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体现中国特性、关注本土政治实践、实现主体内在觉醒是建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逻辑前提，也是将边缘化、依附性话语转化为主流话语体系的关键。学术疏远政治、价值立场两极化、话语体系弱化和概念使用标签化使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呈现出诸多“贫困”。鉴于此，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在宏观上应秉承时代变革逻辑、空间转换逻辑、范式演进逻辑和方法论转换逻辑;在发展方向上，需要坚持以中国问题为基点，以扬弃和超越西方政治哲学为路径，以政治正义为当代中国政治实践的制度诉求和价值旨归。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 学术自觉; 范式转换; 话语体系;
基金资助：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话语体系建构研究”(编号19JZD008)的阶段性成果；
长期以来，西方政治哲学话语处于强势地位，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处于一种失真、失语，甚至被遮蔽的状态。在纷繁芜杂甚至相互歧向的政治哲学理论图景中，我们需要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整体视界和话语体系进行深入探究。
一、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贫困”与学术自觉的凸显
尽管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中，“政治哲学”有着丰富的理论和价值资源，但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话语体系中，关于政治哲学的研究依然面临着诸多“贫困”。
其一，学术疏远政治。重书斋思辨、轻政治实践、远中国实际是当前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不容忽视的问题，呈现出远离中国政治传统和当代政治实践的特点，这是导致其“贫困”的根本原因。一些学者热衷“守正”而忽视“创新”,陶醉于“注释”而回避“践行”。他们轻薄“缺乏学术性”的现实问题，沉湎于从“话语解读”抽象出思辨体系，沉醉于“话语创设”演绎出浪漫言说，满足于“饾饤枝节”得出的学术结论;用所谓的祛魅、去蔽、解构、阐释、还原、重估等概念消解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系统性、实践性和开放性;用晦涩抽象、连篇累牍的形而上话语取代历史唯物主义对政治社会内在规律的辩证揭示。政治哲学的发展表明，若政治哲学失去对五彩斑斓的政治世界、波谲云诡的政治变化、如火如荼的政治实践的关切，对“批判的武器”和“武器的批判”辨正不足，就只能是“政治哲学已死”的结局。在此意义上，不论是当前国内学界以自由平等为要义的现代西方政治哲学研究，还是为救赎现代性危机而选择回归古典、解构权力的后现代政治哲学研究，在本质上都疏离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新时代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的现实关照，进而导致政治哲学固有的价值批判、政治导向和政治反思功能的弱化。事实上，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为人们提供了认识和理解这个纷繁复杂的政治世界所必需的视野和工具，它区别于其他政治哲学的一个重要维度是彻底的实践精神，正如马克思所指出：“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27页)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特征在于基于生活世界而非概念世界的理论自觉，基于人民政治而非精英政治的政治立场，基于大众话语而非经院话语的表达方式，基于改造世界和超越现实而非解释世界和屈从现实的价值基点。可见，“学术疏远政治”不仅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相悖，而且在客观上必然脱离实践、脱离国情。
其二，价值立场的两极化。这主要表现在学术界对待西方政治哲学的两种错误倾向：一种是盲目接受。近二、三十年在中国学界掀起了一场解读、评析当代西方政治哲学流派和代表人物的热潮，如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社群主义等，尤为关注罗尔斯、哈耶克、柏林、诺齐克、德沃金、麦金太尔、哈贝马斯等当代西方政治哲学家的学术思想，并将上述西方学者的政治哲学思想奉为圭臬。(参见王岩，第17页)由此导致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失语”和“失踪”,西方政治哲学的话语系统遮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中国特性的向度。因此，如何正本清源，应对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的挑战，就成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重要使命。另一种错误倾向是盲目排斥，将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本土意识绝对化，过分夸大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与西方政治哲学之间的差异性、独特性和不可通约性，仿佛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与其他政治哲学完全不同，以至于丧失政治哲学所共有的属性。(参见谭清华，第59页)如果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学术共同体陷入到对西方政治哲学非此即彼的状态，那么构建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话语的努力，则可能陷入将自我隔离于现代化、全球化话语之外的境地，最终使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产生危机。
