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一个学者而言，学术创造有着特定的时间和年龄周期。通常来说，30到40岁，是一个学者（特别是社会科学学者）进行学术创造的“黄金期”，如果在这个时间段不能“井喷式”地产生重要的学术成果、奠定自己在某个领域中的学术地位，那么他在今后的学术岁月中，很难再实现所谓的学术“逆袭”。

　　而在进入了50岁之后，学者往往到了“随心所欲而不逾矩”的阶段，有很大的财务自由、家庭自由和学术自由，有可能迎来第二个学术“高峰”，诞生更加厚重的学术成果。

　　但在40至50岁之间，不少学者往往会遭遇各种“学术瓶颈”，甚至面临着日益严峻的“中年学术危机”。如果不能有效应对这种危机，一个学者的学术生命可能就此结束，难以再有辉煌的学术创造。

　　为什么会有“中年学术危机”？

　　相比于人文学者，“中年学术危机”对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学者尤其明显，因为前者更需要时间和经验的累积，“大器晚成”是一种常态，“少年成名”的情况比较少见。造成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学者出现“中年学术危机”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现代社会知识更新换代的速度越来越快，科学技术的进步日新月异，新的研究问题、研究方法和研究工具层出不穷，这天然有利于知识接受能力更强的年轻人。超过40岁的中年学者体能不断下降，其学习能力和学习动力也大幅下降。当旧知识被淘汰的节奏呈现加速度，中年学者开始应接不暇。

　　不仅如此，中年学者由于已经在某个领域做出了相当的成就，在学术方法和学术思想上很容易产生路径依赖，甚至形成自己的学术偏见，对新方法和新学说开始产生抵触心理，缺乏了“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探索精神，也不再像年轻阶段那样，可以对多元知识兼容并蓄。中年学者逐渐变得循规蹈矩，进行颠覆性的学术创新会变得有些困难。

　　其次，中年学者往往已经成为学术网络的中坚力量，进行学术批评和学术争论时的顾忌会越来越多。经过学界长期的“社会化”，由于越来越在乎一些学术的“潜规则”，中年学者在进行学术谈论的时候，会更加畏首畏尾，不再敢像年轻学者那样“童言无忌”，也不敢像资深学者那样能“直言不讳”，中年学者的言行通常会更加谨慎，甚至会变得有些“圆滑”，久而久之就失去了进行批判的意愿。然而，没有学术批判，就不会有学术创新的动力。

　　而且，不少中年学者开始担任各种行政职务，行政上的冗繁琐事和人际上的复杂纠葛，也很容易磨平一个学者的学术棱角。行政工作的羁绊使得中年学者既不像刚出茅庐的年轻学者那样锋芒锐利，也不像资深学者那样超脱无忌。美国政治学家塞谬尔·亨廷顿之所以能够在晚年写出《文明的冲突》和《我们是谁？》这样轰动于时、流传于世的作品，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他已经地位超卓，能够超越美国所谓的学术政治的正确性，完全畅言所思。

　　再次，中年学者通常都已经解决了职称晋升的压力，甚至初步实现了“功成名就”，面临的诱惑也越来越多，比较容易懈怠，进而放松自己在学术上的要求。中年学者的学术资源会越来越多，包括学术会议的邀约和学术课题的承接，但并不是所有的会议和课题都是有学术价值的，而无休止的会议和课题往往会成为高端学术创造的“无形杀手”。

　　最后，中年学者往往面临着比较大的家庭负担，特别是对于目前逐渐步入中年的独生子女的一代，他们正面临着上有老下有小的双重困难，这会比较大地牵绊他们的学术精力，制约他们的学术创造。

　　因此，40-50岁的中年学者容易产生“学术疲惫”，进而导致学术发展道路上出现一个相对低潮期。

　　如何超越“中年学术危机”？

　　如果“中年学术危机”不能得到有效克服，就可能步入“学术衰颓期”。金庸的武侠小说中，有一个重要人物叫丘处机，他坐拥很好的武学资源，但就是因为无法克服“中年危机”，在武学上难有突破和创新，上不能媲美前辈武学大师，下被武林后辈不断超越，自始自终都不能达到武学的至高境界。要超越“中年学术危机”，需要有强大的勇气和决心。

