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在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南京大学出版社与东京大学出版社正式签署该书日文版的版权输出协议：留日学者田雁的力作《日文图书汉译出版史》（南京大学出版社，2017）即将落地日本。南京大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金鑫荣、东京大学出版社阿部俊一编辑部长、桥元博树营业部长及作者田雁等一同出席了版权输出协议的签字仪式。

　　田雁于上世纪90年代赴日留学，曾在《中文导报》工作多年。2007年回国，现为南京大学中日文化中心特聘研究员、南京大学出版社副编审，主要负责该社“阅读日本书系”的翻译出版工作。《日文图书汉译出版史》是他继《汉译日文图书总书目：1719-2011》（社科文献出版社，2015）之后的又一富有影响力的研究成果。在签约仪式上，桥元博树代表东京大学出版社表示“非常荣幸能够出版田雁老师的这一本书”。

　　《日文图书汉译出版史》将日文图书翻译出版的历史整合为五个历史时期：1）从东京到上海—翻译中心的转移（洋务运动-1911）；2）战争阴影下的图书翻译（1912-1949）；3）文本操控与译者操控（1949-1976）；4）转型中的机遇与挫折（1977-1999）；5）翻译出版中的新元素（2000-2011）。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长江特聘教授王向远老师曾这样介绍《日文图书汉译出版史》一书：“这不是‘日文图书的汉译与出版史’，而是‘日文图书汉译的出版史’。中心主题不是翻译而是出版。”在这过程中，“采用‘文化翻译’的研究视角，把翻译看作中日跨文化交流的方式、途径与手段，着眼的是翻译图书的社会学上的功能价值。而其中最重要的便是出版物的市场大小、读者多寡及社会作用。”其本质是通过对日文图书翻译出版历史的梳理，对近代以来向日本学习的过程及内容进行总结。

　　其一、作者发现历史上日文图书翻译出版的进程，是随着社会政治、经济、军事等因素的影响而上下起伏。如果中日关系发展顺利，书就会多出，一旦关系发生波折，书就会少出。但是，即便在中日关系最为“冰冷”时期，诸如1937-1945年的抗日战争时期，以及1949-1972年间中日关系非正常化时期，两国之间仍然存在着图书翻译出版这样的文化交流。

　　其二、作者发现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翻译图书的广度及力度虽然各有偏差，如洋务运动至1911年重法律、政治历史、教育类图书，1912-1949年对新思想文化、军事类图书的侧重；1949-1976年对自然科学类图书的侧重，1977-1999年对推理小说、漫画、围棋类图书的侧重，2000-2011年对漫画、小说以及生活类图书的侧重等。但在总体上，日本学术界在不同时期的主要作者以及主流作品都有引进。

　　其三、作者还发现如果就中日两国间图书翻译出版的态势而言，中国对日文图书翻译出版的量（25000余种）要远超过日本对中文图书翻译出版的量（8000-9000种），这一势态在新世纪仍在延续。

　　另外，自2000年以来，在日文图书的翻译出版领域，出现了两种倾向：一个是“选择性阅读”倾向，一个是“快餐化阅读”倾向。前者受政治影响，围绕着中日两国间的领土纠纷、历史教科书、战争赔偿等问题，两国政府间以及国民间的关系正被情绪化和感情化所困扰。于是，国民间开始出现选择性阅读，即选择那些自己可以接受的图书内容，而故意过滤掉那些负面的阅读内容。后者则受技术影响，随着电视、网络等新媒体兴起，舆论环境和媒介生态发生了变化。为了追求信息传递的“快”与“新”，一些电视、网络等新媒体采用一事一议的“快餐化”解读方式来提高收视率，而那些节目的参与者大多是国内的一些日本问题专家。就在“选择性阅读”与“快餐化阅读”的背景下，读者们正在渐次远离日文翻译图书。这是当今日文图书的翻译出版所面临的最为严峻的现实。

　　但是，作者坚持认为，只有那些文化的民族的代表性的日文图书作品的翻译，才是人们了解日本文化与社会最真实的途径，才是真正凝结有日本文化和民族思想的代表人物最精髓的思考。由此，翻译图书的事业才能够得以永存，这也是《日文图书汉译出版史》之所以得到日本学术界认同的一个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