其三，话语体系的弱化。在建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的进程中，我们必须直面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不够强大这一事实，客观分析其内在原因。具体而言其原因有三：一是因僵化而弱。此类理论本身具有完整的话语体系，但过分拘泥于体系的惯性和理论的经典而缺乏时代表达，从而声音弱化、底气不足，因此需要理论本身的与时俱进。二是因依附而弱。此类理论本身有系统的话语体系，但受到了外来话语体系的浸润和挑战，甚至出现了对后者的“依附”,从而导致前者被“空心化”“边缘化”,这需要理论本身的升华和回归。三是因碎片而弱。此类理论本身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中没有系统、明确的话语体系，导致出现话语体系的“碎片化”“散在化”“隐性化”的问题，这需要实现话语体系的整合与建构。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话语体系，从一开始就呈现出“底气不足”“语焉不详”,甚至出现“失声”“失语”“失踪”的现象，这为学界建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话语体系造成了理论困难，并由此形成了一个在各种碎片之间充满张力的话语场域，比如“现实的人”“实践本体”“唯物史观”“社会存在”等核心范畴，孰为其政治哲学体系的“阿基米德点”至今在学界仍争论不休。同时，这种僵化、依附性和碎片化研究还直接导致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在公平与效率、自由与平等、集体与个体、古典与现代、程序与实质、民族与世界、世俗与英雄、激情与理性等具体范畴内部关系上的千差万别。当前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消费主义、民粹主义、宪政民主论、“普世价值”等西方政治哲学主张“侵袭”,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被弱化、空心化和碎片化是有关的。
其四，概念使用的标签化。由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系统论述政治哲学的专门性著作或系统性话语，其政治哲学的思想更多地散见于、隐匿在相关理论著作中，这就使“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何以可能”“以何可能”和“意旨何在”给后人留下了解读或论争的空间，甚至被当成随意性的标签被不同类型的学者作为诠释政治世界的工具。这使“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时而成为现代性的启蒙者，时而成为后现代的终结者;时而作为传统政治的解构者，时而作为现代政治的诠释者;时而展现为传统政治统治的价值之榜，时而展现为当今政府管理的正义标准，时而展现为现代社会治理的应然之境。也使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具有过多的“随意性”,甚至成为“裁剪现实”的“万能钥匙”,这似乎在给马克思本人“过多的荣誉”,实质上是给他“过多的侮辱”(《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第466页),以至于在当今中国，学者们对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研究出现自说自话、自娱自乐的现象，其基本内涵、本质特征、结构功能、研究范式和问题域等远未达成共识。马克思主义科学地揭示了人类政治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律，擘画了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相统一的美好政治愿景——“自由人联合体”,“在主观性纵横驰骋的战场树立了客观真理的坐标”。(参见孙伯鍨、侯惠勤，第10页)笔者认为，尽管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政治哲学的视界中因系统话语的缺失而给后人留下了过多“自由联想”的空间，但这反过来倒逼我们追问和直面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的“贫困”,反思和审问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原初状态，整合和建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
“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有没有中国特色，归根到底要看有没有主体性、原创性。”(《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第341-342页)这一论断为我们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提供了基本遵循。简言之，学术研究的主体性自觉是学术体系走向成熟的必然要求，也是一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彰显。它要求学术研究既要像“黄昏时起飞的猫头鹰”,对先前历程进行省察和沉思，又要像“高卢的雄鸡”,担负起社会变革的思想先导之使命。就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学术自觉而言，它既不是对西方政治哲学的简单移植，也不是对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简单复制，更不是对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简单回归。从宏观维度来看，它必须体现当代中国在民族脉络与世界体系中的合理定位，回应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理想;就微观维度而言，它有赖于对当代中国政治实践的客观研判、理论发展的合理预期以及未来走向的理性谋划，指向“两个一百年”的价值目标。由此，深刻体认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的学术自觉，建立具有民族特色、时代特色、实践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思想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以唤起并维系人们对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合法性信仰，成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的当代使命。
