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种意义上说，木斋先生代表着经历文革磨难，沐浴改革开放春风脱颖而出的新一代学人的奋斗人生。其1983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以来，求学探索的步伐一直没有放慢，四十年间探索的成果之多，引发学界关注之大，涉及学问视阈之广，皆可谓学术界的“劳动模范”，褒议好评，屡见报刊学人笔端。

　　其人其学其人生，借用孔子论诗“一言以蔽之”的表述，那就是坚持“做自己的太阳”！这是木斋先生的原话，是他回顾数十年学术研究历程后的真率表白。愚以为这是木斋先生发自内心的一句真言，也是表现其人生性格一句大实话，更是透露其学术研究路径方式的通关密语，而解读其新作《极简中国文学史》，亦当如是观，以下举数端而略论之。

　　诸界沟通，推陈出新

　　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自清末以来已逐渐突破文字训诂、篇章编释及考据索隐的传统套路，引入西方的学科分类法，逐步深化文史哲研究之间的交汇融通。木斋先生在这方面可谓领悟颇深，起手较早，其对中国文学的研究沟通了历史、思想史、社会史、文学发展史的诸多领域，在诸界沟通交汇的基础上，针对重点阶段的关键节点进行细致深刻的反省探索，因而得到更为广阔的学术研究视野，进而能够破旧立新，创获新的见解论述。

　　比如本书中对“古诗十九首”的探索论证过程就凸显这一鲜明特点，众所周知，“古诗十九首”为东汉末年无名文人所作的说法很早就出现，但毕竟缺乏确切证据，因而千百年来一直显得扑朔迷离，难以定谳。但木斋的这一研究，诚如台湾中山大学李江淇博士所述：“木斋先生对古诗的研究和宇文所安对中国早期古典诗歌的看法，竟不约而同地打破中国文学史从民国以来的认定，他们试图让文本回到当时社会文化发展背景中，进行重新解读与解构，举证历历的梳理与分析，得出一个殊途同归的结论：汉魏五言诗的成熟不在东汉。”

　　对中国文学史上类似起源和发生的迷案，木斋先生饶有兴趣，费时攻坚，深研精辨，借助多学科多维度整合的研究思路，通过对原始文献材料的细密爬梳，叠加对照，提供出崭新的见解而震动学界。

　　对“古诗十九首”的缘起辨析如此，对《老子》的产生时间辨析如此，对《红楼梦》原型及作家辨析亦如此，上述章节的精妙阐述，皆构成这本《极简中国文学史》凸显创新价值的华彩乐章。

　　细绎史料，重视原典

　　木斋先生对中国文学史的创新性研究，给人印象最深的是引用大量的历史资料，通过多层面原典文献的内在自证，进而推衍出创新的结论。绎字本义指抽丝，引申为连续不断地推寻、思索、探究。细绎史料，多用原典自证，成为木斋先生经常使用，并达到得心应手境界的研究方式。本本书中的不少篇章都成为文史学术研究的范例，通过列举充分的文献史料，展开具有新意的阐述，展现符合逻辑和充分自洽的演绎推理。

　　例如本书十一章对《红楼梦》作者是谁的探索论证过程就如此。自从胡适 1921 年提出“红楼梦是曹雪芹自传”的说法以来，中国文学史上的标准答案就成为作者是曹雪芹，随后研究者则将其确定为曹寅之孙曹霑。木斋先生近些年来对此红学难题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探究，通过爬梳大量清代史料，对“脂砚何人”、“芹系谁子”、“续书作者及版本”等做出了别开生面的解答。虽说当今红学界似乎“撼山易，撼红学定论难”，但木斋先生的《红楼梦》研究，细绎史料，言之有据，论之可靠，旨意自明，读者若有兴趣，可阅读本书的第十一章至十七章。

　　辨析佳作，妙旨叠现

　　一个社会的学术研究大致可分为精研和普及之两端，一个时代的学术繁荣发展，则离不开研究者对此两端的兼顾协调。中国文学史上整体贯穿着雅俗文学对立统一而兼容共生的关系，而领悟这一文学史发展规律的研究者，则往往衍生出对传承历史和推进现实的责任感，木斋先生显然是属于这样的学术研究者。

　　因为本书的阅读对象主要为大学本科生和高中生，木斋先生对中国文学史的研究就更为凸显兼顾精研和普及之两端，通过精选历代文学佳作并加之细辨妙解，达到了引导青年、雅俗共赏的宣讲效果。

　　比如本书第九章陶渊明论，指出认知陶渊明最重要的一点是其了解其“自然本体”，并认为苏轼评陶最为真切：“陶渊明欲仕则仕，不以求之为嫌；欲隐则隐，不以去之为高；饥则叩门而乞食，饱则鸡黍以延客。古今贤之，贵其真也。”接着又对陶诗代表作《饮酒》其五作了精彩纷呈的分析，形象表现出陶诗自然本体的内蕴真谛。

　　本书中的精彩篇章还有对苏轼诗词佳作的辨析，对明代《西游记》及《三国志通俗演义》的论述解读，皆达到细密入微，蕴旨活现的境界，读来妙趣横生，回味不绝。

　　综上可知，木斋先生对中国文学史的创新性研究，往往采用多层面展开和多维度论述的方式，本书的编撰因而呈现出整体性和变异性结合的特色。正如作者所言：“中国中学语文教育，一般都是一篇篇作品单篇进行讲授，这种方法本身是不科学的，正如世界上任何一种生命，一种现象，都有一个演变的过程，离开文学史的源流演变关系，对于某一个具体诗人或是作品，都会出现断章取义式的误读。因此，我们从第一讲开始，就要讲述这种源流关系的思考方法。”开门见山，就交代了本书编撰内容的整体性特色。

　　木斋先生在本书中还直言：“我实际上是一个直觉主义者，或说是实践型学者，迷恋实战而疏于理论总结。从先秦到红楼梦研究，面对不同时代不同背景之下产生的学术公案，虽然也有一些基本的方法，但在面对不同的课题，却有不同的破译路径。譬如同样采用历时性、源流性研究，寻觅诗经的演变史历程与《金瓶梅》《红楼梦》作者写作史的历程，其所依赖的原典依据是不同的；同样采用跨学科研究的方法，破解诗经的起源发生史与破解曲词的起源发生，所需要研究的学科也有所不同。”

　　也就是说，针对中国文学史中的不同时代、不同文体、不同特色的研究对象，木斋先生有意采用了随之而变的不同研究方法。与时俱进，不断挑战自我，攀登学术研究高峰，这或许就是作者所言“学术研究要做自己的太阳”的意蕴内核所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