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小离家老大回，这种近乡情怯、悲欣交集的心境，五味杂陈，一言难尽。明知一成不变不可能，也无法阻止，心里却迫切想寻找儿时记忆的影子。中年后，再度回到孩童时生长过的村庄，走在盛夏乡村弯曲的小路上，恍若走进梵高的画里，走进那枚儿童涂鸦状金黄色、炽热无比的太阳和烈日炙烤的令人眩晕的天地间。天空中，没有一丝云遮挡的毒日头，刺得人睁不开眼，陌生和寂静的空间里夹杂着莫名的躁动和荒芜。成片的玉米和果树的叶子被烤得卷起或耷拉着，小路两侧的老槐树上，看不见一只蝉，蝉声却盈盈灌耳，从头顶直压下来，每一片叶子都仿佛在卖力地鸣叫着。

　　烈日下滋滋生长的不仅是植物，还有寄生其上的虫子和病菌。偶尔会从树上掉下一只比拇指还粗、斑纹丑陋的胖虫子，让人厌恶得连弄死或踢开它的心思都没有。但是，这倒是小时候遇到过的事，有那么多弄不明白，甚至闻所未闻的事，空气一样存在着，没有人去在意，也没人去思考。四处无人，寂静，连空气都热得发抖的酷热。

　　小路边的果园里，埋在地里的大储粮缸，不是用来储水的“水窖”，而是用来勾兑农药的容器。蔬菜大棚里，散落一地花花绿绿的药品袋子，里面装的农药量很少，袋子却做得如又薄又大的南瓜叶子。农药必须轮番上阵，一遍遍打，日头越毒，越是打药的最佳时机，药效会发挥得更好。农民是最辛苦、最无奈的，他们面对的现实是，不打药就种不出一棵蔬菜，收不到一粒果实。没有收获，没有维持生计的钱，谁还去种地？曾有人做过实验，大棚里种的黄瓜，只要五天不打药，叶子一定会生病死个精光，眼瞅着虫子吃的速度都没这么快。冰冷的现实告诉人们，这是个种地离不开农药的时代。

　　村边那一大片玉米地，在烈日下肃穆无声。一眼望去，绿色中竖起一个溜圆似人头大小的东西，诡异且丑陋无比。近看，竟是没用一根稻草做的“稻草人”。农人就地取材，用树棍绑个十字架，中间插上村边模具厂丢弃的橡胶人头模型，棍子两边套上一件旧衣服。讽刺的是，按实际比率做的人肉颜色，光秃、五官逼真，且酷似真人的稻草人，脸上和衣服上，泄满鸟粪。鸟儿们最初一定被吓得不轻，后来就见怪不怪，把“怪人”当做歇息和方便落脚的地方。这不禁让人又想起梵高那幅油画《麦田乌鸦》，在阴暗被挤压的狭窄天空中，那些张狂无比、高低起伏，盘旋在麦田上的乌鸦，无视着人类的存在，幽灵一般，径自演绎着它们自己神秘的舞蹈，似发出魔幻般的欢叫。

　　每天，生活在梵高画笔中，在那枚沉重、金黄色烈日普照下的村庄，人们逐渐麻木，昏沉沉地劳作着，脸上是凝固的表情，厌烦地做着疲惫不堪的事，像活着的行尸走肉。一切正常，都变得不正常；不正常，却逐渐成了常态。儿时村庄的印象，也逐渐被撕扯得难以拼接，变得越来越模糊。近千年笃守的贴春联习俗也衰落得陋俗不堪，洋教义在村子里迅速普及并被本土化。人们把祥和喜庆的大红“福”字换成“爱”字，内容也改成不伦不类的洋教文。“福”字可以倒着贴的，“爱”，若是倒过来，算个什么东西！