二、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学术自觉的四重逻辑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学术自觉遵循内在的逻辑理路：以时代变革为逻辑前提、以场域转变为思想坐标、以范式演进为理论硬核、以方法论转换为通达路径。其中，时代变革诠释了时代精神的与时俱进，是有别于传统政治哲学研究模式的逻辑起点;场域转换阐明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与中国道路伟大实践的学理关系，是确立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主体地位的重要标志;范式演进展望了当代中国政治实践和价值愿景的新境界，探索了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的价值体系;方法论转换内含了实践路径的变迁，指明了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现实道路，成为人民群众改造世界的行动指南。四重逻辑呈现出的递进与超越，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学术自觉的重要标志。
一是时代变革逻辑：从“传统全球化”到“新型全球化”。从全球化转换的历史语境中考察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时代特性，在中国倡导的“新型全球化”的“置身性语境”中求索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存在样态，是追求学术自觉、实现与时俱进的重要路径。学界认为，全球化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一是殖民主义时期的全球化(15世纪末至20世纪中期),“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35页)资本主义生产的强制扩张伴随着全球化进程，打破了民族国家之间的壁垒，造就了“世界历史”“统一的世界体系”的到来。二是两极对峙时期的全球化(20世纪中期至20世纪90年代)。三是西方主导的“传统全球化”(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前10年):金融危机宣告了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的溃败，作为资本主义全球化领头羊的欧美发达经济体却高举“逆全球化”和“反全球化”大旗，深刻反映了传统全球化“中心-外围”发展模式的剥削和被剥削本质，折射出缺乏包容性的世界秩序无法延续的事实。当前，中国倡导的以“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第202页)为核心内涵的“新型全球化”正在形成。如果说全球化历史是一部“不同发展主体依次成为文明者或野蛮者、处于中心或走向边缘的历史”(参见陈忠，第8页),那么从不认同“国强必霸”的陈旧逻辑、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的新时代中国正在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中国倡导的以和平共处而非扩张争霸、人类优先而非某一国利益优先、开放共享而非封闭排他、命运与共而非零和博弈为核心理念的“新型全球化”既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人类解放理论的时代发展，也为人类探索更美好的政治制度和世界秩序贡献了中国智慧。概言之，马克思、恩格斯以人类工业文明为政治哲学的学术语境，洞悉了资本统治下传统全球化的社会矛盾症结，指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53页),因而共产主义就是由大工业造就的“世界历史”即新全球化的必然结局。新型全球化确立了人在世界历史中的主体地位，从而使得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超越资本逻辑走向人的全面发展、超越单边主义走向合作共赢、超越霸权政治走向命运与共，寻求解决人类的生存境遇和发展命运问题。
新旧全球化的转换成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话语体系建构的重要语境。现代人类的生存困境——政治霸权、金钱至上、全球分化、人性异化、生态危机等不断叩问着资本主义统治的合法性，提出了全球治理这一重大问题;同时，囿于民族国家的范围，以往政治哲学长期表现为国家哲学，在“虚假的共同体”中人们很少思考一个全新的问题：什么样的全球社会是好的全球社会？(参见沈湘平，第7页)在传统全球化时代，全球治理体系失灵和矛盾频发的情况下，中国向国际社会提出的基于各国人民共同利益和国际正义的建设性方案，既是新全球化时代发展潮流的必然选择，也是全球正义的内在逻辑使然，它从三重维度凸显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话语要义：一是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以实现人类文明前景为愿景，以完善全球治理体系为方向，以为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提供经验和路径为手段，助力于全球化发展方向的纠偏和全球问题的消解，从而展现出真实完备的世界历史意义。二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实现全球治理的必由之路。构建起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既积极借鉴人类制度文明的有益成果，又与本国的历史传统、国情与政治结构相适应，促进国家制度更加成熟和定型，有助于为人类制度文明作出更大贡献。三是立足于新全球化的自我定位。人类命运共同体从全人类“共同价值”(《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第522页)的构建出发，积极思考和追问公民、国家和世界发展的政治价值，以承认共在的方式推动人类命运与共，加强全球治理、推动全球治理体制更公正更合理，为重构全球正义、国际交往理性和世界精神奠定基础。可见，当代中国政治哲学在新旧全球化的语境转换中实现学术自觉，在全球正义的逻辑使然中展示学术自觉，在“中国方案”“全球治理”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创设和构建中体现中国智慧，以突破资本逻辑宰制下的世界格局，建构符合人类共同利益的国际新秩序，向世界人民展现平等、和平与公正的新全球化发展图式，彰显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中国特色。
