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西瓜长在天边上》到这本《遗闻集》，唐棣的“疼痛”一直都在字里行间漫游着。他笔下的人间，要么生长在泥土里，要么悬浮于传说中，无论是“西瓜地”里的哑娃，还是装疯的乌衣国王，都是生活里你会遇见的人。或许你在遇见唐棣的时候，也遇见了你自己。

　　唐棣的作品有它独特的色调，好比是深色的忧郁和浅色的幽默感，但最终都会归于色彩混杂的“疼痛”。问他为什么会在不同的作品中都流露出疼痛感来，他说大概是源于自己从小就怕疼的缘故。但怕疼的唐棣，偏偏又是个“戏精”，他可以是“马可·波罗”，在天地之间寻找地图的疆界，用镜头和笔记录下故事；他也可以是位“道士”，探寻生命的意义，嬉笑怒骂于光影之中，把生活变成创作的素材，又把这素材转换成电影艺术。

　　除了作家，唐棣也是电影导演。双重身份赋予了他在文学与视觉语言之中非同寻常的风格。在法国新浪潮运动中提出过一个口号，叫“作者电影”，即影片在表现方法上，广泛使用能够表达人的主观感受和精神状态的长镜头、移动摄影、画外音、内心独白、自然音响，甚至使用违反常规的晃动镜头，打破时空统一性的“跳接”“跳剪”等手法，将“主观写实”与“客观写实”相结合。“作者电影”带有强烈个人传记色彩，而唐棣的银幕长片《满洲里来的人》以及他的短片作品《湖畔公路》也皆是如此风格和表现。

　　唐棣是艺术上的行者，是流浪的人，他在文学与视觉语言间流畅转换，“观看”人间风景。电影中有自由表达的文学性，而在文学里也有强烈的镜头感。在最新出版的《遗闻集》一书中，这种带有镜头视效的文学更为突出。读者仿佛是在看一部部荒诞而幽默的剧情，也像是自己在照一面魔镜。当你胆颤心惊或即将恍然大悟时，唐棣书写的故事其实才刚刚开始。

　　谈文学

　　像手艺人那样去搭建故事

　　如果有人问起《遗闻集》是什么样的作品，其实并不好用一个词或一句话来概括。它可以是童话，也可以是历史；它可以是一位孤独小说家的梦境，也可以是怪力乱神的多彩民间……尽管《遗闻集》里布满了谶纬之惑，但在这神奇的时间戏法里，唐棣将一些古人遗留下来的传闻，按照现代人的疑问和困惑进行了重新创作。

　　唐棣将视线放置于东西方文明中，在不同朝代里截取残篇断章。这里面有聆听未道之言，遵从未颁之令，崇拜未竟之业的那些人，在历史这条长河里漂浮着千奇百怪的语气。但唐棣记录他们，并非是在还原某段历史的真相，而是借用文学来判断古人的史学观。尽管他们的命运大多难逃散佚之苦，但唐棣自比为历史的“搭建之人”，他认为在文学创作中，搭建的过程是一门手艺。正如电影的剪辑那样，他将有用的东西标注好出场的时间，再穿插进时代与人物，让他们在某些特定的故事中显得鲜活。

　　但这些绝非是唐棣所追求的全部，他甚至不愿强调做某件事的意义，而是将意义本身留于字词之间，在空白的间隙让读者体会。“从一个人物到一段野史，从一个角落到一头骆驼的驼峰……这个过程就是我将意义抹去的过程。”他说，小说不需要讲道理，这本书的目的是有趣，在有趣的基础上融入了他的观念，包括一些粗浅的历史观、文学观。这也正是他所用“遗闻”做为书名的原因，文字写出来就成了遗闻，现实速度太快，唐棣便从历史里去寻找原因，遗闻也是历史的一部分，而历史里才有现实。

　　读过这本书的人，都会被故事的奇特所吸引，唐棣所写的这些散落在民间的佚事多是大家闻所未闻之事，而他又是如何收集到这些故事的呢？

　　这得益于唐棣对故事本身的敏锐。他喜欢与人交流，每到一处必然跟大家打成一片，从一些人口中收获某地风物和传闻，他再对此一一记录，成为创作的素材。这是收集故事方法之一。其二，则来自于唐棣的记忆。

