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悦然（左）与曹乃谦

　　曹乃谦，1949年出生，山西省应县下马峪村人，曾供职于大同市公安局。出版长篇小说《到黑夜想你没办法》、小说集《最后的村庄》《佛的孤独》等。作品被译为英文、法文、日文、瑞典文等出版。 

　　印象

　　石头蛋蛋一坡

　　不如夜明珠一颗

　　曹乃谦这个名字似乎游离于文学圈之外。其实这只是表象，一个作家或者艺术家，跟他自己所处时代的关系，有的比较近，有的就很远，比如杜甫、凡·高这些人，都是在身后的时代才真正认识到他们的价值。曹乃谦的一系列作品已经可以证明，他是一个顶一个、无可替代、有自己语言面貌的写作者。

　　1949年正月十五元宵节，曹乃谦出生在山西省应县下马峪村。七个月后，一个叫“换梅”的女子把他带到大同，曹乃谦成了城里人，养母把他拉扯大，1972年，他当上了人民警察。

　　曹乃谦自幼爱好文艺，他没拜过师，自学吹奏口琴、葫芦丝、箫等乐器，同时也迷上了文学，收藏了数千册名著。1986年37岁时，他请木匠打了四个大书柜，朋友来参观，却说这里面没有你的书。曹乃谦跟朋友赌了一把，写了篇小说发在《云冈》1987年第一期上。“那个时候，想当作家的人多如山坡上的石头蛋，我们大同市就有作协会员几百人。”汪曾祺看好他的第三篇小说《温家窑风景五题》，建议他改名为《到黑夜想你没办法》，还给他写了专评《读〈到黑夜想你没办法〉》，同期刊登在《北京文学》1988年第六期上，曹乃谦由此引起文坛的关注。

　　他的文字蕴含着中国式的留白，裹挟着深沉质朴的传统情怀和对生命的真挚情感，简单、随性。他写得很慢，就像老牛耕地，即使拿鞭子抽，也是这种速度。他说：“要写就写出最好的，石头蛋蛋一坡，不如夜明珠一颗。”

　　2002年，曹乃谦的养母去世。2004年，曹乃谦做了摘除胆囊手术，2008年夏天得了脑血栓，说不出话，右腿麻木迈不了步，治疗出院后又发作过几次，耳聋、流口水、语音不清、走路一拐一拐的……在这种状态下，他开始写“母亲三部曲”。“不能写长的，那就写短的。于是就一题一题地、断断续续地写散文。”“母亲三部曲”成为曹乃谦最重要的作品之一。

　　一个偶然的机会，曹乃谦的小说得到瑞典汉学家、诺贝尔文学奖评委马悦然的赏识，亲自将之翻译成瑞典文。马悦然认为，曹乃谦的小说风格特别、独树一帜，“他跟李锐、莫言、苏童一样，都是中国一流的作家” 。马悦然的好评引发了不少有“诺奖情结”的读者的遐想，其实，并不是因为马悦然的赏识，曹乃谦的作品才值得看，只是马悦然的独特眼光，让更多人更容易发现了这么一位优秀的作家。

　　我一写就进入故事情节里

　　哭了自己还不知道

　　记者：马悦然是您的知音、伯乐，他的肯定、鼓励和友谊对您意味着什么？

　　曹乃谦：我的人生有三个大贵人，第一个是我的养母换梅，她把我从应县下马峪村带到大同；第二个是汪曾祺汪老，他让我的文学作品从大同走向北京；第三个大贵人就是马悦然，他把我的小说翻译介绍到了瑞典，从他给我的长篇小说《到黑夜想你没办法》一书写序言，我就知道，他是懂我的知音、伯乐。后来他又翻译了我的短篇小说选《最后的村庄》。他对我的肯定和鼓励以及友谊，对我来说意味着：乃谦足矣。

　　记者：您生过几次病，现在身体好吗？是什么状况？

　　曹乃谦：两个最大的病痛困扰着我。一是脑血栓后遗症使得我常常头晕，一是腰椎有四处毛病，使得我经常是腰疼得动也不能动，吃饭还得老伴儿喂。再加上一个也不能算小的毛病，那就是耳聋，不戴助听器不能跟人对话。幸好腿不拐，幸好眼不瞎。但走路拄着拐杖。原因一是大夫说脑血栓病人千万别摔跤，一是我动不动就把腰闪着了，拄着它好像是与地面多了一个支撑。拄着拐杖过马路时，可以提醒汽车看见前面有个腿脚不灵便的人，别撞了我。

　　记者：生病的时候心里在想什么？

　　曹乃谦：交代。有的时候我想，万一我真的瘫痪了，我就绝食，我脑子清楚我不吃，不吃总要饿死吧，我又怕他们硬给我往进输，往胃里灌牛奶，把胡萝卜、苹果打成汁给我输入，拿针管子灌进去，我不想活，硬叫我活，我怕那样的。