二是场域转变逻辑：从“西方语境”到“中国语境”。场域转换说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具有极强的适应性，它寻求着与不同文化和传统融合的可能，思考着人类共同解放和发展的可能，追问着普遍规律与“共同善”映照下民族化与个性化的存在。然而，场域转换并非单纯的地理学概念，它是与资本、利益、权力、情感、再生产等复杂因素密切相关的系统。由于历史语境和文化传统不同，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在中国的出场必然有其难以避免的困难和疑虑：一是形成于西欧经济社会条件下的理论学说犹如一颗种子或幼苗，一旦种植或嫁接到有着较大差别的东方土壤，会不会水土不服、成长受阻;二是绵延数千年的中国传统文化，有着独特的风格和特征，具有强大的韧性与同化能力，马克思主义能否与它们融合相处;三是具有先进性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如何转变为人民群众的思想武器，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如果说出场意味着差异的呈现，那么在场则意味着追求和谐统一。内在的契合与融通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方兴未艾、秉持在场的根本缘由。“场域”同时来自于一个对现实反问的问题域：永恒的在场何以可能？这不仅涉及历史语境、时空话语的转换问题、融合问题，也关系到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范式创新的问题。
当代中国正在发生着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伟大变革，经济社会发展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理论创新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广阔天地和时代场域。中国道路的独特性呼唤着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中国特色，跳出西方中心的理论窠臼，用中国话语阐释中国道路、总结中国经验、思考中国问题，是其肩负的重要使命;同时，中国社会面临发展关键期、改革攻坚期和矛盾凸显期，也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提供了鲜活的样本和广阔的舞台。一方面，在具有内生性的中国场域中，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需要处理好传承与创新、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西方传统政治哲学都有其自身的话语系统与言说方式，但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又存在着一定的可通约性。后者对它们不能全接受，也不能断舍离，而应该在彻底批判中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术和话语理路。另一方面，基于场域转换，要自觉“以中国为中心、以中国为方法”1引领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发展，实现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与当代中国政治实践无缝对接，强化其出场的时代语境与中国语境，提高学术自主性和原创性能力。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理论形态转向“中国场域”,促使哲学走向时代、生活与实践，摆脱了政治哲学的无根状态和唯心史观的学术误区，使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以唯物史观为话语底板，续写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学术史，彰显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理论自觉，建构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理论体系。以此展现中国社会价值理性的分量和实践理性的深度，增强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学术生命力和感召力，是当代中国学界的重要使命。
三是范式演进逻辑：从“政治解放”到“国家治理”。近代欧洲政治哲学的理论主题就是以资产阶级政治革命为目标的政治解放。在政治解放的范畴内，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劳动与资本、宗教与政治逐渐趋于分离，政治自由与平等获得了弥足珍贵的胜利。然而，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裂使人成为二元存在，政治解放虽然摆脱了人对人的统治，但又陷入物对人的奴役之中。一方面，马克思接过近代自由主义的市民社会问题，在对其解剖中为共产主义构筑现实台基。市民社会中普遍利益与特殊利益、国家权力与个人权利、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整体价值与个体价值等人类历史轴心脉动的深层关怀和广角涵摄，赋予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超越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的现实可能性。另一方面，面对市民社会中人的异化问题，马克思主义出离市民社会的狭隘领地，自觉承担起通过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最终达到人类解放的历史重任，与近代以来以自由主义为代表的西方主流政治哲学相对照，开创了独具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理论传统。(参见李佃来，第42页)马克思将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提升到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高度，以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为旨归，找到了以政治经济学的视域来透视人类历史之谜的研究方式，从而将共产主义建立在科学性与价值性、历史性与规范性的双重自觉基础上。由此，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立脚点实现了从市民社会到人类社会的转换，从根本上解构了隐匿在自由主义政治哲学中的保守性与欺骗性，从而在人类解放的视域中实现人的自由、平等的真实性和充分性。正是这种根本性转变开创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崭新范式，它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置于人类解放的光明前景中，将哲学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为人类解放提供了理论和行动指南，照亮了人类解放的道路。