　　有一天，村里一个老妇人上吊死了，是自杀，活够了。人老气衰、腰腿不灵活，用旧布腰带挂在窗框上，坐在炕上吊死的。可悲的是，村里人对老妇人的死一点也不震惊，令他们头疼不已的是，无论派辈分儿多高、血缘关系多近的亲戚，都无法说服她信仰洋教义的儿子穿孝服送葬。最终儿子做出最大让步，勉强同意在腰间缠一条白布，等拉着老妇人的灵车一走到村口，就解下，扔了。即便如此，村里人还是欣慰地认为打了个平局，总算松了口儿气，没人再对老妇人的死因感兴趣。更悲惨的事实是，老人因睡眠少，晚上常去找村里老姐们儿聊天，回家晚，被儿媳妇关在门外。打门也没人应，只好自己取下黑漆木门下面的门槛，爬进去。在儿时的记忆里，这种黑色门槛很高，小孩子根本不能像大人那样一步跨过，都是用两手扶着，一只脚迈过去，再迈另一只脚。门槛是白天取下来，放鸡、猫、狗出去，晚上关门栓时再挡住。就是鲁迅笔下的祥林嫂“捐门槛”的那种东西。老妇人伏地爬回家时，也一定是想到了那些鸡、猫、狗的，才觉得生无可恋吧。农村有“留守儿童”、“留守女人”，却少有“留守老人”一说。农村的老人，就像被榨干油的花生糟粕，已不能给家里创造任何财富，没有经济地位，享受的福利微乎其微，必须依靠家庭成员的资助生活，老人们的话语权自然就大打折扣。传统伦理道德规范的力量逐渐淡化，早已无力挽留“留守老人”的那一点点尊严，不被明着嫌弃就算幸运了。

　　儿时的记忆中，横穿过村子还有一条小河，河里不仅有小的鱼虾，还有河蚌、河蛤、河蟹呢。小时候没记得吃过馒头之类的食物，唯一记得的美味是河蛤肉包的饺子。那时也没什么玩具，除了用破鞋子装泥沙，拉着在田间乱跑；另一件趣事就是冬天，河水结冰时，用树枝捞起一块薄冰，用手指的温度融化一个小孔儿，挂在矮树枝上，撒一把泥土，看着薄冰夹杂着泥土逐渐消融。如今，小河成了一道深沟，两侧倒满了生活垃圾。原因不言而喻，村子周边建起几个厂子之后，河水就开始变黑、变臭，最终干涸，理所当然地成了垃圾场。人们之间的交流也像失去生机的小河，莫说隔代的代沟，即使同辈之间，除了几句无聊的应酬，也各成一统。年轻人普遍厌恶传统的“走亲戚”来往方式，缺失了仪式感，更多的就是相互的无视和冷漠。与比我大两岁，小时候背着我到处跑的小表哥吃饭时，他目光呆滞又用力地说，人不是猴子变的，是星期五这天被创造出来的。接着他又说，一家三口都信这个了。不知他经历了些什么，或许他的生活空间有了更多的选择自由，或许是父辈的忍耐和麻木，到他这一代已被岁月消耗殆尽。他的话，让我连叙旧的欲望都没有，只觉得小时候那个天真无邪的印象，已经破碎。亲戚家的嫂子，本是村子里同龄人中念书最好的，联中毕业后，被安排在村小学教书，不用务农种地，这本是很荣耀和令人羡慕的事。可惜好景不长，不到两年就被村书记刚过门的儿媳妇取代了。她只好嫁人、务农，念书时没学过农活，除了会生孩子外，被指责为“全村最懒的老婆儿”，连孩子的衣服一年也洗不过几次。家里炕头一角塌了个坑儿，她也只在炕席下胡乱塞点旧衣物了事。农活干得不好，却爱写点小文字，写完贴在破炕的墙上看。亲戚们都嫌弃地说，半疯半彪的，是老师的差事被人家顶了，气出的毛病。一次没人时，她伸着头低声问我：你说，信耶稣好不好？好几个人拉我呢，信这个人家不管。我被问得有点发懵，搪塞说：这个，没法说好不好，你觉得能给自己带来些好处，就可以吧。本来还想说，别走火入魔，又觉得有失敬畏感。她还是困惑地说，她们说信了不生病，也不胡思乱想，对家里人也好，就是不知好不好？接下来的是，缄默不言。其实，整个村子人都懒得搭理她，也没人同情，大家都觉得她做牺牲品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痛，自己忍；苦，自己尝。她的精神像被一种比黑夜更残忍的黑暗撕扯得七零八碎。这时候，任何信仰都会化作拯救她灵魂的一道光，信什么，不信什么，有何区别呢？那个多少次魂牵梦绕、充满期盼和幻想的小村庄，忽然让我陌生和恐惧起来。