　　记者：您写作时的感觉，是痛苦还是快乐？

　　曹乃谦：我一写就进入故事情节里边了，这个或许对写作来说很好。我唱歌也好，吹乐器也好，就随便吹一个乐曲《在那遥远的地方》，我马上就进去了，别人吹乐器是玩儿，我吹乐器也要进去，我就想到新疆天山底下那个地方有个好姑娘。我写作也是，一写就进去，我写作经常写着就进去了，尤其写“母亲”时想到母亲。哭了自己还不知道，就忘了。我比较认真，很认真的。我现在已经写得很少了。我曾经写作的时候都是凌晨3点，差不多每次都是3点一刻醒来。

　　记者：如果身体允许，您还想写些什么？

　　曹乃谦：在身体允许的情况下，我还会写母亲。我现在出的书，除了长篇小说《到黑夜想你没办法》，其他的书基本上都是在写我的母亲。身体不好不能写长的，就断断续续地写，一个篇章一个篇章地写。前几年写“母亲三部曲”，《流水四韵》《同声四调》《清风三叹》。最近两年，因有病没写。以后还要写，还是写母亲。养母换梅是个传奇女子，年轻时在地里看瓜，狼爬上瓜棚，她用铁棍生生把狼扎死。母亲最大的特点就是“厉害”。我小时候写作业，每次跟母亲说作业做完了，母亲都说，作业还有个做完的？再做！我便又去做。“母亲三部曲”是我送给逝去母亲的一份礼物。

　　我关心农民

　　而且喜欢农村

　　记者：您第一次写作是因为打赌？

　　曹乃谦：1986年写的第一篇，篇名叫《佛的孤独》，因为有人说我写不了，我就打赌，然后就花了两个月的时间写了两万多字。那个时候写得挺快，而且是手写。我们大同的《云冈》杂志不登两万字的文章，我又删成8000字。杂志印出来是1987年，所以人们问我是哪一年，有时候我说1986年，有时候说1987年。

　　记者：您的语言风格非常鲜明，为什么要用最原始的口语写作？

　　曹乃谦：乡土语言就是那样的，我现在的语言总体来说是雁北地区的语言，但雁门关北面又有城镇跟乡村语言的区别，比如大同方言属于城镇语言，《到黑夜想你没办法》就是乡村的语言，但都是雁北语言。随着时间的变化，它们也在变，就好像全国人都学会“忽悠”这个词了，现在到了乡村说话方式也在变，跟我当时那个说法不一样。我就是自然地写下去，也不考虑我的语言如何，我也不考虑我的内容会不会影响发表，发表是不是有些什么要求，我写的时候对自己没有任何限制。我常说是乡巴佬儿，我的小说是莜面味儿的。

　　记者：《忏悔难言》风格跟您其他作品不同。

　　曹乃谦：那也是因为跟人打赌，有人说，老曹你就这一套，你看看这会儿人家写的都是什么。我说，那个谁都能写，我也能给你写个花里胡哨的语言。他说，那你写个！我就写了个《忏悔难言》，也是真事，我没有太多的虚构。我认为《忏悔难言》就是比较花哨的语言，不过那是我理解的花哨，可能跟别的花哨还不一样。

　　记者：这么说您还是挺喜欢打赌的。

　　曹乃谦：现在还是好打赌，比如下围棋，我会说我肯定赢你，要是赢不了今天怎么怎么样。这个打赌并不是真要赌什么，而是为了把这个事情很认真地做下去，表示一种认真的态度。

　　记者：总在写农村的事儿，是因为它们最打动您吗？

　　曹乃谦：也不是最打动，我是最关注它。城里的事儿可多了，我不关心，我关心的就是农民，而且喜欢农村。

　　记者：您说您写的都是真事，那怎么界定文学作品的虚构概念？

　　曹乃谦：我觉得真事一个是好写，用不着编什么情节；再一个我总认为虚构不好，不能打动我，关键是我也不喜欢虚构。就像我看小说，一看这个小说，这个话说的是真的，这个事写的是真的，我就看。我一看是虚构的，我就不想看。

　　一个作者写就行了

　　奖项那些事情我不想

　　记者：记得您有一个观点──有一些不好的文章，让它变好的方法就是删掉一半。

　　曹乃谦：这是我的看法，我看过一些书，这些书让我无法忍受，废话那么多。有一次有个出版社给我寄一套书，说是很好，我一看，那么多废话。这是我的看法，没用的话过多不好。

　　记者：您怎么看待诺贝尔文学奖？

　　曹乃谦：没看法，作为一个作者，写就行了，奖啊那些事情我不想。有人说你胡说，我真的不想。要是想的话，当初我就直接告诉悦然了，这么多年我们经常书信来往，他翻译《到黑夜想你没办法》，按说我有很多机会可以跟他谈这个事，但是没有，不问，因为我就不想奖项这件事。