沿着马克思开辟的航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正在把人类解放事业推向前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是对马克思主义人类解放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其思想旨归就是为实现人类解放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和现实的制度保障。首先，在国家治理主体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体现着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作为历史主体的再次确认和创造性发展。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追求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不断增强广大人民群众的参与感、获得感和幸福感，这正在成为实实在在的理念和行动贯彻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全过程和各方面。其次，在国家治理体系上，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坚决破除一切顽瘴痼疾，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所阐明的现实解放路径的生动实践。我们必须科学研判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制定适合中国国情的新发展理念，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从而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条件。其三，在国家治理目标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以更宽广的视野、更长远的目标思考和把握未来发展方向，不断为实现人类解放贡献力量。中国以负责任大国的角色，积极解决人类社会面临的全球性问题，把全人类解放的共同事业作为最高价值追求，从而引领着人类解放的新境界。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要把人类解放事业当作一种动态的、超越性的过程加以审视，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获得更多的认同与支持，指导人们争取并建设一个值得生活其中的更加美好的社会和未来。
四是方法论转换逻辑：从“解释世界”到“改变世界”。西方哲学崇理性、尚思辨、重学理，在形而上的总体特征中构建出话语体系，开启了从柏拉图到黑格尔两千多年思辨哲学的发展历程;立足于“直观”“感性”和“经验”的旧唯物论哲学，伴随着思辨哲学的全部历程，而科学的唯物主义则被遮蔽于上述两种哲学世界观的阴影之下，并最终在唯物、辩证的视域中实现了科学实践观的超越。“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种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05-506页)科学唯物主义主张从实践出发，认为社会生活立足实践，在实践中破解世界的神秘性。为此，马克思恩格斯不满传统哲学脱离现实、解释世界的致思取向，认为青年黑格尔派“哲学家没有一个想到要提出关于德国哲学和德国现实之间的联系问题”。(同上，第516页)鉴于此，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将哲学与政治联袂，从科学的实践观出发，剥离出思辨哲学笼罩下的世界本质，为无产阶级和全人类解放事业指明了现实道路。在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视阈内，哲学不再是在沉思中直观不变的真理，而是在实践中直面现实的人类智慧;政治不再是神秘的理论和怪诞的行为，而是构成人类社会生活不可或缺的存在方式。“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02页)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以“解释世界”为工具，以“改变世界”为己任，以实现和维护人民利益和人的全面发展为旨归，为当代中国政治哲学学术自觉的实现指明了方向。
学术研究当以强烈的问题意识为导向。只有深刻把握当代中国发展进程中政治生活的本质，以正确的思想把握时代，以深刻的理论解释世界，以科学的实践改变世界，才能真正确立起与时代相契合的价值观念，使价值理性的崇高与美好引领人类不断走向政治文明，实现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所揭示的人类美好政治生活的应然状态。在政治哲学的研究中，沉湎于单纯的思辨范畴、崇尚于本本的理论诠释、陶醉于自说自话的学术表达、满足于亦步亦趋的话语依附，等等，这些研究态度必然会使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变成书斋呓语，成为远离实践的哲学独白。当代中国社会正处于急剧转型期，各种新矛盾、新问题层出不穷，新战略、新理论应运而生，对政治实践时代议题的研究，不在浪漫言说中，也不在故纸堆中，更不可能在国外的理论中寻找现成答案。建构具有“改变世界”功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就必须打破理论和实践之间的藩篱，积极面对我们所处的时代，研究中国问题和中国经验，以高度的学术自觉发扬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实践品格——自醒、自信与自觉，同步、同态、同构地助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理论创新。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者要自觉面向人类历史，探讨社会基本矛盾与人类社会发展大势;面向经济发展，探索对资本逻辑与权力逻辑的批判和超越;面向价值领域，研究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价值和民族情怀等等，以达到“改变世界”的目的。为此，一切有理想、有抱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工作者都应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独特功能改造社会和改变世界，不断开辟和引领人类文明的前进道路。
