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会长 刘勇

　　两年前的8月8日，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刘勇当选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新一任会长。

　　文学理论家唐弢先生和樊骏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创刊十周年时曾经不约而同地提到了“持重”，现在持重依然是现代文学研究会以及整个现代文学学科发展的基本共识。作为新一任会长，刘勇认为，对于现代文学研究来说，持重是最重要的一重底色。与文学创作不同，文学研究尤其是文学史研究突显的并不只是个人的才华和感情，更多体现了一种学术传统的积淀，是在一代又一代学人构建的学术链条中一步步向前推进的。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不仅是一个学术组织，它是一股学术暖流，大家自然延续着这种精神传统，并且自觉不自觉地承担起了内在的责任。“我的学术生命是跟随着学会的发展而延续的，我对学会精神传统的理解也是一个逐步加深的过程。”刘勇始终认为，在学术研究过程中，要有学术的定力。学术研究要遵循一个最简单的规律：是什么就是什么。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须躬行。学者要努力实践“走城”的理念，迈开双脚去查找第一手资料。文学研究有极大的空间，即使文学不在社科指南的学科类别中，但是文学能到达的所有地方都有安身立命之处。

　　强调学术研究要为社会所用

　　中华读书报：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的会长，您如何看待现代文学学科的历史背景和研究现状？

　　刘勇：现代文学学科研究史凝聚了几代学人的开拓进取精神。现代文学的研究在当下面临着长度不够和容量不足的问题。一些学者把现代文学起点时间往前追溯至1912年，严家炎先生还上溯至1890年，认为当时陈季同用法文写的《黄衫客传奇》具有现代因素，可以当作现代文学的起点。我认为文学史的价值不在于时间的长短，而在于它为文学带来的新变化和新元素，历史起点不能被随意追加。

　　“五四”时期是因为在思想文化等方面引发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巨大改变和轰动，才被公认为新文学的起点。

　　中华读书报：您认为现代文学研究范畴是否应该进一步拓展？比如旧体诗词、通俗文学是否也应纳入现代文学研究？

　　刘勇：作家创作现代文学作品与写旧体诗词的心境是不同的，同一个人做的不同事情不一定要归属于同一种类型。至于通俗文学，有它自身的特点，不必与现代文学混杂在一起。此外，海外华文也不宜简单地纳入现代文学的研究范畴。虽然东南亚的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有很多作家用华文写作，但他们的华文作品并不一定就是中国文学；正如林语堂用英文写的长篇小说《京华烟云》没有人认为是英国文学。

　　中华读书报：您如何看待现代文学研究空间？

　　刘勇：本身还有很多问题没有研究到位，譬如关于鲁迅就还有很多研究空间。作为现代文学的研究者，需要继续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里努力耕耘，记住和理解胡适的名言：做学问要在不疑处有疑，做人要在有疑处不疑。对于经典作品，我们还需要再下苦功夫细细品读，例如曹禺的《雷雨》，还有诸多隐含的情节、话语和含义。

　　中华读书报：教育部印发了《普通高等教育学科专业设置调整优化改革方案》，“方案”明确调整了高等教育学科的专业设置，您怎么看？

　　刘勇：“方案”指出要加快新文科建设，新文科要努力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对文科的要求提到了很高的程度。教育部还要求推动文科之间、文科与理工农医学科的交叉融合。这意味着文科要与社会融合、与社会的发展和结构调整相融合，特别是要与经济社会发展融合。文学自说自话、自娱自乐的时代结束了。

　　2023年国家社科指南推荐条目中“文学”被移到了“综合类”。这种迹象对研究文学的人是严重的警示，文学研究者应当有危机感。文学是全人类最具个性化的门类；文学如果有规律，最大的规律就是没有规律，没有规律就是文学的规律；文学不能一直按旧有的学科思路走下去，这是迟早要遇到的问题，最终需要妥善地解决。

　　中华读书报：大力提倡的“新文科”建设背景下，我们应该如何进行跨界，实现不同学科的交叉融合，推动现代文学研究的新发展？

　　刘勇：文学史不仅是文学发展的历史，而是整个人类的思想史、各个民族的精神史，甚至说是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前不久刚成立的北京大学现代中国人文研究所，担任所长的陈平原先生就说到要打通文学、艺术、思想、教育、媒介等领域，以重新构建一种综合性的“现代中国人文学”，为探索中国道路的历史经验与人类思想提供学理支撑。除了强调交叉融合的新思路，“新文科”的另一核心要义是增强学术研究的实践价值，即强调学术研究要为社会所用，要为推动时代发展所用。我之所以提出京津冀文脉谱系研究与“大京派”文学观念的建构，正是在党和国家重大发展战略的引领下，去思考并践行文学、文化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

