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史上，或因学术评价制度不合理、学术监管缺位、学术规范不健全，抑或因种种利益驱动，违反学术道德的事件在国内外学界不时闪现。随着人们对这些经验事实认识的深化，“学术不端”阻碍学术进步、违背科学精神和学术道德、损害学术形象的负面效应，应当引发全社会的警思。

　　心理学教授成为学术骗子

　　现实中，部分研究者不去分析原因及纠偏之策，而是想方设法对现有数据和资料进行“加工处理”，或拼凑数据和资料，或改变、省略某些数据和资料，以使改变后的数据和资料尽可能支持所谓的假设。这种随意取舍与修改事实的行为取向，即为学术篡改。

　　德里克·斯塔佩尔本来是一位备受学界尊重的心理学教授，但因篡改实验数据和资料，一夜间成了心理学史上最大的学术骗子。在阿姆斯特丹大学取得博士学位，斯塔佩尔留校工作。在此后3年的任教中，他仅写出几篇反响平平的论文。一段时间过后，斯塔佩尔赴格罗宁根大学任教。在这里，他开始一项新的研究：人们是否潜意识地受到暗示的影响？为此，他设计了这样的实验情境：要求实验对象坐在电脑前，屏幕上突然闪现一个词或者一个图像，但词或图闪现的时间仅为0.1秒钟，即当词或图还未有足够的时间进入实验对象意识中时便消失了。随后，实验对象会被要求做一件事，以便考察暗示是否会造成影响。

　　在以本科生为对象的实验中，斯塔佩尔要求实验对象观看照片后给自己的容貌打分。闪现的图片有两种：一种是一张漂亮的人脸，另一种是不漂亮的人脸。斯塔佩尔的假设是，比起那些看到不漂亮人脸的人来说，看到那些漂亮人脸的人应该会通过自动的异化效应给自己的容貌打较低的分，但实验并没有获得期望的结果。这个时候，他只有两个选择——终止这项研究，或者重新设计实验。最终，他决定拼凑和编造实验数据，该项“研究成果”被发表在《人格与社会心理学》杂志上。

　　之后，斯塔佩尔来到蒂尔堡大学，继而成为社会与行为科学系的系主任。此时，他完全可以把事业重心从学术研究转移到行政管理方面。但是，由于无法抗拒编造数据的快感，他又开始编撰一篇关于乌得勒支火车站的学术论文。学术威望的提升，引来更多的同事与其合作科研。

　　斯塔佩尔不管做什么实验都能取得漂亮的数据，让同事们感到惊奇。一位年轻学者想通过与斯塔佩尔的合作，来仔细看看那些漂亮数据是怎样获取的。于是，他俩一起设计了一些实验，来研究“那些让人们意识到金融危机的商店会拥有更大方的顾客”。两个月后，斯塔佩尔称“一帆风顺地”完成了实验，并找到了金融危机意识与慷慨程度有统计学意义的联系。

　　可是，这位年轻学者认真分析了斯塔佩尔获取的实验数据后，发现其中存在一些自相矛盾的地方。这证实斯塔佩尔有篡改数据之嫌。此后，两名研究生也向校方反映，指控斯塔佩尔涉嫌“学术不端”。

　　为探明事实真相，斯塔佩尔工作过的3所大学组成联合调查小组，对之前发表的几十篇论文进行彻查，以认定是否对实验数据进行随意取舍修改。一周后，蒂尔堡大学将斯塔佩尔解雇，并为宣布他的不端行为特意召开了一场新闻发布会。此事在荷兰引起轰动，成为媒体几个月热议的话题。

　　“石器神手”从事造假活动

　　伪造比篡改更为严重，即完全随意化编造数据、资料与情境，甚至编造子虚乌有的科研成果，试图以学术骗局获取名誉和地位。在国际学术界，藤村新一的考古造假事件是一个典型案例。藤村新一，一名业余考古学家。由于“运气”极佳，接二连三有了惊人“发现”，从而不断把日本的历史向前推进。他一度成为日本著名的考古学家，被誉为“石器神手”。

　　对于藤村新一的“学术成就”，部分考古学家觉得不仅是运气，很可能还有其他把戏。因为，日本的多处重大考古发现均出自藤村新一之手，即藤村新一在场就有“发现”，而藤村新一不在场则一无所获。