三、本土化与全球化交互中的中国政治哲学发展路向
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学术自觉既是一个自我克服又自我认识的过程，也是自觉亦觉他的过程，这意味着发展壮大中的当代中国政治哲学正逐渐摆脱对于西方学术的学徒状态(参见吴晓明，第1页),回归话语创生的文化之源，在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话语体系的建构中积累话语创新的力量，加快构建具有自主性、继承性、时代性、创新性和实践性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话语体系。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学术自觉内在地包含着“本土化、全球化”框架，立足“中国语境”和“世界视野”展现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自觉自信，是自我确证和文化认同的必由之路。在此基础上通达政治正义的中国境界，必将增加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理论深刻性和现实凝重感，使新时代中国特色政治文明健康发展。
其一，以中国问题为基点构建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只有根植于中国大地，将触角伸展到中国的政治文化、社会现实和发展问题中去，真正切近、契合和融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时，才能走向学术自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发生的深刻变革，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实践资源和深厚的思想养料。中国方案的理论阐释、中国道路的话语表达、全球治理的困境求解、治国理政的实践创新等，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话语体系建构奠定了重要基础。
同时，坚持问题导向、创建中国范式、掌握话语主动、打造学理根基，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学术自觉的养成发挥了重要作用。具体包括三个方面：一是要打破学术话语、政治教育和大众认知相对脱离的话语体系。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根本立场和政治正确的前提下，作为学术研究，需要话语严谨、思维缜密、逻辑规范;作为政治教育，需要凸显实践、诠释理论、精准滴灌;作为大众认知，需要立体多维、深入浅出、通俗易懂，以此破除三种话语体系的阻隔，使立足中国问题、彰显中国特色、饱含中国经验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飞入寻常百姓家”。二是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为武器，在政治实践中自觉架起理想和现实的桥梁。从政治社会的重大现实问题入手，以“重要范畴、标识性概念、重大学术理论命题及代表性观点论争”为切入点(参见王海锋，第27页),直面政治生活、评判政治实践、践行政治理想，在理想与现实的双重关照和同轴互补中展示政治发展的“应然性”,把握关系中国乃至人类命运的问题，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时代使命。三是克服缺乏问题意识和目标导向的研究缺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与西方发达国家迥异，出现了许多西方既有理论难以开解的谜题：改革开放40多年我国政治发展和治理体系的经验总结和时代反思;改革进入深水区社会矛盾的凸显和公平正义的实现;经济发展新常态及其与高质量发展的关系;社会思潮与非主流价值观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挑战;新时代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等核心价值观的中国内涵与科学践行;国际视野中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与“正确的义利观”辩证与诠释，以及国际社会的政治霸权、经济冲突、生态恶化、科技异化、恐怖主义等问题，在一定程度上赋予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使命与担当，指向着其真切笃实的问题意识和崇高的价值引领，并以此为导向为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作出中国的原创性贡献。
其二，正确看待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对西方政治哲学的借鉴和超越。学术自觉意味着在学理高度能正确分辨和审慎对待不同文化在历史发展和当代境遇中的异质性，既不一味效仿，也不盲目拒斥。不是以我之是，强人之是，以我之美，强人之美;而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这正是在比较研究中应秉持的学术自觉的基本境界。学术自觉是文化的自我觉醒、自我反省和自我创建，内在地包含着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价值判断必然带来价值选择，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建构应自觉根据人民的利益之所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立场，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提供价值遵循。因此，我们要在学术自觉的基础上牢牢把握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先进性本质，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保持对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理论上的清醒、政治上的坚定和行动上的自觉，对西方政治哲学主动进行自觉反思，为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话语体系和基于民族文化自觉的中华民族价值理想开辟新路。