　　记忆的部分大多数是他儿时听过的故事，但时间久远，很多故事又记得不是很准确，可就是这个“不准确”，让唐棣得以重新发现故事的模样，在这个过程中，他原本理解的故事是有变化的，或者是以他的阅历的增长来变化，或者是以他记忆中的想象在变化，这就形成了他摘取奇闻异事的一种独特角度。

　　“我利用不可靠的事物，制造更不可靠的事物，现实和历史在我看来就是如此形成的，真真假假，相互撕扯……在创作中就特别有趣。”这也是唐棣文本的特色，亦真亦假，就像镜头下虚实交替的手法。因此故事本身的完整性对于唐棣来说并不重要，他的诠释过程，就是往一个有意味的结构里，放入文字和词语。

　　聊电影

　　按着性格创作是很奢侈的

　　之前我们提到过“作者电影”这个概念，唐棣是如何接近这个概念的？不能简单地去看他在语言艺术上的转换能力，更应该看到他在生活点滴中所养成的镜头式表达的习惯。

　　正如唐棣所说的，他之所以在文学中有镜头的语言，在镜头下有文学的表达，全部都是因为他所习惯的一种生活节奏而形成的。“我本身说话、办事，或同时经历几件事时都会出现交织，就像镜头式的，在我的逻辑系统里，它们可以自由剪切。”但这样的习惯也让唐棣有过困扰，“后来发觉很多人也是因为我切换得太快而不知道我在说什么。”唐棣笑称，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他的作品常常被人说“难懂”和“深刻”，或者炫技之类，其实唐棣从不认为自己的作品是难懂的，也不属于深刻的文本，顶多有些顽皮的游戏感，和固执的表达罢了。在唐棣看来，这也是一个忠于自我的标志，“也许不好，或许会改进，但按着性格创作还是很奢侈的。”说起这一点，唐棣又顽皮的笑了。

　　其实唐棣常常被人问起的，还是他的语言风格问题，无论是在电影或文学里，他的表达风格都独树一帜，有很明显的个人烙印。不得不将话题又回到“作者电影”的概念上来——极尽表达人的主观感受和精神状态。那么到底是文学影响了唐棣的电影表达，还是电影创作带来了他的文学特色呢？

　　其实唐棣之前也担心过写作会被拍摄工作毁了，因为他觉得，写小说在本质上是自己跟自己玩，拍电影是陪着大家玩，他也没有刻意去追求文学与电影的一致性，有时候因为思维方式的不同，文学与电影的表达曾让他活得有点分裂，但他仍然觉得可能是这种双重身份的原因，让他的作品都互为影响。而这自然就形成了文字与光影间的关系。

　　“电影需要文学的想象是真的，因为电影需要的是一个有深度的文本，在激活某些画面的时候，文学的推动力量在电影中起到了更为积极的作用。”

　　在这个基础上，唐棣对于电影的追求也一直是思想的高度大于内容本身。他说“说书人的时代过去了”，而继而来之的便是思想，或者叫做创意和想法。而艺术恰好就是在想法中产生的，而这个想法的根源便是人所遇上的问题。

　　所以唐棣对于电影艺术的表达，始终看重的是视觉语言、镜头的运用和结构这几个要素。好比写作中的意象写作，形式要鲜明，其次再谈内容。唐棣也强调，内容尽管在他看来是其次，但它也不是飘浮于空中的点缀，好的作品是要把内容投入到合适的篮筐里，这样的作品就成功了。

　　唐棣： 书写与电影 捆绑前行

　　唐棣有着“80后”很显着的特点，叛逆、勇敢，但又不失强烈的责任心。他很早便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想表达什么，因此他把自己的人生镶入幻想色彩里，为自己造梦，也为其他人造梦。

　　晶报：说说你的成长经历吧。你的故乡唐山是否给予了你某种宝贵的经验？

　　唐棣：我在唐山西北部的塌陷区长大，那里现在叫“采煤沉降区”，就是煤没有了之后，地下的巷道荒废，然后在村子周围的地面出现很多裂缝，地下水冒出地面，组成了很多水塘。这是外人觉得随时会被水淹没的地方，后来我的老家也的确沉入了水底。这片地方给了我什么我不太清楚。那时候，我也不好奇外界，那块地方有鱼有虾的，也还有很多水中的小岛，小时候我爱冒险，几次差点死掉。可能是家里条件不好，或者自己太懒吧，直到二十五岁才让心理和身体都离开了故乡，去外面闯荡。很多人觉得我那次的出走是真正走出了故乡，其实我走进了故乡的气质。