　　托马斯·潘恩说，一个人如果极力宣扬他自己都不信的东西，那他就是做好了干任何坏事的准备。每当有人，一面“深明大义”地高谈阔论“乡情”或保护“乡村文化”，另一方面，又要求别人“耐得住寂寞，守住清贫”，却忘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句话，也忘了自己是从农村出逃的逃兵，是背井离乡而改变自己命运并获得一定财富的人。回来炫耀自己的话语权，本身就很残忍。若能平等思考、平心而论，就不忍对那些没自主经济能力被生活压弯腰的农村人有任何要求或期望。农村老人们的身心已经被岁月折磨得憔悴不堪，老年甚至还要为多活一天，自我降低人格尊严，连想要放松休闲的权利都少得可怜。同样，也不该数落留在村庄的年轻人，他们也想有快乐的职业、有轻松获得财富的机会，谁也不愿终日做肉体上疲劳、精神上空虚又挣不到钱的事。除非想办法改变留守在农村里人的生存状况和命运，除非自己有决心回到故乡，尽一己之力做点事情，否则就是空谈，是真正的道德绑架。对农村各年龄段群体，建立相应的基本生活保障体系，使之固定的可支配收入，就像城里人的退休金一样牢靠。使其心安，并在一种劳有所得、老有所依的环境中，真正有尊严地生产、劳作和生活。他们才是传统农耕文明的主体、继承者和守护神，是最有资格守护我们每个人内心中最初的那个“故乡情节和精神家园”的人。海德格尔说，诗人的唯一使命就是重返故乡。其实，何止是诗人？每个人的心历路程都要回归于此，叶落归根，只是形式各异而已。有的人忘不了故乡那座小桥，有的人难舍孩童时呵护自己的眼神，有的人一辈子都在做回归的梦。一些厌倦城市生活的人，忽然向往起曾经在故乡的田园时光，或买或租一块地，雇人打理，收获季节，携亲带友感受农家收获的乐趣。这顶多是一种贪婪的享受，算不上心灵家园的回归，也算不上为家乡做实事。

　　在梵高的画作中，唯一令人欢愉的一幅画是《收获的景色》。画中的天空是温馨柔和的豆青色，依旧是金黄色或泛青晚熟的麦田，农人各司其职，不紧不慢地地收割自己的劳动果实。整个画面出奇的安静，观之欣然，给人难得的内心满足和愉悦。这幅画时常让我恍惚有似曾相识的温馨感，记忆里的村庄，曾无数次安抚着我那颗四处游荡的心，现在不知它是在梦里，还是在浅吟低唱的诗里。

　　持家耕读护青苗，欢喜劳辛一担挑；

　　微雨窗前飞紫燕，暖风树下卧花猫。

　　仲秋金桂悬溪月，七夕银河筑鹊桥；

　　萦梦还乡情更怯，甘棠古井水盈瓢。

　　继续徜徉在似曾相识又陌生的乡村小路上，走在烈日下，村里新建的水泥小路上，两旁新栽的小树，还未成荫凉，像没发育好的童子军。多年后，不重拆、重建的话，小树会茁长成大树，这些树也会给现在的孩子们留下自己的独特记忆。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记忆，但是，那道刻在心里的“弯弯的月亮、弯弯的小桥”般的乡情是相通的。儿时记忆，可忆不可追，它隐身于梵高那幅温情、明朗的油画里。偶尔，也会伴着记忆中的小河，静静流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