同时，还要正确处理学术自觉和学术自信的关系。学术自信是主体对自身文化的认同、肯定和坚守，是学术自觉发展的必然结果。这是因为学术自觉表征着学术研究主体地位的确立与自我意识的觉醒，研究主体不再被动地从属于他者，而是以自身的实践境遇为逻辑基点，谋求自主发展、追求自我实现。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不是对西方政治哲学的照搬或修缮，而是对西方政治哲学的借鉴和超越。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学术自觉意味着同时破除文化上的自我迷恋和自我封闭状态，在持守中国立场的前提下以更加开放、更加自信的心态走向世界。另外还要善于吸收西方政治哲学的有益成果，深刻把握世界面临的时代课题、发展机遇和历史动向，为解决人类发展所面临的共同困境贡献中国智慧，提供中国方案。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解决好民族性问题，就有更强能力去解决世界性问题;把中国实践总结好，就有更强能力为解决世界性问题提供思路和办法”。(《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第340页)立足中国打造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的中国学派，在中西方政治哲学的交流交融、互学互鉴中共同推动人类政治文明的进步，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成熟的标志、实力的象征，也是学术自信的体现。
其三，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学术自觉的最高体现是政治正义的制度诉求和价值旨归。政治正义昭示着制度安排的深层本质，从根本上统摄着自由、平等和民主等具体政治哲学理念的价值走向，因而是政治哲学的最高价值范畴。基于学术自觉，激发学术自信，出离并超越欧美政治正义话语霸权的学术底气在于唯物史观的话语创构。聚焦于唯物史观科学方法论视角下的政治正义，实现了批判逻辑与建构逻辑、政治理性与政治道德、社会进步与人类解放、阶级属性与科学方法、政治理想与政治现实的内在统一(参见王岩、陈绍辉，第5页),这是基于当代中国政治正义学术自觉与自信的理论前提，为以政治正义为旨归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话语建构奠定了学理基础。
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和平崛起的新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自洽性、改革开放道路的理论探索和实践经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中国共产党人直面问题的政治担当和爱党爱国的政治情怀，正在以其强大的生命力和优越性向世界展示着政治正义的中国境界，增进了人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制度的理解与认同，回应着国际社会的关切与期待。无论是政治正义的理论研究还是实践探索，无疑都需要凝练和塑造当代中国政治正义的学术话语体系。恩格斯曾经深刻地指出：“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32页)如果没有基础理论的真正创新，当代中国政治正义研究就难以取得实质性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学术自觉也就无从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是话语创新的源泉，“人类命运共同体”“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以人民为中心”等，充分展现着当代中国政治主体的理想信念，体现出当代中国在世界政治文明构建过程中的独特魅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正义话语体系的构建要立足中国实际，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的道路优势、制度优势、理论优势和文化优势切实转化为话语优势，进而为解决当前人类社会所面临的普遍性问题贡献中国智慧。
总之，要从我们所处的时代深描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学术图景，提炼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标识性概念和核心范畴，开创出具有本土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话语体系，用一套综合、完整、系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话语体系来表述中国理念、中国立场、中国经验，更好地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凝聚中国力量，从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必要支持。同时，勾勒人类文明新形态，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增强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国际影响力和传播力，提升引领人类文明前行的能力，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所肩负的时代重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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