　　晶报：这种“故乡的气质”在你的作品中有所体现吗？

　　唐棣：故乡的气质是什么，我无法具体说清。但它无非是忧郁、暧昧这样的词汇。若要说作品中的气质，那就是我的写作可能不那么黑白分明，比如我的态度一般都不是直接的，我很少直接议论什么，小说的离题也属于这个态度，《遗闻集》中的《为乌衣造像》的人物乌衣其实看上去是主人公，但我真实想写的是秘密的隐藏者……

　　晶报：那你又从什么时候开始对电影和文学产生兴趣的呢？

　　唐棣：真正感兴趣了也就是最近几年，觉得可以干下去了。之前都是随着机会走的。可能大家都不太相信。我因为不太适应学校生活，然后找了个借口退学。老师问我不上学能干什么？我跟班主任说，要回家当作家。就这么吹了一个牛，开始了漫长的写作。电影的爱好最早是从写影评开始的。

　　晶报：从学校退学后，有没有专门学习过电影知识，是怎样的机遇让你成为导演的？

　　唐棣：没有学习过。我看电影的过程中，脑子转得慢，注意力也不集中，想得特别多，故事看明白了，就开始琢磨银幕的边边角角……越看越觉得电影就那么回事。其实，根本就不知道电影是怎么回事。在当年的我看来，电影和小说只是换种手法而已。我拍了一个短片之后，陆续有一些机会，误打误撞，做到现在，机遇是很难描述的，这是一个意外。

　　晶报：这么说来，做电影其实是个意外了？

　　唐棣：太意外了，连我自己都觉得意外（笑），朋友们甚至都不觉得我可以写小说，我属于太能说了，也虚荣，这样的人怎么能写作呢？我用事实说话，也用机会说话，误打误撞，没有写作的不顺利，就不可能写影评，不写影评就不会接触电影，没有接触就不可能自己拍着玩，没有拍着玩就没有第一个短片，没有第一个短片剩下的就全没有了，我可能还只是朋友中那个虚荣、不低调的人。

　　晶报：有哪些艺术家对你的创作产生过影响？

　　唐棣：艺术家比小说家对我影响大，虽然很长时间我都在写小说，从2003年开始至今。艺术让我觉得眼前的世界是敞开的，是吸收的，是有唤醒意义的。尤其当代艺术中有那么几个人，比如徐冰、蔡国强这种。还有建筑圈的隈研吾、搞摄影的森山大道。他们的作品对我都有点启发性。

　　晶报：现在是自媒体时代，人人都有“麦克风”，文字和影像的表达欲空前高涨，许多非科班出身的人都能掌镜拍片，你会不会觉得导演的门槛降低了？

　　唐棣：是很低。我这种写小说的人，原来说当导演几乎不可能，现在连唱歌的、说相声的都当导演。我一直都用靠近这个词，靠近电影就好，我对电影怀有敬畏，想拍好，但这个事需要时间。当下的文艺片基本上还是从特吕弗的《四百击》上扒下来的，不信你对照一下，所以这种电影看一百个等于看一个。这就是要会看电影，这与拍还有一段距离。

　　晶报：每天怎样安排自己的时间？碎片化时代如何让工作和生活变得高效？

　　唐棣：白天谈事，凌晨写作，《遗闻集》的大部分篇目都写于那个时间段。让自己高效，还是要看自己到底想干什么吧，目的越明确，越会抓时间。我们借口非常多，我自己是给自己定短期计划的人，比如我去年说，今年出版这本书。

　　晶报：下一部作品，无论是文学还是电影，有具体计划了吗？

　　唐棣：小说上我没想再写什么了，《遗闻集》表达了我近几年积攒的观点。虚构之外，我一直在《书城》《新知》这种偏学术的杂志上写“观看”，我觉得阅读和看电影都是观看，今年《人民文学》第五期，我的长随笔《时间的魅影》是将什么是“观看”的意义做了个延续，我以后想多做这方面的研究。当然，新电影也在进行中。

　　晶报：该怎么理解这个“观看”？

　　唐棣：我相信，文字也像镜头一般，长短、词汇、章节，都影响着观看和思考。书写与电影捆绑前行，一字一镜，一段一场，终将在光影深处汇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