　　中华读书报：近些年来，现代文学研究者都越来越充分地意识到史料的重要。

　　刘勇：这个“重要”不是理论上的重要，而是现实的迫切需要，史料积累已经出现难以为继的紧迫局面。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举全学科之力，大批学者联合研究，各出版社联合出版了各种类型的史料丛书。这些宝贵的史料就是前辈学者为我们种下的大树，而我们一直在大树下乘凉，直到今天仍在利用这些史料。如果不能对这几十年的史料及时地加以整理研究和更新补充，今后的学者就要面临“无米之炊”的境地，这一点应该特别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与深切忧虑。

　　另外现代文学研究者大多是大学老师，如何切实把教学和科研有机融合在一起，是需要我们不断思考的问题。如何兼顾，如何统筹，如何做到教研相长，这是很重要的考量。

　　文学研究创新需“顶天立地”

　　中华读书报：在学界很多人感慨文学研究的创新空间越来越小时，您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

　　刘勇：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要想创新，我的观点是要“顶天立地”。“顶天”是需要想象，敢于独创，施展个性；“立地”是扎根现实，始终关注当下时代社会的发展和变动，所以我近年来关注“京津冀”一体化协同发展和“大京派”文学建构的关系，这也是我们国家重大课题的题目。京津冀的协同发展绝不是一时一地的特区建设，也不仅是一种经济模式的探索或政治目标的考量，从根本上说，京津冀三地的协同发展是一种长远的文化建设，“大京派”文学的建构是当下时代赋予京津冀文脉发展的必然使命。

　　中华读书报：您觉得阅读对您而言意味着什么？

　　刘勇：阅读早已成为我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能过一种读书的生活，是无比幸运和幸福的，人生中所有的甘苦似乎都能在阅读中得到解释和回应。我想所有具有经典意义的作品，都具有历史的品格，即便它是在讲述一个当下的故事，却依然能感受到一种绵延已久的生活传统与古老的命运轨迹，这种幽微神秘的纵深感，或许是阅读的魅力所在吧。

　　读书，读的就是人的命运

　　中华读书报：我注意到您近年来发表的文章《鲁迅“生死追问”的生命底色及其文学史影响》《从曹禺的〈雷雨〉到莫言的〈鳄鱼〉——中国现当代作家对命运的根本思考》，包括您的一系列讲座“今天为什么要读鲁迅”“中国现当代文学对‘人’的反思”“文学经典的生命体悟”等，都有一个一以贯之的主题，那就是对人命运的关注和反思，能谈谈您选择关注这个话题的原因吗？

　　刘勇：感谢你的关注。是的，无论是读书还是研究，人的命运始终是我关注的核心问题。确切地说，不是我选择关注人的命运，而是生存和生活的现状让我们不可能不关注人的命运，不是我在文学作品和学术研究中刻意的去寻找人的命运，刻意去强调人的命运，而是一切经典的、伟大的、永恒的文学作品，本质上都是在书写和表现人的命运的复杂性，同样，真正有现实意义和当下价值的研究，都会以学术的方法和思维折返到对人的命运的思考上，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根本命题。实际上，我也是在不断地探讨人的命运的过程中，与自我的生命对话，与现实的各种现象对话，因为命运的构成太丰富了，触及这个课题，至少在我看来，是每个人文学者都渴望承担的使命和责任。

　　中华读书报：这一观点是否也与您的阅读或研究方法有关？

　　刘勇：1979年，我从南京老家来到北京读书，从一座千年古都来到另一座，历史似乎成了我生命基因里的一部分，不自主地牵引着我的阅读兴趣，也总是让我格外关注和思考现实与历史的关系。生活的逻辑主要是按现实排列的，文学的逻辑主要是按情感排列的，前者是社会的历史，后者是精神的历史。无论生活还是文学，都是历史的体现，我特别感受到历史的魅力。因此我尤其喜欢读具有历史底蕴的文学作品，长篇短篇都喜欢。《战争与和平》《静静的顿河》《一个人的遭遇》……我们都知道俄罗斯作家肖洛霍夫的长篇巨著《静静的顿河》，但很少知道他的短篇小说《一个人的遭遇》，这是我在北师大读硕士研究生时，作为俄语教材的内容读到的，是掰开了、揉碎了来读的，讲的是从一个普通的小人物来看那场死亡了无以计数的人的世界大战的。这个短篇任何时候读，都特别感动，它讲的不仅仅是战争的残酷，更根本的是命运的残酷，还有在这种难以掌控的残酷中闪烁的人性的柔光，对我来说这是一部永恒的经典。

