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不久于西安举办的丝绸之路电影节上,编剧芦苇现身电影《柳青》的开机发布会上。他将担任这部作品的剧本指导。
芦苇这个名字,喜欢电影的人应该很熟悉。1990年代,他参与编剧的《霸王别姬》和《活着》都是写入中国电影史的经典作品。之后,他参与编剧的电影还有《图雅的婚事》、《狼图腾》等口碑不错的作品。
此次参与人物传记电影《柳青》的创作,芦苇表示,这和他少年时的成长经历有关。15岁时,他阅读了陕西作家柳青的小说《创业史》,深深为之感动。如今说起这部作品,他依然对其中每一个人物如数家珍。但他对这部作品的评价依然客观,他认为,柳青在人物塑造上,有成功有失败,但这部《创业史》最珍贵之处,是还原了乡土生活。
编剧芦苇
说起来,当代文学重要的现实主义作品许多都诞生在陕西,如《平凡的世界》、《白鹿原》、《秦腔》、《创业史》,这些作品的共同点之一,是都立足于乡土生活,着力于乡土表达。而第五代导演的电影创作初期也多基于乡土文学,其中不少作品成为了影史经典。
然而这一乡土表达传统,在芦苇看来,已经遗失了。他指出制片环境的变化,和电影从业者素质的下降,让中国电影创作越发唯票房论。他认为第五代导演们于2000年前后纷纷转型商业片创作,是因为“他们已经不再有文化品质的追求了,他们追求的是票房利润”。对于陈凯歌《妖猫传》,张艺谋《影》等新作,芦苇点评,两部电影都存在“他们一如既往的问题”,“故事讲得不行”。
在芦苇看来,乡土表达在如今电影创作中的缺失,会使我们现在的年轻人丧失对乡土的情感和联系。“城市孩子不知道乡土是什么,不知道父辈祖辈的生活是什么样,不知道他们的文化基因在哪里。”
芦苇在《柳青》的发布会上表示,这部电影的创作,一定是旨在还原一个“真实的人”。他指出,现在的中国电影创作,缺乏对社会现实的真实表现。但他也承认,像《烈日灼心》《暴雪将至》等电影依然在坚持现实表达。“在现在商业化,媚俗化的大环境下,他们的坚持格外可贵。”
曾提到,现在的中国电影缺乏对社会现实的真实表现与还原,而电影《柳青》这部作品可能天生具备比较强的政治意味,那创作中,要如何克制这一点,并做到真实表现呢?
芦苇:在柳青的《创业史》里,我认为最珍贵的是他把乡土的生活还原了。当然他塑造的人物里,有成功的有不成功的,他塑造的成功的,是比如说梁三老汉,比如说郭振山,这些配角人物他写得栩栩如生。非常可惜,他写得最薄弱的,是主人公梁生宝。所以说这部作品虽然优秀但难成经典。问题就在这里。
我个人是希望这部作品(电影《柳青》)能还原一个真实的东西,柳青并非“圣人”,而是“活人”,希望能拍出“活人”的真实面貌,他的身上有优点、有缺点,有时代局限性,也有超越性。
澎湃新闻:说起当年,我们很多经典电影作品《黄土地》、《红高粱》、《活着》都不缺乏乡土表达,但近年来,这样的作品越来越少,你觉得现在电影中乡土表达缺失的原因是什么?
芦苇:第一个是因为制片环境的变化,现在电影的制片环境,已经把它最积极最有生命力的因素破坏掉了,这是社会大环境问题。第二个,因为这个环境恶化,导致中国电影从业者素质恶化,其实这和第一个是互为因果的。我们现在的电影,除了娱乐,它的文化传承,文化表达作用都消失了。
澎湃新闻:你觉得造成这种环境的原因是?
芦苇:我们电影管理机制的不合理和现在的唯票房论,都只把电影作为商业。我们很多导演转向商业片创作,作品里的乡土表达消失了,就是他们已经不再有文化品质的追求了,他们追求的是票房利润。
澎湃新闻:你觉得对于年轻创作者和观众来说,电影中乡土表达缺失带来的影响是什么?
芦苇:使我们当下的年轻人丧失了对乡土的情感,和乡土生活的联系。城市孩子不知道乡土是什么,不知道父辈祖辈的生活是什么样,不知道他们的文化基因在哪里。
澎湃新闻:在你看来,电影创作者文学素养的缺失,是不是当下比较严重的问题?尤其在年轻电影人身上,是否会表现得更为明显?
芦苇:我们现在的电影人已经不再是艺术家了,都是商人了,这是根本问题。他们的思维方式,他们的情感方式,他们的情感内容,已经变得商业化,已经缺乏艺术追求了。
澎湃新闻:其实现在有些年轻电影人,喜欢做所谓的表现农村、表现偏远山区的题材,但作品呈现出来的乡村,缺乏真实感和生活经验,有影评人批评,有的类似作品是为了投西方社会所好,为了在国际上得奖。你怎么看?
芦苇:有这个因素,这也是很真实的一个情况。很多人把我乡土表达,作为一种猎奇,作为一种所谓的个性,他们这个心理不是很正常,他们的表达,也不见得客观准确。他们有的时候是在利用这个题材。
澎湃新闻:随着新农村建设,如今的乡土环境其实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农村景象,以及农民的心理状态和生活状态也随之变化。你觉得新农村能否孕育出一种新的乡土表达?
芦苇:当然,社会的进步,使中国的乡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里面有失也有得,但我们失去了什么,得到了什么,改变了什么,毁灭的是什么,有待于关注,研究,梳理,把这个搞清楚,才能谈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