　　第一，勇于走出学术“舒适区”，尝试开拓新领域、学习新方法。中年学者往往已经形成了相对稳定的研究领域，熟悉该领域的研究现状和相关文献，并能在该领域游刃有余。但中年学者也会在心态上越来越保守，不愿踏出这个“舒适区”。要克服“中年学术危机”就需要勇于走出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适度扩张自己的学术领地，而不能“画地为牢”，在原来的学术“安乐窝”中固步自封；有时甚至还需要勇于跨越学科的藩篱，通过在学科交叉领地的探索来增加自己的学术激情和学术兴奋。

　　总之，中年学者要勇于搭建一个学术新高地，一方面要把原来的那口井挖得更深，另一方面也要尝试去挖新井，假以时日，如果能将“新井”和“旧井”打通，连点成片，就能形成一片更加广阔的“学术之湖”。学习新知识永远不晚。金庸小说中的张三丰，在110岁高龄仍在闭门修炼，创造出辉映前世、影照后人的绝世武学太极拳。而哈佛大学的著名教授傅高义，到了70岁仍然坚持每天学习中文。

　　第二，多和年轻人交流，保持对学术前沿的敏锐性。年轻学者大多锐意进取，具有更强大的学术活力，而且更加熟悉学术前沿，掌握最新研究方法。加强与年轻学者的学术交流，既能受到年轻人朝气蓬勃的氛围熏染，又能学习年轻人的前沿思想与方法。必要时，可以多与年轻学者进行学术合作，一方面能实现双方在学术研究上的取长补短，以成熟嫁接新锐，另一方面也能帮助年轻学者成长。

　　第三，追求学术精品的同时仍然要坚持适当的数量要求。中年学者相对成熟，无论是外界还是自我都会对学术成果的质量提出更高的要求，更在意学术精品，这样可能会降低学术成果的数量。这本无可厚非，甚至理所当然，但是，对学术品质的要求不能成为学术懒惰的借口。进入学术中年，学术产出的数量确实会降低，但是不能无限度降低。如果长时间没有学术产出，那就很容易产生学术惰性。中年学者应该继续秉持成果质量和成果数量并重的原则，坚持每年都有一定数量的学术产出，这样才能保持持续性的学术活力，否则就可能“三天不练手生”。

　　第四，适度远离尘嚣，多给自己一点独处安静的环境。尽管学术创造离不开学术交流和学术网络，但是，真正伟大的学术发现，往往是在安静的状态下所迸发出的灵感。中年学者的学术活动会越来越多，有些还是意义不大的“学术应酬”，大部分情况下会处于一种嘈杂和喧闹的状态，这会导致人越来越浮躁，静心思考的时间会越来越少，久而久之，思维也会变得迟钝，从而出现创新乏力的窘境。中年学者应该在日常的学术生活中有意识地做减法，下决心减少“学术应酬”，减少一些学术意义不大的“课题”。多给自己一些宁静的空间，以专注于更加高端的学术创造。

　　总之，“中年学术危机”是一个比较普遍的学术现象，如果能够度过“中年学术危机”，就有可能迎来新的学术创造巅峰，并在通往学术大家的道路上迈上坚实一步。在这个方面，最好的例子就是美国国际关系学者罗伯特·基欧汉。1984年，43岁的基欧汉完成了他此生最重要的学术作品《霸权之后》，彻底奠定了他的学术声誉。此后，他也开始遭遇学术创新的危机。但是，他不断奋勇进行“学术突围”，包括积极与自己的学生进行合作，努力提出新问题，开拓新议题，尝试新方法，始终笔耕不辍，从而得以在20世纪90年代不断实现自我突破，迎来了自己的又一个“学术盛世”，最终在国际关系理论界缔造了一个强大的“学术帝国”。反之，如果不能顺利度过“中年学术危机”，就有可能不断平庸，甚至被学术更新换代的汹涌浪潮拍死在沙滩之上。可以看到，学界不乏“少年成名”而最后“泯然众人矣”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