　　文学对历史的书写尽管生动丰富、趣味横生，但很难真正抵达历史的深处，很难精准把握历史的细节，人们总是渴望揭示命运与人性的谜底，但又最终为其所困，这或许是历史题材的文学作品注定了的力不从心，那是因为生活永远都比文学更精彩。文学的本质是描写，是已有经验的呈现与想象的调动，而生活的底色是本真和质朴，它所释放的能量，给人的震撼，是文学难以企及的。

　　中华读书报：如果说“一切经典的、伟大的、永恒的文学作品，本质上都是在书写和表现人的命运的复杂性”，那是否可以说“人的命运”有它呈现的文学传统？

　　刘勇：我认为存在这样的文学传统。从人类的发展历史来看，人的经验一方面刻有时代社会的独特印记，有明显的更迭演进；另一方面，人向内的主体感受又被不断地唤醒和表达，在某种程度上，人的经验又是循环和轮回的，这也是为何我们能在千百年前的诗句中感受到同样浓重的情思。从这个意义上说，对人命运的呈现也有其内在的延续性，人对苦痛的体认成为贯穿现当代文学一条永恒的生命线索。鲁迅的“向死而生”对萧红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延续到当代，又对余华有着精神的牵引。鲁迅力荐萧红的《生死场》，既是对籍籍无名的青年作家的热心帮扶，更根本的原因在于萧红表现的北方人民“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深度契合了鲁迅抗争到底的生命态度，体现了鲁迅对萧红生死观念的高度认同。

　　整部《生死场》直逼“是生还是死”这一令人窒息的主题，在“你要死灭吗？”这一节中，“死”字出现的频率高达20次，似乎一切都与死亡连在一起。《生死场》中有两句话值得特别关注，第一句话是萧红描写中国农村人们原生的生活状态：人和动物一样，像蚂蚁一样，“忙着生，忙着死……”第二句话是在民族危亡之际，东北民众喊出了：“生是中国人，死是中国鬼。”面对这片充斥血腥气与野性的“生死场”，面对人在严酷环境下从无知到有觉的成长，萧红反思了生命在群体精神封闭之下的停滞，这种停滞指向的是历史和文明的停滞，这与鲁迅对本民族未来发展的焦灼与出路的呼求是一以贯之的。

　　萧红的绝笔之作《小城三月》全文共1.3万余字，前部分的描写十分从容，用了近4/5的篇幅来讲述翠姨那些犹犹豫豫的琐事，而从“翠姨一听就病了”到翠姨最终的死亡，只用了不到3000字就匆匆结束了。叙述的节奏由缓慢到突然加快，这恰如翠姨悲剧命运到来之快、之不可掌控。小说的叙述节奏和翠姨的生命节奏恰如萧红的一生，什么都没来得及做人生就完结了，一切都还没有开始就已经结束。这种巨大的悲怆之感与抱憾终身的无可奈何是萧红生命和创作最浓重的底色。

　　中华读书报：“人的命运”既是永恒的话题，又有它的时代语言，您认为如何解读好这种时代语言，又如何把握住它的本质？

　　刘勇：“人的命运”和刚刚谈到的“历史底蕴”有相通之处，它们都是文学经典里的底色，有的浓重一点，有的清淡一点，或隐或显，或近或远。比如我把曹禺的《雷雨》和莫言的《鳄鱼》放在一起探讨，并不是因为这是两部话剧在文体、技法上的对话，而是两部以话剧为形式的作品在人性批判上的遥相呼应。《雷雨》与《鳄鱼》最核心的共同点是在根本上表达了对命运的探索和追问。《雷雨》和《鳄鱼》的命运书写都是极富现实感的，对命运的探索和追问源于现实、发自人物内心。不能把《雷雨》的命运书写简单地理解为宿命论的神秘色彩，而是曹禺深入到错综复杂的现实生活中，深刻地感受到了社会人生的本质意义和必然规律，并将这种规律以戏剧艺术的形式呈现出来。《雷雨》写出了人与命运抗争的过程中内心的恐惧、逃避与挣扎，命运的内涵与人物的性格和行动紧密联系，“命运”虽不直接出场，但人物对命运的迷惘和追问却无处不在。侍萍、周萍等人对命运的无力抗争，两代人之间悲剧的一再发生，都展现了作者对宇宙人生的憧憬与思索，使剧作的命运书写极具震撼力。