　　记者：您出版了十几部书，自己最喜欢哪部？

　　曹乃谦：我把我出的书都当成我的孩子，都喜欢，没有偏向地认为，都好。《到黑夜想你没办法》是用第三人称写的，用农民的语言写农民。以后的作品基本上是第一人称，是口语写的。我只有写自己真实体验过的生活，才能够感动自己。用自己最熟悉的语言，写自己最熟悉的人和事。我常常是写着写着就哭了，写着写着就笑了，写着写着就拍手叫好，写着写着就高声怒骂。我要让我的笔，记录下我的养母对我的重如泰山和深似东海的恩情。我还想让我那在天有灵的养母，还有我的养父知道，他们的孩子是个懂得感恩的人。

　　记者：您觉得什么是好书？最近在读什么？

　　曹乃谦：我觉得的好书就是写得非常真实，哪怕你胡编，编的叫我没发现，就像《红楼梦》，那本书真好，我每天都看，床头只放着《红楼梦》。我看的书，永远都是《红楼梦》，看各种版本的《石头记》，还看各种版本的《评石头记》。轮番着看，从头看到尾，再返回头重看。越看越想看，越看越有意思。现在也开始看那些别人研究《红楼梦》的著作，像刘心武等人的书，我也看得很有意思，我觉得也很有道理。人们问我，最近谁谁谁的书你有什么看法，我说对不起我没看过，我现在只看《红楼梦》，你问我哪个好，我觉得《红楼梦》最好了。

　　曹乃谦回忆马悦然

　　我吹《康定情歌》

　　悦然轻轻地跟着唱

　　2019年10月17日，马悦然去世后，他的妻子陈文芬给我写邮件，告诉我这个消息。我很悲痛，我失去了一位非常重要的知音、伯乐和朋友，我在心里默默地说，我亲爱的大贵人，一路走好。

　　1991年时，我收到了来自瑞典的大信封，里面是瑞典文的报纸，是马悦然翻译了我的小说。后来才知道马悦然可不简单，是诺贝尔文学奖终身评委。之后，他又陆陆续续地翻译了好多我的作品，给我寄来。2004年，他把我的30篇“温家窑风景”都翻译了，在瑞典出书，书名就叫《到黑夜想你没办法》。

　　2004年农历十月十九日，我带着悦然、文芬、李锐、蒋韵四个人，要从我家到温家窑，出发前我妻子对文芬说：“冷呢，把我的棉大衣穿上吧。”文芬穿上后，大家一看，大小肥瘦正合适。文芬照着镜子看看说，我家里也没有这么一件合身的大衣，这好像就是给我做的。悦然喜欢听我吹箫，那次我吹民歌《康定情歌》，没想到悦然在轻轻地跟着唱。这真的让我没想到，吹完曲子我说，悦然你还会唱这个民歌？悦然说，大概是在你没出生的时候我就会唱。大家都笑。想想，可不是，悦然1948年24岁时就开始学习四川方言。

　　悦然和文芬在我和老婆，还有李锐、蒋韵的见证下订了婚。这都是缘分，我在散文《好日子》里也提到了。那天中午悦然很激动，搂着文芬宣布这件事。我说，这么重要的事情来我这宣布了，而且事先也没告诉我。悦然也是好意，怕我提前知道了不知如何是好。他说，你用毛笔写个“到黑夜想你没办法”当礼物就行了。我当时也没写，后来写了“到黑夜想你没办法──赠悦然、文芬”，裱好个轴给他寄过去，这是我送他们的唯一礼物。

　　最后一次见到马悦然，是2012年10月。先是陈文芬给我来邮件，说悦然10月份要到上海有活动，到时请我来喝啤酒。我很高兴地答应了，说一定去。没隔两天湖南文艺出版社又给我来邮件，告诉我定在上海给我举办新书发布活动，时间是10月。这是多么巧合的事。我这一生经常会遇到这样巧合的事。在那次的10月相会，悦然让我跟他们住在瑞金饭店。我们聊天儿、喝酒、吹箫、唱歌。一块相处有5天的时间。聊天儿没有固定的话题，但说得最多的是温家窑。悦然问这个问那个，好像在打问他时常没见面的亲戚。我告诉他，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温家窑的人们现在不仅是吃饱了穿暖了，现在都富裕了，人们家里有了电视、有了摩托，还有的人家买了小卧车。悦然笑笑地听着，“哦哦”地点头。那年年底，我为这件事还写了一篇文章《又是一个好日子》。

　　我跟马悦然夫妇常用电子邮箱联系，隔个十天半月的，总要通邮件。悦然忙，我是直接写给文芬，但开头称谓是两个人，有时候是“悦然文芬”，有时候是“文芬悦然”。交流的内容生活方面的多一些，相互提提醒，告诉对方在保养身体方面要注意些什么。悦然腰疼，我告诉他我的体会是必须睡硬板床，我腰疼他告诉我用芥末油搓背。马悦然是个真诚善良有爱心的大好人，是个把中国当作他的第二个故乡的大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