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三大体系”，是新时代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崇高使命，也是我国学术出版指明的方向。学术出版与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建设之间互为依托和支撑：学术研究、学科发展是学术出版的根和魂，没有学术研究与学科发展，学术出版无从谈起；学术出版又具有一定的知识整合、学术规范与思想传播的功能，能够启迪学术创新，促进知识普及和思想解放，促进人才培养和国际交流，对于构建话语体系具有重要意义，并以此反哺推动学科体系与学术体系建设。“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中国古典名著译注丛书”等是学术出版助推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的典范，文物出版社推出的“二十世纪中国考古发现与研究丛书”“考古新视野丛书”等，也是其中的佼佼者。

　　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文物事业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努力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增强中国考古学在国际考古学界的影响力、话语权”，“更好认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坚定文化自信”。这一指示明确新时代文物考古事业的重点任务和发展方向。2021年年底，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十四五”文物保护和科技创新规划》，要求“全面加强文物保护研究利用，全面深化对中华文明的认知，全面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全面推进文物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是第一次以国家级专项规划的形式明确了向文物保护利用强国跨越性发展的时间表和路线图，这些同时也为文物出版工作提出了新的时代课题和使命。

　　学术出版既要立足于精品出版、做好学术成果的传播者与摆渡人，又必须回应国家重大关切。文物出版社建社以来，始终牢记服务党和国家文物工作大局的初心使命，紧紧围绕文物事业发展提供文化服务，研究和追踪文物事业发展的内涵和趋势，系统地出版了大量文化产品，为抢救保护传承祖国文化遗产，推动学术研究繁荣进步，促进文物事业科学发展提供了高质量、高水平的支持。文物出版社坚持以考古发掘报告、石窟寺与古建筑、出土文献整理为出版主业，文物出版社的图书以其资料翔实、内容原创和编排科学，图版高质量，编校严谨规范，享誉业界，部分编辑体例甚至成为业界范式，进而形成了“高、新、精”的出版特色。新中国成立以来，海内外瞩目的重大考古成果层出不穷，我社出版了许多极为重要的考古报告，如白沙宋墓、长沙马王堆汉墓、敦煌莫高窟、秦始皇陵兵马俑坑、集安高句丽王陵、河姆渡遗址、牛河梁遗址、良渚遗址、二里头遗址、长城调查系列报告、出土简牍系列等800多种，全面展示了新中国文物考古的发展历程和辉煌成就，对积累与整理文物考古资料，推动文物考古事业发展，促进中国物质文明史、自然科学史、美术史、历史学、古文字学以及许多其他学科研究，均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随着考古研究不断深入，我社还出版了一系列具有国际学术水平的研究论著。作者都是国内一流的专家学者，无论是学术研究的深度和广度还是新资料的梳理与使用，都代表着各自学科发展的最高研究水平，有的甚至是填补研究课题上的空白。如，《中国石窟寺研究》《中国古舆服论丛》《唐宋时期的雕版印刷》《东周与秦代文明》《中国建筑艺术史》《中国丝绸艺术史》《中国北方草原古代金银器》《古代人牲人殉通论》《汉唐西域与中国文明》《中国考古学：九十年代的思考》《胡汉之间——丝绸之路与西北历史考古》《仰韶文化研究》《中华文明的始原》《汉唐宋元考古?中国考古学》《中国新石器时代——迈向早期国家之路》《中华文明的始原》《仰观集：古文物的欣赏与鉴别》《走进五帝时代》《史前中国的艺术浪潮》等。

　　当今世界，信息技术革命日新月异，网络和数字技术裂变式发展，带来了媒体格局的深刻变革，重新定义了人们获取信息包括获取知识、提升能力的方式。传统出版面临着全方位、深层次、颠覆性的冲击，从思想理念到内容生产、推广传播都在经受着严峻挑战，学术出版也面临着产业生态的全新转型。如何因势而变，实现新旧出版的融合，将传统学术出版的内容资源优势延伸到数字出版领域，是学术出版必须要解决的问题。我想要从三个方面着力，一是坚持学术立社，与学界携手同行，做好内容建设，以可信赖的高质量编辑、提供快速便捷的资料信息服务作为汇聚优质出版资源的基石；二是以用户为中心，既要思考出版什么、学术研究亟需什么，还要思考什么途径获取资料信息更为便捷丰富，为此我社搭建了数字产品矩阵，建立文物考古知识服务平台，不断丰富各类知识资源库，积极参与学术共同体建设；三是注重对技术的投入，依托先进技术和渠道，把学术研究成果、原创性内容带给学界、带给读者，在积极传播的同时实现交流与转化，助力学术研究和创新。

　　（作者系文物出版社社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