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元朝是蒙古族人建立的，蒙古族以游牧为主，与唐宋等朝代不同，元朝文化接受主体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元朝统治者喜好俗文学和俗文化，元朝之前，雅学文化占据主导地位，自元代开始，戏剧、小说、散曲等纷纷登上历史舞台，大大改变了我国的文化之风，雅俗互变。此外，深受“华夷一体”文化的影响，元代涌现了一大批以“艳”为主体的文学创作，充分表现了“真情俗趣”。

　　关键词华夷一体;元代文学;戏曲;杂剧

　　一、元代统治者倡导

　　“俗文学”和“俗文化”元代，蒙古游牧民族入主中原，统治者倡导“俗文学”和“俗文化”，为其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5］在《马可波罗行记》一书中说道，忽必烈每次宴请贵族、朝廷大臣时，宴席结束后都会请各类文化娱乐表演团体进入宴请会场，有的演绎喜剧、乐器，也有的演绎翻跟头、杂技及魔术，为众人娱乐，待表演结束后，贵族和大臣方可离场。“俗文学”和“俗文化”在元代得到快速发展的根本原因是此类文学更容易迎合蒙古族统治者的审美观，符合统治者的文化层次。散曲这一文学形式在元代也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元武宗和妃嫔在中秋夜宴时请宫女演奏《贺新凉》等曲目，还一起观赏杂耍等时尚文化。

　　二、元代民族作曲家大胆演绎真情俗趣

　　元朝以前，中国社会崇尚儒学文化，儒学思想主张以道治欲，禁男女之大妨。中国汉代文学中，“性”是一个被禁止、压抑和遗忘的话题，不可越矩。唐宋时期诗词歌赋层出不穷，但描述“性”的诗词极为少见，少数涉及“艳”的诗词也是极为委婉地表达男女之情，且不被世人认可。但“性”对于游牧的蒙古族人来说有很大的不同，游牧民族在价值观、爱情观和道德观上与儒家思想相差甚远，他们崇尚自由奔放，不受世俗限制，甚至在婚姻选择上也不理世俗之见，除了少数男女因家族利益而结合。在散曲《红绣鞋》中唱到:“挨着靠着云窗同坐，围着抱着月枕双歌，听者数着愁着怕着早四更过……”这一散曲中的男女不再是孤男寡女，而是彼此依偎通过挨着靠着、围着抱着、听者数着及愁着怕着等亲密言语来表达甜蜜的二人世界。同样，在徐再思的《沉醉东风》散曲中也写道:“一自多才间阔，几时盼得成合。”这一描述与唐宋时期相思诗词“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一寸相思一寸灰”等相比大胆许多，女子不再是沉默寡言，而是大胆歌唱、大胆相思。著名文学作家郑骞老先生曾经说过:“纤跳反应出了奢华淫靡的风气。”纵观中国文学史，哪个朝代都有书写男女之情的文学著作，有的写得隐晦，有的写得过于大胆，反而失去了原有的美感。如在少部分《元曲》中，男女之情常常过于大胆，导致人们对于元曲的认识出现偏差。过于暴露是元曲的缺点，但真情、大胆流露世俗情感也是元曲“真性情”的表现方式，因此，可以说元代文学特征之一是“真情俗趣”。

　　三、元代散曲、杂剧大胆表现真情俗趣

　　元代最著名的两大文学主体是散曲、杂剧，散曲在整体上不避讳世俗理念，大胆表达自己的婚姻恋爱观念，杂剧同样也是如此。元代有许多婚恋题材的杂剧，包括《鸳鸯宴》《风月海棠亭》及《两团圆》等，也有女真族人创作的《秋胡戏妻》《歹斗娘子劝丈夫》等，还包括西域族文学已经失传的作品《浪子回头赏黄花》等，都涉及风月场所、风情调笑等内容。元代婚恋文学作品在某种程度上深受蒙古族人游牧、自由的生活习惯所影响，查老先生曾经说过:“元代人的文学活动均以自由自在为主，是在自然状态下发展起来的。”元代这一松弛的文学环境也是该朝代无“文字狱”事件发生的主要原因。明代文学家李东阳曾表达过这样的观点:“宋诗深，元诗浅。”元诗虽浅，但更大程度上表现出了率真，“真情俗趣”贯穿了整个元代文学主体，其精神风貌、审美追求也是元代文学的主要特征。此外，元代少数民族的文学家并不是完全异于汉族文学，许多文学志士在创作过程中彼此模仿、彼此关联，在历史中常出现“多族世人圈”，各个民族的文化学者之间频繁互动、以文会友，相互感染。元代文学家以“民族文化差异交融”为依据，和汉代文学相互融合、相互渗透，值得后人深入研究。

　　参考文献

　　［1］刘嘉伟．华夷一体与元代文学的真情俗趣［J］．北方论丛，2015，(4):19－23．

　　［2］查洪德．“华夷一体”:元代文坛特征［J］．民族文学研究，2017，(4):5－29．

　　［3］刘嘉伟．华夷一体与元代叙事诗的新变［J］．兰州学刊，2016，(4):26－31．

　　作者单位：咸阳师范学院文学与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