　　同时，有学者对藤村新一发掘的旧石器形状、排列与地层结构之间的关系作了分析，发现疑点诸多。最终，这些质疑引起日本考古学界和新闻媒体的警觉。为此，日本《每日新闻》的调查人员在藤村新一进行发掘的上高森遗址现场安装了数台隐藏的监视摄像机。经过长达几个月的监视与摄像，终于拍到藤村新一将来路不明的器物埋入发掘现场的行径。次日，藤村新一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他又“发现”了一处极其古老的遗址，在年代测定为57万年前的火山灰层下发现了一堆石器。十几天后，《每日新闻》正式公开了藤村新一造假的照片。照片显示，这个“石器之神”正从塑料袋内拿出所谓的“旧石器”，并埋进上高森考古遗址。无可抵赖的骗局披露几小时后，藤村新一不得不承认自己的学术作假行为。为彻查藤村新一造假事件，日本考古协会设立了特别委员会，多次找藤村新一谈话。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藤村新一终于递交了一份自1981年以来从事造假活动的遗址名单。此后，特别委员会又在各地进行仔细核实，最终公布了历时两年多完成的调查结果。结果显示，在藤村新一参与开挖的178处考古遗址中，至少有159处涉嫌造假。

　　政坛明星因严重抄袭下台

　　未经他人许可或授权，直接摘抄一定长度甚至大面积摘抄蕴含他人学术观点的原始语句，或将他人或多人文章中的原始语句加以拼接，且不作标注的侵权行为，是典型的学术抄袭行为。卡尔·特奥多尔·楚·古滕贝格自2009年在德国政坛亮相以来，一直是默克尔内阁里的“万人迷”。他先担任经济部长，后改任国防部长。作为当时德国最年轻的经济部长，他在短短几个月内就获得了70%的支持率。人们甚至预测，他会是默克尔的继任者。

　　然而，2011年2月，德国不莱梅大学法学院教授雷斯卡诺在一次例行检查中发现，古滕贝格的博士论文《宪法与宪法条约：美国和欧洲的宪法发展》多处引用报纸和学术文章，却未注明出处。其中，一整段甚至原封不动地照搬自一篇新闻报道，论文中一些引用内容的出处也标注错误。由此，古滕贝格陷入媒体的质疑漩涡。拜罗伊特大学的学术监察专员也对古滕贝格的博士学位论文进行认真核查，认定属于严重抄袭。这一学术丑闻传开后，古滕贝格的闪亮星途瞬间黯淡下去。有上百人以“侵犯知识产权”的理由向他提出刑法检举，检察院正式审理调查。为此，古滕贝格不得不承认犯了错误并道歉，但并没有得到民众的原谅。于是，他无奈地向拜罗伊特大学提出申请，请求撤销自己的博士学位。

　　古滕贝格被剥夺博士学位后，德国社会依然不满意。由于要求古滕贝格辞职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民众甚至举行游行向政府施压，成了压倒古滕贝格的“最后一根稻草”。最终，古滕贝格不得不引咎辞去国防部长职位，永久告别了政坛。

　　值得指出的是，互联网使学术信息的传播达到前所未有的速度，研究者要及时了解和掌握他人的研究现状与学术成果变得轻而易举。这为研究者撰写学术论文提供了便利，但也为一些道德观念薄弱的研究者从事学术抄袭提供了现实条件。

　　哈佛学者犯小错无缘大法官

　　在侵权方式上，学术抄袭是公开的照抄、照搬且不作标注的侵权行为，而学术剽窃则是在形式改变的表象中实现隐蔽性窃取。就学术道德层面所产生的负面影响而言，学术剽窃比学术抄袭来得更为严重。劳伦斯·却伯是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二战期间，却伯的父母与一批犹太人难民逃离战火纷飞的东欧来到上海。1941年，却伯出生于上海。度过难忘的童年时代后，却伯赴美谋生。他凭借天赋与苦学，单枪匹马在美国打出了一片天地，最终成为宪法学教授，并获得哈佛大学最受尊崇的校级教授头衔。不料，2004年10月，美国《旗帜周刊》指控却伯犯了学术剽窃丑行。《旗帜周刊》指控的论据是，1985年却伯在通俗著作《上帝拯救这个尊崇的法院》中，有一句共19个单词剽窃了弗吉尼亚大学教授亨利·亚伯拉罕出版于1974年的《大法官与总统》。却伯认为，《上帝拯救这个尊崇的法院》是一本通俗著作而非学术作品，因而在书中删除了所有脚注和尾注，但背景文献中仍提及亚伯拉罕的这部著作。

　　据此，哈佛大学成立了由前校长博克组成的三人调查委员会。7个月后，调查委员会提交报告。根据报告的意见，哈佛校长萨默斯及法学院院长卡根于2005年4月发表新闻稿，向社会表达了校、院两方的立场：却伯教授的剽窃违反学术伦理，所幸只涉及个别措辞，而非核心观点，故不予以处罚。但是，却伯教授几十年来期待成为最高法院大法官的夙愿从此梦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