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博科夫喜欢捕捉蝴蝶。对于他来说，“那只昆虫不是‘某种虫’，而是一只亚卡飞蛾”。鳞翅目昆虫学要求对特殊保持敏锐，纳博科夫对这门科学的热爱，让他厌恶一般化和概括。世界是多样的，个体是具象的，生活更多是偶然，因此，当他作为文学家之时，他认为，发现文学的美，同样应当着力于捕捉特殊性所带来的愉悦。

　　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提笔之初，纳博科夫就形成了独特的风格，形成了他后来在1964年接受采访时所说的：“我的写作只取决于唯一的读者——我的自我”。在接下来的很长一段时间，在通往《洛丽塔》的漫长道路上，纳博科夫尽情展现随心所欲的创造快感。

　　这种文学观造就他的风格，这种风格又强化了他的文学观。这与纳博科夫从小接受的教育有关。纳博科夫出身于旧俄贵族家庭，父亲是有名的政治家，博闻强记，母亲爱好象征主义诗作，他从小就接受良好的教育和文学熏陶。大革命的风潮袭击了他世外桃源的生活，全家流亡异国，父亲被刺身亡。所以纳博科夫对政治很厌恶，不喜欢讨论文学作品中的政治色彩和时代背景，强调要为文学而文学，为艺术而艺术。这种思想在他这三部讲稿：《文学讲稿》《俄罗斯文学讲稿》与《〈堂吉诃德〉讲稿》，体现得非常典型。

　　1940年，纳博科夫移居美国，在韦尔斯利、斯坦福、康奈尔和哈佛大学执教，这些文字是纳博科夫为了讲课而准备的笔记，因此与他精益求精的小说相比，它们显得有些散漫，然而与小说创作观保持了一致。

　　纳博科夫强调，他切入文学的唯一视角就是他对文学的兴趣，也就是说，从艺术的永恒性和个人天才的角度来看。因此，他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相当平庸，理由就在于他在陀氏作品里体味的陈腐的说教与“被美化的陈词滥调”。他认为《堂吉诃德》属于很早、很原始的小说类型，整体结构和情节都是粗糙的，它的文学地位是被强化的、不断叠加演绎的结果。用这么厚的讲稿透析不喜欢的作家和作品，不禁让人感叹：技术流的“黑粉”是真爱啊。

　　纳博科夫对托尔斯泰的赞美，隐现他对昔日的眷念，因为托尔斯泰与他父亲相熟，这位白胡子小个儿老头是他幼年幸福时光里的一个影像。当然，他对他的欣赏更多还是在于文学观的默契。纳博科夫说，托尔斯泰“永远执着于没有时间限制的属于全人类的重要问题”。在1969年的《时尚》访谈中，纳博科夫说道：“一个傻瓜也能明白托尔斯泰有关通奸的态度，但要欣赏托尔斯泰的艺术，好的读者就需要想象，如一百年前莫斯科—彼得堡卧铺车厢的格局。”在纳博科夫的教学生涯里，他努力给学生提供有关细节以及细节之间联系的确切信息，以及感性的火花。没有感性的火花，一部作品就没有生命。

　　纳博科夫主张回归文学的本真范畴，进而通过微妙的推论，领悟经典作家的天才所在。“风格是一个作者的习惯，是将这个作者区别于其他任何作者的特殊手法。”他既是现代主义者，也是文学传统的坚守者：简·奥斯汀、狄更斯、福楼拜、斯蒂文森、普鲁斯特、卡夫卡、乔伊斯……创造性的体验告诉他们在特定时刻应该让他们的人物怎样行动，告诉他们在某个特定的场域和时间应当呈现什么样的景象，如同普鲁斯特笔下玛德琳蛋糕散发的芬芳，或者奥斯汀的《曼斯菲尔德庄园》所浮现的落叶松林的视觉效果，或者狄更斯语言里那些修辞或非修辞手法、头韵或半头韵所引起的隐喻、意象与文字象征。

　　纳博科夫热爱细节之美，在他眼里，一部好的文学作品，必须具备蝶翼一样精微极致的描摹。这种观点难免偏颇，追究《变形记》里的那只昆虫属于什么纲目，是否有必要呢？瑕不掩瑜。纳博科夫给我们以承诺：世界充满了细节，大量的组合、游戏与和谐，我们可以与之建立关联——通过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