　　对人性与命运的书写也是《鳄鱼》的核心内涵，这部作品称得上是一则关于人性与命运的“寓言”。莫言为什么要写作《鳄鱼》这样一部话剧？他在《后记》中表示，自己长期关注着中国大地上反腐败的历史与社会现实，发现人的堕落与变质要从人性上找源头，他认为这在根本上是源于内心欲望的失控，因此他希望能够在话剧中塑造出深刻揭示人性、触及读者灵魂的典型人物。基于这样的创作目的，莫言选择了“鳄鱼”这个意象。剧中饶有兴味地写道，单无惮看着鳄鱼的眼睛，与它对视，就会进人一种忘却一切烦恼的高尚境界。单无惮与鳄鱼互相观察，直至成为彼此的情感支持和精神支柱，鳄鱼就是单无惮，单无惮就是鳄鱼。在单无惮堕落、潜逃之后， “罪与罚” “逃与归”的复杂心理，常常表露在他与鳄鱼的对视上，这种“对视”既是话剧的情景，又是话剧的结构。剧本的隐喻意义正在于，剧中的每个人心里都生长着一条鳄鱼。《鳄鱼》写出了一个忏悔者回看自己人生时的自嘲和感慨，这也恰恰是主人公内心挣扎的原因。莫言在与哈佛大学王德威教授的对谈中提道：过去我们把好人写得完美无缺，这是不对的；但现在我们把痛恨的人写得一无是处，其实也并不客观。我们相信莫言是抱着一种探究、理解的心态来塑造人物的，因此才能对人性、对命运作出如此深刻的诠释。

　　中华读书报：以您的观点，《雷雨》和《鳄鱼》看似是全然不同的社会背景和空间场域，却有着千丝万缕的内在关联。

　　刘勇：的确如此。再比如老舍和徐则臣看似都写北京，但又有各自的时代语言。老舍与徐则臣对于北京这座城市的情感是大不相同的。老舍曾说他是像爱母亲一样地爱着北京，他是在胡同里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北京这座城市已经深深融入他的血液当中，形成了他的文化根脉。老舍对北京的情感是纯粹的，更是深沉的，他对北京的描写牵动着他全部的情感，他不仅对北京文化充满了热忱与陶醉，更为北京人的身份而自豪，也正因如此，才会对文化的消亡与异变感到更加沉痛的惋惜。北京就像一个熟人般地存在于老舍的生命当中，他天生就属于北京这片土地，而北京文化也天生流淌在他的血脉中。北京是他的艺术生命得以存活的土壤，是他的归宿。而徐则臣则是北京的异乡人，他不属于北京，在北京始终处于一种漂泊的状态，北京于徐则臣的意义更多的是大都市，是现代文明的象征。同时，两个人所处的时代背景不同，他们写作的重点也有所不同。老舍处在新旧交替的北京城，他关注的是动荡社会背景下底层人民真实的生存状态，同时对民族历史文化达成深切的反思。而徐则臣却身在一个节奏日益加快、充斥着现代文明的北京城。在这里，乡下的人迫切涌入城市，但是却始终作为城市的边缘人而存在。身在这些“京漂”当中，他的小说更着眼于底层人物在北京生活面对的物质与精神困境，以及在现代文明冲击下，城市异乡人的窘迫与迷茫。归根到底，老舍始终是以一种本土性的目光关照北京，而徐则臣则是始终以观察者的身份来审视北京。

　　虽然徐则臣对北京的市民、北京的风土人情、北京人精气神的描写，特别是对北京人特有语言的描写都是很难跟老舍相提并论的，但是他的“北京系列”小说表现了北京人与北京城的新变化，特别是描写到人与城市的复杂性；从另一方面来说，他的写作更承传了京味文学新的特质，经过陈建功、王朔、刘一达等人，到徐则臣，新京味文学的书写者在徐则臣这里达到了一个新的时代节点，京味还会有新发展、新变化。徐则臣始终在寻求一种与时代相匹配的更合理的文学，他的描写让“京味”获得了新的视野、新的前景，也获得了新的时间和空间。这个城市已经不是当年老舍的北京，而是一个日新月异的、包罗万象的、跟老北京天壤之别的城市。这恰恰就是新京味文学的特质，而徐则臣也在这个意义上具备了新京味作家的特质。北京不再是老北京的北京，而是逐渐成为了徐则臣这样异乡人的北京。土生土长的北京人需要描写，北京的异乡人更需要描写。所以，对北京这个叙事对象来讲，老舍是不可或缺的，张恨水也是不可或缺的，徐则臣更是不可或缺的，他们都有各自的意义，但徐则臣的突出价值在于，他不仅写了北京的当下，而且写了北京未来的发展趋向，毕竟北京是要不断走向未来的。

　　中华读书报：您认为，关注历史，思考命运，这些精神的轨迹何种程度塑造影响着您的现实生活？

　　刘勇：回溯这种影响，就是在回溯我所走过的路吧。历史和命运，这些词听起来很宏大，其实关涉的就是具体的生活，思考这些问题，更多的是为我提供了一种开阔的视野，提供了一种面对一切的勇气。我常告诉我的学生，坦然接受所有，命运设计了一部分既定的道路，还有一部分，我们要通过思考、阅读和行动，努力地创造。（记者 舒晋瑜）