觉是一种理性认识和自觉行动，包括学者直面社会实践及其变化开展学术研究，并对分析研究社会实践及其变化的概念、理论与方法进行清醒反思，同时，在科学认识社会实践的基础上积极投身于社会实践，为人民福祉和社会进步不懈努力。实践自觉重点强调了三个层面的意涵：一是对处于不断变化之中的社会实践的自觉。作者强调，社会实践总是历史的、具体的并不断发展变化的，要对中国实践的性质有充分自觉。今天的中国，无疑正在经历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转型。对于这场转型的实质，作者认为，既不能将其视为西方现代化的扩展或在西方现代化冲击下的反应，也不能简单认为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延续发展，“当代中国社会变迁，是拥有数千年文化传统的社会巨变，是具有超大规模人口的社会巨变，是在与发达国家相比落后很多的基础上的社会巨变。这种巨变的速度之快、规模之大、程度之深、影响之广，世所罕见”。正是基于这一对中国社会关键特质的把握，作者提出，我们不可能盲目借鉴照搬什么模式，也不可能再简单地回到过去，而只能是在对社会实践保持高度关注并自觉反思的基础上的创造。
二是对分析社会实践使用的理论和方法的自觉。实践是理论之源。不同的实践催生不同的理论。作者强调，我们要发展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社会学。实践性与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根本属性，这与西方一些社会学者倡导的所谓“价值中立”的纯粹社会学有着本质区别。这就要求我们坚定为人民服务的立场，把学问写在中国大地上、写进群众心坎里。这种立场是对费孝通“科学服务人民”学说的传承。同时，理论、方法正确与否最终要经过实践检验，“在实践中不能为人民群众所接受的成果，不能对人民群众的实践起推动作用的成果，甚至是违背实践规律的成果，都不能说是优秀的成果”。
三是对学者自身社会责任的自觉。书中指出，社会学者要自觉认识自身作为知识分子在当代中国的责任和使命，“更加积极地直面我们置身其中的火热的、充满动态和希望的社会实践”，做积极的参与者、促进者，而不是旁观者和简单的批评者。这里体现了作者对郑杭生学术思想的坚持和传承。20世纪80年代，在谈到“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两种形态”时，郑杭生先生就指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对社会主义社会是“维护建设型”的社会学。后来，他又将其进一步界定为“建设反思型”的社会学。不论怎样，“建设性”始终如一。实践自觉的提出，进一步指向了巨变时代知识分子应秉持的学术立场和应担负的社会责任。
确立主体性
文化自觉、理论自觉与实践自觉一脉相承，同时又各有侧重，共同形成一个有机整体。费老的文化自觉更加侧重文化层面，是在认识到文化现象兼具一般性和特殊性的基础上，提醒人们对中西文化之别的觉察，加强文化转型对新环境、新时代的适应能力。郑杭生先生的理论自觉更加侧重理论层面，强调结合中国社会历史悠久的丰富传统学术资源，进行原创性或有原创意义的理论创新，提高中国社会学对中国社会发展和社会转型的自主认识能力。作者所倡导的实践自觉则沿着上述“自觉”的思路，强调关注中国人民在社会变革实践中的伟大创造，并在这种自觉中增强社会学的学科自信，体现出中国社会学主体意识的进一步增强，也使得文化自觉、理论自觉思想更为丰满。
如前所述，三种“自觉”实际上均指向“确立中国社会学的主体性”的命题。正如作者在书中所强调的，文化自觉、理论自觉和实践自觉，说到底，是确立我们的主体性，增强我们的自信心。我们今天强调主体意识，并不是对传统的简单回归和守旧，也不是一句空洞口号，而是在传承弘扬中华优秀文化、植根中国实践和拓展国际视野基础上的再建构、再创造，是一种新主体的形塑过程。
（作者单位：中国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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